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胡宗宪在浙江第一次官场斗争时把事情压下来，这场斗争就必然向更高层的方向前进。很快，胡宗宪上奏疏给严嵩。
这时候的胡宗宪还在幻想着一种比较好的结局，指望自己的恩师严嵩能够站出来担担子，由严嵩出面把“改稻为桑”的事情给否决了，或者至少由严嵩给严世藩等人施加压力，换一种“改稻为桑”的办法，给稻农留条活路，这样大家就都能过关了。
可惜，严世藩不这么想。
“改稻为桑”从一开始就是严世藩极力撺掇的，既能讨好嘉靖，又能中饱私囊，更何况自己手下一大批贪官，都指望靠这次“改稻为桑”发财，就算是严世藩想停，这帮大大小小的贪官都不会答应，所以无论严世藩怎么想，他都必须站出来阻止胡宗宪。
与大家寻常印象中的情况不同，就算是历史上恶名昭彰的严党，里面也是分为左中右的。作为严党最大的首领严嵩，这点就非常明白。
嘉靖既贪婪又要脸面，所以他需要白手套。嘉靖的白手套就是严嵩。但是如果严嵩只用来满足嘉靖的私欲，那严嵩的人头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嘉靖用来平息众怒，所以为了让自己能活的久一点，也能让严党也存在的久一些，严嵩就必须任用有才能的人，在嘉靖的贪婪和朝廷的承受能力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因此，严党中就必然拥有满足嘉靖贪婪的贪官派系严世藩等人，也必须有类似胡宗宪之类虽然委曲求全，但好歹总算是干实事的能吏。严嵩则在其中进行调节和决断。
严世藩一接到胡宗宪的奏疏，立刻就找来找老爹严嵩，上来就给胡宗宪定个罪名，是怕自己失了前程，罗龙文立刻就接过话茬，说此事跟裕王有关系。
这招不可谓不阴险狠毒。
严世藩和罗龙文非常清楚，“改稻为桑”的事情，根本就是自己没理，如果真的跟胡宗宪进行正面硬杠，在严嵩面前讨论到底该怎么执行、谁的方案更有道理，那无异于自取其辱。原本藏在“改稻为桑”当中的猫腻，一旦被严嵩发现，严嵩立刻就会转而支持胡宗宪，那严世藩等人就算是白忙活一场，什么油水都捞不到。
所以从一开始，就不能讨论“改稻为桑”怎么做，那剩下的路就只能是攻击胡宗宪本人了。
一件事情要被解决，其实不见得总用公正或者正当的方式。有时候，甚至是很多时候，把水搅浑，趁机浑水摸鱼，反而是种更能以巧助力的方法。
比如前一段时间闹的很凶的奔驰漏油事件，那位女研究生无论是口才、逻辑思辨，甚至是临场反应、法律条文都比奔驰的高管牛逼多了，但结果是啥，沟通了十五天一点效果都没有，反而是最后孤注一掷采用大闹的方式，引得媒体关注，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这说明什么？
程序的正义根本就不能代表结果正义，如果对方总愿意跟你讲流程讲程序讲规矩，不是因为这些是对的，而是因为讲这些对他们自身最有利。
现在奔驰因为此事闹得沸沸扬扬名誉大损，那该怎么补救？按照正常的剧本，应该是一些高层公开道歉，然后召回车辆检查，赔偿消费者，从此革新汽车生产方式和检查手段，提升竞争力。
但实际是怎么干的？
各种雇水军，深挖女研究生相关信息，赶紧泼脏水，把女研究生弄得身败名裂，塑造成一个骗子，一个企图欺诈胡闹的形象，那漏油的问题就被巧妙的遮蔽了。
公关真是一门艺术。
明明有正规手法，为什么大家都愿意用偏门方法呢？
