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三〕陆放翁跋《花间集》，谓：“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辄简古可爱。能此不能彼，未可以理推也。”《提要》驳之，谓：“犹能举七十斤者，举百斤则蹶，举五十斤则运掉自如。”其言甚辨。然谓词必易于诗，余未敢信。善乎陈卧子之言曰：“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故终宋之世无诗。然其欢愉愁苦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馀，故其所造独工。”五代词之所以独胜，亦以此也。
译：陆游在《花间集·跋》中说道：“晚唐五代，诗作越来越卑下，然而词作却简朴古雅，生动可爱。能够作好词而不能作好诗，没法用道理去推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驳斥陆游说：“这好比能够举起七十斤的人，举一百斤就会摔倒，举五十斤就运转自如。”这些话讲得很明白，作诗难于作词。但是说作词一定比作诗容易，我不敢相信。还是陈子龙说得好：“宋人不知诗而勉强作诗，所以整个宋代没有好诗。但是他们欢欣愉悦、忧愁苦恨的情绪，在心中涌动而无法抑制，大部分通过词来抒发，所以他们作的词特别工巧。”五代词所以特别突出，也是因为这个缘由。
五十三则评析：
此则通过诗、词的盛衰变化，简要点明文体的演变。先通过陆游之口诉说诗的衰落和词的兴起是无理由可言，再通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着重表达作诗难于作词，最后借明末诗人陈子龙之口表明自己（王国维）的观点。王国维认为：诗在晚唐以后，尤其是五代和宋，之所以衰落是因为诗人们不知诗而强作诗，写诗太过理性或虚情（套路化、世俗化）；而词在晚唐至宋，之所以走向繁盛，恰恰是因为在词这种新文体下诗人们能够突破以往旧形式的束缚，将发自内心的感情真诚地表达或寄托，这样词就有了新鲜、活泼的生机，有了近似于古人作品中简古可爱的风韵。
至于文体盛衰的原因有很多，暂时留到下则再妄测。王国维通过文体的盛衰比较，重点还是为了强调写好诗、词，感情真挚、自然是基础。而这也是他一再强调的“境界说”的理论基础。
〔五四〕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也。
译：四言诗衰落后出现了《楚辞》，《楚辞》衰落后出现了五言诗，五言诗衰落后出现了七言诗，古诗衰落后出现了律诗绝句，律诗绝句衰落后出现了词。这是因为一种文体通行久了，作者就越来越多，自然会形成大家习以为常的套路。豪杰之士，也很难在这种情况下再有新的创意，所以避开它而创作其它的文体，以此求得自我解脱，一切文体之所以开始走向盛大而最终走向衰落，原因都在这里。因此说文学作品后来的比不上先前的，我不敢相信；但是就单一文体而言，那么这一说法确实无法改变。
五十四则评析：
此则王国维简要诉说了诗歌文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变化。他重点强调了两种变化：一种主要是单句字数变化，一种是古体、格律体以及词体的变化。两种变化其实是一种变化——形式的变化。在王国维看来，之所以发生以上变化，最主要的原因是同一文体写得多了和久了，该写的都写了，写作趋同化、套路化，而
为了出新首先就要突破形式束缚或给形式增加新的要求。但这里四言诗、《楚辞》、五言诗、七言诗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的替代关系，例如四言诗（以《诗经》为代表的中原礼仪文化）和《楚辞》（南方灵巫文化）更多的是地域性上的文化差异导致的文体差异，而不是替代关系。后面两种文化和文体交融后，产生了更多新的可能，作为后起的五、七言诗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其影响而产生。
王国维还认为文体之间优劣不分时间前后，只有同一文体优劣才分时间前后。这话整体上没有错，不仅同一文体如此，大抵世间的万事万物皆如此。因为盛衰变化都逃不脱萌芽、发展、繁盛、衰退的规律。然而就拿同一文体而言，宏观上的规律固然不可改变，但微观上因为天才人物的出现，让本已衰败的文体土壤中长出奇葩或硕果也不是没有可能。
本人认为影响文体变化的因素有很多，除了上面讲的客观规律外，国家的重视与否、社会风气的好恶、人口整体文化素养的高低、思想或技术的革新、客观环境的变化等等都深刻影响着文体的变化。
〔五五〕诗之三百篇，十九首，词之五代、北宋，皆无题也。非无题也，诗词中之意，不能以题尽之也。自《花庵》、《草堂》每调立题，并古人无题之词亦为之作题。如观一幅佳山水，而即曰此某山某河，可乎？诗有题而诗亡，词有题而词亡。然中材之士，鲜能知此而自振拔者矣。
译：《诗经》三百篇，《古诗十九首》，五代、北宋词，都没有题目。不是没有题目，是诗词中的意思不能够通过题目尽述。自从《花庵词选》、《草堂诗余》每调设立题目，连古人没有题目的词也为它们拟出题目，如同赏观一幅好的山水画，却一定要说画的是某山某河，合适吗？诗有了题目而诗衰亡，词有了题目而词衰亡。但是中等才能的人，很少能知道这个道理而自觉地奋起脱离这一习惯。
五十五则评析：
王国维此则论述了诗、词的有题与无题，着重强调了诗、词不可强立题目，否则会因题害意，因为题目往往不能尽作者之意旨，这样不仅让欣赏者对作者的本意容易误解，而且也会将欣赏者局限在片面的所得。王国维这个观点可以在部分情况下成立：一是一首诗歌中有多重意思或意旨不明确；二是一首诗歌是因一时兴感所发，不加修饰和过多思索，自然而成，情深或意远。很显然，王国维主要是想讲第二种情况，因为这种情况下体现的是真景物、真感情的有我或无我“境界”。
不少诗论家和诗人讲究诗歌要点题，这是另一种创作思路。诗人们由实际或想象生发诗情和诗意，并由所感所思提炼诗情、诗意，然后根据一定的规则和技巧，组织篇章，炼句炼字，最后修正定稿。这样出来的作品精美处巧夺天工，并不逊于一些似无人为痕迹的自然灵动之作。前一种中的上品可以视为人造美或极致美，后一种中的上品可以视为自然美或神韵美。
不过也要注意一些本属于自然美或神韵美的作品，作者出于特殊考虑加入题目，咏物作品就是典型。
可见诗歌有题或无题并不绝对对立的关系，依据作者的创作和审美需要可有题也可无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可妄作题目。另王国维所举无题的例子不尽然正确，例如北宋不少大诗人作词都是有题存在的，像欧阳修、苏轼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