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規定，“常識”是不需要證明的。
比如說，太陽東昇西落，春夏秋冬，月有陰晴圓缺，等等。
但是，“常識”又是相對的。
比如說，上述常識是每個正常的成年人共有的常識，任何人都知道，無論他是男是女，是漢族人，還是維族人。
但是，有些“常識”是有“壁壘”的。這個“壁壘”，就是“行業”。
人說，“隔行如隔山”，行業成為很大的“壁壘”。
也就是，對行業內的人，是常識，對行業外的人他不是“常識”，而是專業知識。
“常識”還隨著人的知識和經驗的增加而發生變化。
比如，我是個初學者，有些知識對我來說是新知識，但是，隨著我不斷學習，深入的研究，有些知識對我來說就成為了“常識”。
在辦理案件過程中，“常識”起到“粘合劑”的作用，有些證據擺在司法人員的面前，司法人員可能感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但是，如果司法人員在司法判斷的時候運用“常識”，證據鏈條就變得完整。（舉例:多年前辦理的一起掩飾隱瞞犯罪所得案）。
多年前，筆者辦理一起掩飾隱瞞犯罪所得案：某甲在煙臺市芝罘區的二手車交易市場購買麵包車一輛，據某甲交代，買車的時候，買車人告訴他此車是“黑車”，他不知道賣車人是誰，也沒有賣車人的聯繫方式。
證據情況：某甲的供述，扣押的贓車，被害人某乙在濟寧市汶上縣報案的筆錄、刑事立案決定書等。
此案的證據情況是否達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可以移送審查起訴的條件？對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偷車的人沒有到案，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排除行為人在路邊“拾”的車。有人認為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這是我的觀點。
筆者的思路是：某甲得到這輛車無非有以下途徑：一是自己合法購買；二是盜竊他人的；三是購買的黑車；四是“拾”的車。從經驗上判斷，沒有第五中可能。
根據上述證據，可以得知，合法的購買的可能可以排除。第四種可能也可以排除，再說從經驗上判斷，一個人在路邊“拾”個錢包是可能的，但是，“拾”一輛汽車，在經驗和常識上無法接受的。這個也可以排除。
對於第二種可能，這種可能是存在的，不排除嫌疑人自己偷車自己用的情況，但是，嫌疑人供述說購買的“黑車”。因此，嫌疑人的行為只有這兩種可能。
可以說，這些都是“常識”。
現在的情況是，我們的認識程度，只能認識到他構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程度，認識不到他構成盜竊的情況。
如果他的行為就是掩飾隱瞞犯罪所得，按照掩飾隱瞞犯罪所得追究其刑事責任，嫌疑人罪有應得。
如果嫌疑人構成盜竊，按照掩飾隱瞞犯罪所得追究其刑事責任，也沒有加重嫌疑人的責任。
盜竊行為從性質上包含掩飾隱瞞犯罪所得行為。比如某甲盜竊一輛汽車並出售，嫌疑人有兩個行為，分別是盜竊行為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行為，但是因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行為是“事後不可罰”的行為，在法律評價上被評價為盜竊行為。
因此，在我們的認識程度只能達到嫌疑人構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的情況下，認定其構成岩石隱瞞犯罪所得是完全可能的。
筆者還辦理一起非法經營菸草的案件：嫌疑人從上線處購買捲菸，然後進行零售。
證據情況：嫌疑人的供認不諱，上線供認不諱，嫌疑人給上線的打款的明細，上線給嫌疑人發貨的物流。
我們沒有獲得捲菸的購買者的證人證言，因為嫌疑人是零售，有的人買一包，有的人買兩包，嫌疑人不認識購買捲菸的人，因此，找到這些購買捲菸的人並做筆錄是不可能完成的證明任務。
在移送審查起訴的時候，有人提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理由是沒有購買人的證言。“有人”認為，不排除一種可能，嫌疑人沒有將捲菸出售，而是將捲菸扔到海里怎麼辦？
筆者的觀點是：嫌疑人自己都說是將捲菸零售，如果他將捲菸扔到海里，他購買如此大量的捲菸幹什麼？腦子有病麼？
還有人說，嫌疑人自己將煙吸了怎麼辦？我說，如此大量的捲菸，他能吸完麼？
