那是一個遙遠的時代，百家爭鳴發生在公元前一千年以內，我國正處在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階段，其時周王室崩塌，諸侯國紛紛崛起，“春秋”與“戰國”的大爭之世延續近六百年，先後誕生出了“春秋五霸” 和“戰國七雄”，那是一個被鮮血和戰亂染紅的六百年，華夏大地戰亂不休滿目蒼痍。伴隨諸侯國的兵戎爭霸在思想文化層面，道家、法家、儒家、墨家、陰陽家等學術流派也紛紛登上歷史舞臺，其不同的思想主張激烈的碰撞燦爛輝煌，影響著爭霸的格局，我們把這一現象稱為百家爭鳴，百家爭鳴是一場大規模的思想解放運動，諸子百家以不同的方式和角度取得了哲學的突破，基本形成了中國的傳統文化體系，推動了以後中國兩千年曆史的發展，那麼六百年來尤其是戰國時代以來，諸子百家到底在爭什麼？諸子百家爭論的是哪些核心問題，為了解決哪些根本的問題？
以世界歷史的視角宏觀視之，百家爭鳴的年代處在世界歷史的一個軸心時代，四大古文明：古印度、古希臘、以色列、中國同軸共鳴，產生了一大批偉大的思想家取得了文化的突破，這是整個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思想解放運動，整個的思想運動的方向是人類開始理性的認識世界，從矇昧出發嘗試去叩問世界的本質，諸子百家出現的整體意義也正在於此。處在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過渡時期，他們在嘗試描繪新的社會輪廓構建新的社會秩序，春秋戰國連年征戰滿目瘡痍，這在一定程度上逼迫和加速了新思想的產生。其時每一個新學派的產生和流通最直接的途徑就是向各諸侯王遊說他的主張，所以士子游學通常都伴隨著諸侯國的改革和新政，諸子百家的思想和主張得以自上而下貫穿於社會的各階層，既然諸子百家的學術和主張是為了親近各諸侯國統治階級，那麼在當時歷史的背景下諸子百家爭鳴的初衷應該圍繞著：1.如何強國；2.應該建立怎樣統治秩序；3如何維持和延續統治；至於給整個中華民族遺傳下燦爛的文化魁寶事實上應該是一個副產品。給整個華夏名族所留下深遠的文化和思想影響反倒是其次的，這一點應該是有悖於我們常規的認知的。
先說說如何強國，這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在弱肉強食的戰國時代，沒有什麼比呆在一個富強的國家更有安全感的，謀身尚且不能，哪有餘力謀道，再有趣的靈魂首先得有一個寄存的肉體。在強國這一點上，應該首推法家，法家在真正意義上把國家打造成一部機器，苦寒的秦國，在秦孝公繼任的時候面臨亡國之危，後由法家商鞅主導變法，二十年後一躍成為強國序列，“車同軌、書同文、統一度量衡”法家把一個國家開始標準化，建立了一套不為個人意志所轉移的標準，並且可以複製輸出，在往後七國爭霸的日子裡，秦國一邊攻城掠地，一邊用法家的思想對新的領地進行改造，直至“六王畢，四海一”，商鞅以法家思想為根基所打造的變法，貫穿了整個戰國時代，在這一點上，個人認為是完敗法家所謂的“仁政”、“王道”、“霸道”之類的，以史為鑑解放生產力，提高生產效率是永遠不會錯的，因為國家的博弈最終是資源的博弈，高效的生產才能囤積起資源。
回到我們的第二點，統治者應該建立怎樣的統治秩序，面對萬萬子民，統治階級該如何用一條線把他們串聯起來，這是困惑每一個執政者到夜不能寐的問題，秦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耗盡了秦六代君主的心血而建立起來的帝國，歷二世而崩塌。道德經說：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法家做到了極致也會產生新的問題，畢竟沒有潤滑油的機器是不能長久運轉的，繃得太緊的弓弦總有斷掉的一天，歷史需要一些溫和而貼近平民的東西，在沒有戰亂的時候具有普世的價值，再沒有比君君臣臣、仁義禮智信更適合統治階級拿來澆灌的東西了，在秦滅亡後的西漢漢武帝發現了這一點，所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法家為骨的行政階級管制之外，儒家可以幫助統治者建立起文化層面的階級，並使之合理化賦予其溫度，“溫良恭儉讓”浸潤到社會的每一個縫隙裡面，法家為骨，儒學為皮肉。
道家的超然是歷史的一個意外，老子是亂世中一個清醒著的人，西出函谷關洩露了五千字的天機，道德經必將是整個哲學世界的總綱，如果法治是骨，儒學為皮肉，道家必定是魂魄，儒和法組成一個載體，裡面住著“道”，道法自然揭示了整個世界的發展規律，它指導帝王如何治大國如同烹小亨如何無為而無不為，他也告誡平民你活在宇宙中只是一個塵埃，但是一粒沙也要活出一粒沙的價值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