原因很简单，正规的方式成本高，收效低，但偏门的方式收效高，成本反而低。再加上获利的延迟性。汽车工艺改进花费时间长，就算将来有收益，也只能算是下一任高管的业绩，但现在如果直接引导舆论翻转，那公关部门立刻就会收获奖金。所以这么干一点不奇怪。
深得此套路精髓的还有京东。
严世藩既然决定攻击胡宗宪，就必须选择攻击一击必中的地方，即胡宗宪不忠诚。党派的斗争非常残酷的地方就在于，很多事情只看立场，不看动机，也不看方法论。胡宗宪作为严党分子，就必然需要跟裕王派划清界限，哪怕有时候两派联合一下，或许能取得双赢的局面，但实际上也不行，因为双方根深蒂固的敌对情绪，导致大家根本无法深入判断细节。就像胡宗宪这次阻止“改稻为桑”到底该怎么解释，是算为严党的长远做规划，还是为了给裕王派送见面礼，似乎都有可能，而当事人又无法自证清白。因此非常容易被攻击。
很多时候，人们经常说，正义可能会迟到，但是从不缺席。
但实际情况是，正义一旦迟到，就算将来大规模翻案，对当事人来说，往往也没啥用了。
胡宗宪这次算是真的为国谋利为民请命了，可结果是，非但裕王派不领情，严党内部也对他大肆攻击。这不能不说是能臣的悲剧。
所幸，严嵩还没有老糊涂，一下子就看穿了严世藩的诡计。知子莫若父，无论是对严世藩还是对胡宗宪，严嵩看的都很通透，更关键的是，他还非常清楚嘉靖到底是怎么想的。
嘉靖为了防止裕王篡位，时刻提防裕王，两人根本不见面。所以给严世藩等人一种错觉，觉得嘉靖并不喜欢裕王，但这次裕王妃诞子，嘉靖竟然亲自登门，这是何等荣耀，由此可以看出，嘉靖是非常喜欢这个孙子的，爱屋及乌，那裕王登基也就是迟早的事情了。这点严嵩看的非常明白。裕王既然派谭论去浙江，那就是冲“改稻为桑”这件事去的，裕王亲自插手了，严嵩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可嘉靖的贪婪，严嵩也不敢不满足。于是被夹在中间的严嵩，又开始反过头来想，“改稻为桑”还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这就让严世藩非常着急了，一旦严嵩改了主意，那自己真是为他人做嫁衣了，“改稻为桑”就只能满足嘉靖的贪婪，自己包括自己手下的人，可是毛线都捞不到了。于是严世藩立刻开始劝阻严嵩，讲了一套道理，核心道理就是，让农民自己去改，他们只会把生丝卖给小作坊，织不出好丝绸，卖不出价钱。
这道理也不能说全是胡扯的。农民自己改种之后，确实不太可能把生丝卖给织造局之类的。
但根本原因并不在农民这，而是在织造局那里。脚指头想也知道，有宫里人坐镇的织造局，收购生丝的价格一定远低于市场价，退一万步讲，就算织造局打出牌子说价格高，农民也是不会信的。毕竟织造局把生丝拿走不给钱，估计农民也没地方诉苦去，告到胡宗宪这，胡宗宪都管不了。
所以农民为了保险起见，肯定会卖给小作坊。
说谎的最高境界从来都不是满口谎言，而是真假话一起说，甚至只说真话，但真话不全说，引导听者自己做出错误判断，就算将来追究起来，也没啥责任。
严世藩做的就很到位，因为他没说的那部分就是，要是农民自己改了，他们怎么还能获利啊。这才是最关键的原因。
很多人去劝人的时候，末了都会加一句“我这可是为你好！”，但根据我多年经验，只要说这句话，如果你真的按照他说的所做，那他得到的收益必定会大于你。
可惜当时严嵩没有看透这件事情，更预料不到后面严世藩为了低价买田，居然敢“毁堤淹田”，苦思冥想之后，只想出个堵裕王嘴的办法，让吕公公当着裕王面把胡宗宪奏疏呈上，逼裕王表态。
现在好了，烫手的山芋滚到裕王派手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