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三〕陸放翁跋《花間集》，謂：“唐季五代，詩愈卑，而倚聲輒簡古可愛。能此不能彼，未可以理推也。”《提要》駁之，謂：“猶能舉七十斤者，舉百斤則蹶，舉五十斤則運掉自如。”其言甚辨。然謂詞必易於詩，餘未敢信。善乎陳臥子之言曰：“宋人不知詩而強作詩，故終宋之世無詩。然其歡愉愁苦之致，動於中而不能抑者，類發於詩餘，故其所造獨工。”五代詞之所以獨勝，亦以此也。
譯：陸游在《花間集·跋》中說道：“晚唐五代，詩作越來越卑下，然而詞作卻簡樸古雅，生動可愛。能夠作好詞而不能作好詩，沒法用道理去推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駁斥陸游說：“這好比能夠舉起七十斤的人，舉一百斤就會摔倒，舉五十斤就運轉自如。”這些話講得很明白，作詩難於作詞。但是說作詞一定比作詩容易，我不敢相信。還是陳子龍說得好：“宋人不知詩而勉強作詩，所以整個宋代沒有好詩。但是他們歡欣愉悅、憂愁苦恨的情緒，在心中湧動而無法抑制，大部分通過詞來抒發，所以他們作的詞特別工巧。”五代詞所以特別突出，也是因為這個緣由。
五十三則評析：
此則通過詩、詞的盛衰變化，簡要點明文體的演變。先通過陸游之口訴說詩的衰落和詞的興起是無理由可言，再通過《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著重表達作詩難於作詞，最後借明末詩人陳子龍之口表明自己（王國維）的觀點。王國維認為：詩在晚唐以後，尤其是五代和宋，之所以衰落是因為詩人們不知詩而強作詩，寫詩太過理性或虛情（套路化、世俗化）；而詞在晚唐至宋，之所以走向繁盛，恰恰是因為在詞這種新文體下詩人們能夠突破以往舊形式的束縛，將發自內心的感情真誠地表達或寄託，這樣詞就有了新鮮、活潑的生機，有了近似於古人作品中簡古可愛的風韻。
至於文體盛衰的原因有很多，暫時留到下則再妄測。王國維通過文體的盛衰比較，重點還是為了強調寫好詩、詞，感情真摯、自然是基礎。而這也是他一再強調的“境界說”的理論基礎。
〔五四〕四言敝而有《楚辭》，《楚辭》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詩敝而有律絕，律絕敝而有詞。蓋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傑之士，亦難於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體，以自解脫，一切文體所以始盛終衰者，皆由於此。故謂文學後不如前，餘未敢信。但就一體論，則此說固無以易也。
譯：四言詩衰落後出現了《楚辭》，《楚辭》衰落後出現了五言詩，五言詩衰落後出現了七言詩，古詩衰落後出現了律詩絕句，律詩絕句衰落後出現了詞。這是因為一種文體通行久了，作者就越來越多，自然會形成大家習以為常的套路。豪傑之士，也很難在這種情況下再有新的創意，所以避開它而創作其它的文體，以此求得自我解脫，一切文體之所以開始走向盛大而最終走向衰落，原因都在這裡。因此說文學作品後來的比不上先前的，我不敢相信；但是就單一文體而言，那麼這一說法確實無法改變。
五十四則評析：
此則王國維簡要訴說了詩歌文體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的變化。他重點強調了兩種變化：一種主要是單句字數變化，一種是古體、格律體以及詞體的變化。兩種變化其實是一種變化——形式的變化。在王國維看來，之所以發生以上變化，最主要的原因是同一文體寫得多了和久了，該寫的都寫了，寫作趨同化、套路化，而
為了出新首先就要突破形式束縛或給形式增加新的要求。但這裡四言詩、《楚辭》、五言詩、七言詩之間沒有必然的、邏輯的替代關係，例如四言詩（以《詩經》為代表的中原禮儀文化）和《楚辭》（南方靈巫文化）更多的是地域性上的文化差異導致的文體差異，而不是替代關係。後面兩種文化和文體交融後，產生了更多新的可能，作為後起的五、七言詩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其影響而產生。
王國維還認為文體之間優劣不分時間前後，只有同一文體優劣才分時間前後。這話整體上沒有錯，不僅同一文體如此，大抵世間的萬事萬物皆如此。因為盛衰變化都逃不脫萌芽、發展、繁盛、衰退的規律。然而就拿同一文體而言，宏觀上的規律固然不可改變，但微觀上因為天才人物的出現，讓本已衰敗的文體土壤中長出奇葩或碩果也不是沒有可能。
本人認為影響文體變化的因素有很多，除了上面講的客觀規律外，國家的重視與否、社會風氣的好惡、人口整體文化素養的高低、思想或技術的革新、客觀環境的變化等等都深刻影響著文體的變化。
〔五五〕詩之三百篇，十九首，詞之五代、北宋，皆無題也。非無題也，詩詞中之意，不能以題盡之也。自《花庵》、《草堂》每調立題，並古人無題之詞亦為之作題。如觀一幅佳山水，而即曰此某山某河，可乎？詩有題而詩亡，詞有題而詞亡。然中材之士，鮮能知此而自振拔者矣。
譯：《詩經》三百篇，《古詩十九首》，五代、北宋詞，都沒有題目。不是沒有題目，是詩詞中的意思不能夠通過題目盡述。自從《花菴詞選》、《草堂詩餘》每調設立題目，連古人沒有題目的詞也為它們擬出題目，如同賞觀一幅好的山水畫，卻一定要說畫的是某山某河，合適嗎？詩有了題目而詩衰亡，詞有了題目而詞衰亡。但是中等才能的人，很少能知道這個道理而自覺地奮起脫離這一習慣。
五十五則評析：
王國維此則論述了詩、詞的有題與無題，著重強調了詩、詞不可強立題目，否則會因題害意，因為題目往往不能盡作者之意旨，這樣不僅讓欣賞者對作者的本意容易誤解，而且也會將欣賞者侷限在片面的所得。王國維這個觀點可以在部分情況下成立：一是一首詩歌中有多重意思或意旨不明確；二是一首詩歌是因一時興感所發，不加修飾和過多思索，自然而成，情深或意遠。很顯然，王國維主要是想講第二種情況，因為這種情況下體現的是真景物、真感情的有我或無我“境界”。
不少詩論家和詩人講究詩歌要點題，這是另一種創作思路。詩人們由實際或想象生髮詩情和詩意，並由所感所思提煉詩情、詩意，然後根據一定的規則和技巧，組織篇章，煉句煉字，最後修正定稿。這樣出來的作品精美處巧奪天工，並不遜於一些似無人為痕跡的自然靈動之作。前一種中的上品可以視為人造美或極致美，後一種中的上品可以視為自然美或神韻美。
不過也要注意一些本屬於自然美或神韻美的作品，作者出於特殊考慮加入題目，詠物作品就是典型。
可見詩歌有題或無題並不絕對對立的關係，依據作者的創作和審美需要可有題也可無題，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不可妄作題目。另王國維所舉無題的例子不盡然正確，例如北宋不少大詩人作詞都是有題存在的，像歐陽修、蘇軾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