“常識”告訴我們，他不可能將捲菸扔到海里，他也不可能將這麼多的捲菸用於自己吸。
我們完全可以根據上述證據認定其銷售捲菸的數量和金額。
筆者有時候想，不是嫌疑人的腦子有問題，而是辦案人員的“腦子”有問題。
因此，某個案件的證據鏈條是否完整，證據情況是否達到了“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能夠排除合理懷疑”程度，有時候是“常識”“彌合”了證據鏈條之間的空缺。“常識”讓看上去不完整的證據鏈條完整起來。它就好像“粘合劑”一樣。
偵查人員在做筆錄的過程中，有的偵查人員非常專業，他認為是“常識”的問題，他就不問了，作為嫌疑人也是一樣，他認為是“常識”的東西，他就不說了。
對於某個偵查人員做的筆錄，他在看這份筆錄的時候，這份筆錄是完整的，為何？因為，他在閱讀這份筆錄的過程中，他自覺不自覺的用自己的“常識”來填補他做的筆錄的“空隙”。
但是，如果換個偵查人員看這份筆錄，他可能看不懂，他可能會說:做的什麼筆錄？筆者認為，這是因為他缺乏這種“常識”，因此，他無法用“常識”填補證據之間的“空隙”，而顯得“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筆者曾經辦理一起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案，某甲嫌疑人供述說，他開出增值稅專用發票後，交給了某乙。某乙也知道發票是虛開的。
有人對我說，你們應該調查一下，上述發票是否認證抵扣，這樣確定一下稅款是否有損失。
我是這樣說的：嫌疑人為何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他虛開的目的就是去認證抵扣，如果不去認證抵扣，他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幹嘛？你可能會說，嫌疑人接受虛開的發票以後，他不去抵扣，在進行賬務處理的時候，直接將價稅合計計入成本，如果是這樣的話，他根本沒有必要去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他開具增值稅普通發票就可以了，虛開的專用發票的風險要大大高於虛開普通發票的風險，既然這樣，嫌疑人豈不是“捨近求遠”？退一萬步說，即便嫌疑人說的有道理，作為成本和固定資產核算，在會計上，作為成本核算，在計算所得稅的時候，成本是扣除的，如果作為固定資產核算的時候，根據政策，有的規定在計算所得稅的時候，成本是一次性扣除的，即便不是一次性扣除，固定資產是要折舊的，每年的折舊也是轉入到產品的成本中，從而影響所得稅。可以這樣說，嫌疑人虛開的數額乘以25%，就是他偷逃所得稅的數額。
筆者的上述分析，在稅法上和會計上，就是“常識”。如果不具備上述知識，你可能就感覺給嫌疑人制作的筆錄不合格，或者你認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但是，上述常識，在稅法上和會計上，都是用白字黑字寫著呢。
對於嫌疑人來說也是如此，有時候，嫌疑人在供述的時候，他是按照自己的思路供述的，供述的過程中，他將他認為“常識”的東西省略了，此時，如果偵查人員缺乏這種專業知識和經驗，偵查人員就“聽不懂”，只有偵查人員通過學習和時間，具備了這種“常識”，對嫌犯的審訊才暢通無阻。
筆者曾經辦理一起票據詐騙案，嫌疑人開具商業承兌匯票，然後將票據賣給內蒙古一家村鎮銀行貼現，然後改村鎮銀行有轉貼現給全國13家股份制銀行之一的恆豐銀行，該銀行又貼現給民生銀行，民生銀行有貼現給光大銀行。匯票面值接近十個億。
如果你僅僅看上述案情的描述，你理解不了民生銀行為何敢為恆豐銀行轉貼現如此鉅額的票據。這是因為，民生銀行的如意算盤是，如果這些票據除了問題，我可以向恆豐銀行“追索”，我不會有損失。
因此，如果你要理解上述案情，必須具備票據法業務的“常識”，比如說貼現、轉貼現、追索權等。
如此，偵查人員在訊問的時候，你能夠用專業“常識”來“彌合”嫌疑人供述的“空隙”，從而讓證據鏈條顯得完整。否則，你會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筆者現在想，各種證據就好像一塊一塊的“磚”，而偵查人員的知識和經驗形成的“常識”，就是“粘合劑”，辦案人員審查判斷證據的過程，就是將一塊一塊的“磚”，用水泥沙子這種“粘合劑”，將“大廈”建立起來的過程。
這裡的“大廈”，就是刑法上的犯罪構成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