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以來，面對疫情的影響，中國央行實施了很多結構性貨幣政策，包括3000億元專項再貸款、增加5000億元再貸款和再貼現額度等。而在疫情逐步解除後，經濟面臨的“弱需求+緊信用”的格局下，預計未來中國總量的降息政策仍將落地。疫情當下，結構性的貨幣政策能對當前經濟形式起到怎樣的作用？結構性貨幣政策與總量型貨幣政策應如何平衡？未來應當以哪種貨幣政策為主？就上述問題，本文特將部分業內專家和IMI成員的觀點整理如下。
以下為文章全文：
1 結構性貨幣政策的作用
IMI學術委員、中國銀行研究院院長陳衛東指出，從我國貨幣政策實施情況看，至2020年3月末，M2增長10.1%，社會融資規模存量同比增長11.5%，增速較上年同期都明顯提升，前3個月，累計新增人民幣貸款7.1萬億元，同比增加1.29萬億元。貨幣市場運行平穩，利率中樞下行。從總量上看，貨幣政策較好體現了逆週期調節思路。但當前影響社會經濟發展的重大關切問題無法僅靠貨幣政策予以解決。如企業難以復工復產，面臨合同按期履約、貸款還本付息、支付廠房租金水電費、員工工資等方面的壓力，需要有針對性的制度安排幫助企業短期紓困，如幫助解決延期履約、延期還本付息、提供適當的財稅補貼等措施。
寬鬆貨幣政策的實施需要銀行機構推動落實。在息差收窄、企業經營困難情況下，銀行要加大信貸支持，就面臨資本補充、不良資產比率上升、準備金覆蓋率下降等方面的壓力，因此，對資本充足率、準備金覆蓋率要求以及不良資產比率的容忍度都應相應調整。
新冠疫情既影響社會需求，也對供給造成重大沖擊。根據社會經濟長期發展面臨的短板和制約因素，應該加大財政支持，加大信貸投放，加強對社會資本的引導，既解決短期需求不足的問題，也為我國經濟中長期競爭力的提升打下堅實的基礎。
IMI研究員孫超表示，應對非常時期的非常衝擊，正確的結構性貨幣政策有助於減小優秀實體企業所受到的傷害。支農、支小再貸款、再貼現這些貨幣政策工具，預計也會加大政策力度，以適度的貨幣增長支持高質量發展，有效支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當前包括貨幣政策在內的各項政策仍在應急模式，而本次疫情事件對中國和全球實體經濟將造成什麼樣的影響，仍是未定之論。從貨幣政策角度，預留充足的政策空間、準備豐富的政策工具箱，都是應對未來高度不確定的國際經濟環境所必需的。非常時期，宏觀政策的作用在於託底，絕非盲目刺激。唯一可以確定預見的是，下一步，穩健的貨幣政策將更加靈活適度。
中國銀行首席研究員宗良提到，結構性貨幣政策使得更多資金更低成本流向了，疫情中受影響較大且在經濟發展中有特殊作用的小微企業，這些支持對於實現小微企業的高質量發展也具有重要意義。短期看，有利於緩解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長遠來看，加大對重點領域和重要行業小微企業的支持力度，尤其是增加製造業中長期融資，為小微製造企業的發展提供穩定、可靠的資金來源，可讓企業把更多的精力用在技術創新與升級上。這些結構性政策與較為充裕的總量貨幣供應平衡較好地適應了當前的市場情況。
2 結構性貨幣政策與總量型貨幣政策的平衡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指出，我們不僅需要有積極的財政政策，而且貨幣政策一定要寬鬆。從一季度數據裡面可以看到，在我們GDP增長幅度負6.8%的情況下，金融增加值增速依然達到6%。也就說金融利潤的增加值是建立在經濟停擺之後照常收租金、照常拿利息這個基礎上的，如果沒有與經濟匹配的寬鬆政策，這種實體經濟與金融之間的錯位，一定會是經濟正循環常態化的最大障礙。所以貨幣政策不一定要大水漫灌，但在價格上的變化和降息的力度一定要大。
IMI學術委員、中國金融出版社總編輯郭建偉指出，為應對疫情和復工復產復市，人民銀行及時、精準、綜合運用貨幣政策的結構性和總量調控，其效果明顯。
一是出臺結構性貨幣政策，如3000億元專項再貸款，只要是疫情防控指揮部調動防疫物資有關的名單企業就可申請，這一政策的最大好處是貨幣傳導沒有中介，效率最快，因為名單企業到商業銀行申請只是辦理業務不用信貸審批，時間最短，商業銀行報人民銀行轉賬也迅速，對疫情防控作用及時精準。
二是人民銀行同時出臺了增加1.7萬億元流動性的總量政策，強有力地穩定了我國股市、債市和貨幣市場春節後正常平穩開市，為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市場環境。反觀國際金融市場動盪，以及零利率或負利率加量化寬鬆貨幣政策背景，人民幣匯率穩定性優於其他貨幣、貨幣政策仍處於正常狀態，人民幣資產是最有吸引力的保值增值資產，證明這一總量貨幣政策有效。
三是出臺了增加5000億元再貸款和再貼現額度的政策，屬於總量調控，不再區分名單內外但需要商業銀行信貸審批中介，只要有需求都可以通過商業銀行申請予以支持。但同時能在支持具體企業時發揮政策導向的結構性作用。比如用再貸款再貼現支持掛在產業鏈上的中小企業開展在鏈信用融資、票據融資、保理融資等供應鏈金融服務。
