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坎通納在The Players' Tribune上更新了一篇親筆信。這一次，這位曼聯國王並沒有像很多球員那樣回顧自己的職業生涯歷程，而是從另一個角度出發，講述了一些家族往事，並以更高的視角號召足球應迴歸於其本身的意義。全文如下：
足球會給予你人生的意義。我一直深信這一點。
但你的人生，你的故事，你的存在，它們也同樣給予足球意義。
這一次，我準備寫一些此前從未說過的話題。我需要為你講一個故事，一個讓我成長為如此模樣的故事。故事的開始甚至要追溯到我還未出生的歲月。
我們要從尚處於西班牙內戰時期的1939年講起。我的外公成長於巴塞羅那，在那場殘酷的戰爭迎來苦澀的結局前，他一直在抵抗獨裁者弗朗哥的勢力。在戰爭即將結束之際，他成了被通緝的人。在弗朗哥麾下的國民軍戰士包圍巴塞羅那之前，他只有幾分鐘的時間可以逃脫。危急之下，他必須要徒步穿過比利牛斯山來到法國，為此他甚至沒有時間好好與人道別。但這就是他要面對的結局，活著或是死亡。
在他離開之前，他見了自己的女朋友，並問她，“你是否準備好跟著我一起走？”
當時他28歲，而她只有18歲。對於她而言，這個決定意味著她必須要離開自己的家人、朋友，告別熟悉的一切。
但是她說，“好，當然準備好了。”
這個人就是我的外婆。
殘酷的戰爭令很多西班牙人流離失所，本圖為“墨西哥手提箱”攝影展中的一張拍攝於濱海阿爾熱萊的照片
他們一起逃至位於法國海岸線上的濱海阿爾熱萊的難民營。當時那裡接收了超過10萬名西班牙難民。你能想象到如果法國人拒絕接收他們將會是怎樣的情景嗎？不過這樣的事情並沒有發生，他們用同情心對待著這些難民，在人道主義的光環下，人們總會向受難的人們展現出同情與憐憫，並施以援手。在一段時間之後，這些難民得到了一個去聖艾蒂安康塔累斯修建一座大壩的機會。移民的生活從此開始。你必須要去該去的地方了，你也必須要做你該做的事情了。因此他們共同來到那裡，開始了新生活。
幾年後，我的母親出生了，隨後他們舉家搬至馬賽生活。
這是一段與我血緣有關的故事。在這樣的故事之後，才誕生了如今的我。但這段往事在我的腦海裡卻也如一段飄渺的夢一樣。由於處境艱難，他們在經歷這段艱難的歲月時只有故事，沒有任何照片記錄，因此這些往事看不見也摸不著。但是在2007年，攝影家羅伯特-卡帕著名的“墨西哥手提箱”在墨西哥城內的一座房子裡被找到。在裡面的舊盒子中，留存著西班牙內戰時期的4500張底片，而它們已經遺失了超過60年的時間。沒人知道這些底片，這個手提箱是如何來到墨西哥的。
“墨西哥手提箱”中的內容很好地反映了那個十分匱乏影像資料的年代裡戰爭的殘酷性
我對此十分好奇，於是趕在他們在紐約舉辦關於這個手提箱的攝影展時，我帶著妻子一同前往觀看。
這其中絕大多數的照片都只是以微小的底片形式展出，足有數千張。你必須要藉助放大鏡才能看清它們。但在位於影展中心位置放置的一些圖片則非常巨大，甚至幾乎有三米高。照片中人的尺寸被放大至真人大小。看著這些照片，你甚至有種能夠觸碰他們的感覺。
而我也是在這裡見到了自己的外公。這看似不太可能，不是嗎？
但他卻真的以一個年輕男子的形象呈現在那裡。我深信那就是他，但我並不能完全確定，因為我在很小時候就不曾再見過他了。因此，當這次展覽一個月後轉至法國舉辦時，我讓母親也去看一看。
他又一次出現了，以一個年輕男子的形象呈現在展覽中。
我說，“真的是他嗎？”
母親說，“是，就是他。他們就是那個時候開始翻山越嶺的。”簡直不可思議。
想象一下，倘若外公沒能成功的話將會如何，倘若外婆沒陪伴在外公身邊又將會如何。或許此後連我的母親都不存在，更不要說之後的我了。然而，這只是我要講的故事的一半，此外還有另一張照片影響了我的人生。
我的曾祖父和曾祖母同樣也是移民。1911年，由於貧困，他們從撒丁島逃至法國避難。在來到法國後三年，我的曾祖父受到服役徵召，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戰爭中深受毒氣傷害的他在晚年為了更通暢地呼吸，甚至要抽桉樹葉。
他的兒子，也就是我的爺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以法國士兵的身份參戰，他在戰爭結束返家後成為了一名建築工人。最終，他攢夠了錢，在馬賽市區的某個小山頂上買了塊地，那裡還有一個小洞穴，而那個時候我的父親差不多是十幾歲的年紀。儘管我的爺爺會建房子，但在需要建造時間的那個階段裡他們還需要住處，所以他們要怎麼辦才好？很簡單，他們在洞穴內住了兩年多，甚至只能用爐灶來取暖。當家人們講起這種“過去的故事”時，你總會感覺有些飄渺而不切實際，但的確有一張拍攝於1956年冬天的照片記錄了當時的情況，我的爺爺奶奶以及父親一同在洞穴裡，裹著毛毯取暖。