四是4月20日LPR下降的總量政策必將減輕所有新增貸款和重新浮動貸款的借款利息負擔。
總之，貨幣政策的結構性調控和總量調控都是辯證統一的，雖然表現形式上有無條件之分，傳導上有無中介之別，但從二類調控資金產生的銀行流動性結果來看最後必然反映在總量上，比如市場利率下行。
IMI學術委員、中國銀行原副行長王永利強調，貨幣政策需關注“三大”結構性變化。第一，財政收入結構發生根本性變化；第二；貨幣投放結構發生根本性變化；第三，股市大漲大跌，留下嚴重後遺症。因此，從貨幣總量統計、增長目標、貨幣投放，及風險約束等方面，他針對當前經濟狀況給出相應的貨幣政策建議：其一，要確保貨幣總量統計口徑的準確性；其二，需要準確設定和有效控制貨幣總量增長目標；其三，加大貨幣投放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包括要進一步實施降準，進一步推動利率水平明顯降低，以及深化改革，強化金融機構的風險約束。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金融系教授、中國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何平 提到，中國央行目前已採取了多種貨幣政策手段來緩解疫情衝擊，但隨著疫情進一步在全球蔓延，國內經濟可能受到更大的影響，未來需要更加積極的貨幣政策進行應對，包括增強銀行對中小企業的信貸激勵，通過企業對弱勢家庭進行扶助，積極配合財政政策，優化國際資本的流動等。
IMI研究員藍國瑜提到，從貨幣政策本身的特點以及過往國內外採用結構性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來看，貨幣政策在總體上應該是總量型的、中性的，這不僅僅有利於各市場主體形成共同的、穩定的預期，更有利於將選擇權交回給市場，進而更好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結構性貨幣政策在應對經濟危機、調整經濟結構、激活失效的貨幣傳導機制等方面確實具有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但同樣可能產生模糊政策目標、誘發激勵扭曲的潛在負面效果。因此，在平衡兩者時，總量型貨幣政策當是主抓手，結構性貨幣政策則為調節器。
3 未來應當以哪種貨幣政策為主
IMI特約研究員、西班牙對外銀行研究部亞洲首席經濟學家夏樂 認為，當前階段更應當注重結構性貨幣政策的作用。COVID-19疫情爆發以來，中國貨幣政策當局採取多種措施幫助穩定經濟，其中既包括再貸款、再貼現這樣的結構性貨幣政策，也包括降準降息這樣的總量貨幣政策。從本質上講，貨幣政策是總量政策，它的變化通過適當的傳導途徑去影響經濟個體的行為和預期，以達到政策調節目的。然而，COVID-19疫情對經濟中各部門造成了嚴重而不均衡的衝擊，這就要求在利用貨幣政策進行調整的過程中需要更注意方向和力度的精準性，否則不但事倍功半，還會對經濟長遠的健康發展帶來不利影響。因此，在當前政策放鬆期間，應當突出結構性貨幣政策的精準滴灌作用，總量貨幣政策予以配合。除此之外，結構性的貨幣政策還可以與財政政策結合使用，最大限度發揮政策效力，扶助那些受到疫情嚴重衝擊的部門、企業和個人。
天風證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師孫彬彬指出，結構性貨幣政策在疫情防控期間發揮了積極作用，且對於普惠小微貸款支持效果顯著，但不能認為結構性貨幣政策可以取代總量貨幣政策。總量貨幣政策需要為結構性貨幣政策的運用營造適宜的金融貨幣條件，同時還維護商業銀行的適當訴求。結構性政策運用以降低實體融資成本的同時，需要總量政策降低銀行的負債成本。後續央行結構性貨幣政策仍要實施，並且在確認信用傳導有效之前，總量寬鬆仍會繼續維持，降準、降息仍有必要。既然貨幣政策總量寬鬆的方向不變，那麼利率下行也不變。
平安普惠金融研究院特約研究員陳述提出了更好運用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改善小微融資的建議：一是防控疫情專項再貸款採取的“投向約束+名單制”是改善弱勢領域或薄弱環節的信貸投放的可行方式。二是增強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的創設及使用的靈活性。三是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需要更多政策協同。
（注：本文綜合了IMI專家以及澎湃新聞、新財富、21世紀經濟報道、首席經濟學家論壇、平安普惠金融研究院、證券日報、固收彬法公眾號、王永利公眾號等媒體的報道。）
觀點整理 文錫煒
編輯 侯津檸
責編 金天、蔣旭
監製 安然、劉家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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