爺爺從洞穴外開始，年復一年地一點點建起了房子。他先做了一個壁龕，接著是一個小平臺，然後再在其上方為我父母建造了一座房子。那是我成長的地方，也是我繼承了的地方。它自然也融入了我的血液。在我小時候的記憶裡就有要抗著10個沙袋到小山上的房子旁的經歷，因為當時他們仍未徹底完成修建，而我每次都必須要做完這些後才能踢球。當時，父親白天會繼續修建房屋，而晚上則會去精神病院做護工。即便這些記憶只是往事的碎片，但它依舊有著特別的含義。
父親去那家特別的醫院做護工是因為他自己的教父當時是那裡的病人。教父的名字叫蘇維爾，同時還是我奶奶的哥哥。他曾在二戰期間被投入獄中長達五年，這段經歷所帶來的創傷最終令他住進了愛德華-圖盧茲醫院。我的父親與蘇維爾頗為親近，並受他的影響成為了一名照看精神病人的護工。最終他得以與自己的教父同處一間病房，每晚照顧他。
這就是我的家人，我的過去，我的藏在心靈身處的故事。我曾在世界各地駐足過。實際上，為了重新拾起家族的歷史，我去年剛剛在撒丁島買了一塊農地。不過對我來說，我始終會全心全意地愛著馬賽這座城市，因為正是在這裡的記憶塑造了我。它永遠是我心中有著獨一無二地位的城市。
當有人問我為什麼我會這麼踢球的時候，這就是答案。足球賦予人生以意義，沒錯。但人生也同樣會賦予足球以意義。我幾乎從未討論過這些往事，尤其是關於我父親的教父這一段。這些話說起來很難。而當我談論起這段故事的時候，似乎有天使在與我做著溝通一樣。但我分享自己的這些故事是出於一個重要的原因的。
在我們如今生活的這個時代中，仍有很多人受到貧窮、戰爭等影響及困擾，甚至是需要移民。如今，全世界還有很多很多的人甚至沒有錢買一個足球，更不要說花上200歐元去現場看一場英超聯賽，或是花上400歐元在電視上看足球比賽了。足球是人生中最偉大的老師之一，它也是人生中最偉大的激勵者之一。但如今足球的商業模式卻忽略了這世界上太多太多的人了。
貧民區需要足球，而足球也需要貧民區，兩者的需求是一致的。我們需要支持、鼓勵足球以更可持續、更積極、更包容的姿態存在，而我會為此盡一切努力。這也是我加入到“共同計劃”運動，併成為他們第一個導師的原因。“共同計劃”的目標是將整個足球產業中1%的收入投入至草根足球慈善機構，如今已經有超過60名球員承諾將自己薪酬的1%捐獻給該計劃。更美好的是，這其中既有來自豪門的球員，也有來自小球隊的球員，除男足球員外也有女足球員，他們遍佈全球不同地區的聯賽。
坎通納成為了由馬塔所發起的“共同計劃”的首位導師
足球應該是屬於所有人的。這不僅僅只是一個烏托邦式的想法。在這項運動中處於舞臺最中央的人們自然也應該團結起來，為足球在社會層面的影響發揮作用。我們所有人，無論富有還是貧窮，無論是移民還是世世代代的當地人，都應該在足球運動中找到同樣的快樂與喜悅。我們用同樣的語言交流，我們也用同樣的情緒釋放自我。
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一直被問到同樣的問題。
“為那支曼聯效力是什麼感覺？為什麼你表現得那麼好？”
人們總想聽到內容豐富的答案。我想，他們應該是希望能夠從中探究到某些秘密吧。但答案是非常簡單的。弗格森爵士非常擅長一件事：在數小時的努力之後，無論何時我們登場比賽，我們總能自由地踢球。我們可以在比賽中充分地感受到這種自由，可以向我們想要區域進行跑位，以我們想要的方式比賽。
我只能享受這樣的足球。
但如果沒有自由的話，足球將會怎樣？
因此，請大家允許我對那些負責運行、經營這項全球性運動的人——球員、經紀人、贊助商及各組織機構等提出同樣的問題。
如果足球與自由無關的話將會怎樣？
如果人生沒有自由的話將會怎樣？
人生的意義又是如何？
我想我們都會認為，我們可以為全人類的福祉做到更多。
寫到這裡，相信你已經瞭解了我的過去。我來自於一個有著移民、叛逃者、軍人以及工人的家庭。當我還是孩子的時候，家裡並不富裕，但對我來說，人生的真正意義在於我們能夠在某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中尋找到真正的快樂。
這或許是家人們一起共進的一次簡單的野餐，我們三雙襪子捲成球后再用一根鞋帶繫好的一個球，大家頂著陽光一起踢著、玩著，然後躺在草坪上。我們驚歎於這一切，卻也習以為常。
當我在30歲那年決定退出足壇時，你知道我做了什麼嗎？我做了件對我來說意義特別的事情。我去了那座外公外婆在1939年必須逃離的城市生活了一段時間。
是的，我去了巴塞羅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