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水匯流，煙鎖迷霧，鉛彈斑駁，金印猶光。
歷時3個多月，四川江口明末戰場遺址（以下簡稱江口沉銀）2019-2020年度考古發掘結束。4月29日，在江口沉銀遺址第三期考古發掘地，江口沉銀第三期水下考古發掘成果新聞通報會舉行。而在幾百米外的庫房裡，三期出水的許多文物也首次對外公開亮相。
↑三期發掘區全景。
岷江滾滾而去，始終沒能帶走流傳江口的謎題。腳下曾出土上萬件文物的暗紅色河床蜿蜒，讓許多參會人員彷彿置身於炮火連天的那段江戰歲月之中。
通報稱，經國家文物局批准，在四川省文物局領導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眉山市彭山區文物管理所對江口明末戰場遺址開展了第三次考古發掘。本年度的工作於2019年11月10日開始圍堰，2020年1月10日正式開始發掘，4月28日結束，前後歷時3個多月，發掘面積5000平方米，勘探面積10000平方米，出土文物上萬件，其中一枚重達10多斤的蜀王世子的“蜀世子寶”金印的發現，堪稱重大考古發現。
↑“蜀世子寶”金印。
蜀王府10多斤重金印亮相
國內首次發現 僅此一枚
會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中心主任、江口沉銀遺址水下考古發掘項目負責人劉志巖介紹，江口沉銀本年度考古工作以搶救和保護珍貴文物、進一步瞭解遺址分佈範圍及文物分佈規律為目的，開展相關調查勘探和發掘工作。
考古調查分為陸地調查和水面探測，二者結合，初步將遺址劃分為大碼頭、望江臺、巫店子、大石包和老虎灘5個區域，本年度工作區域位於大碼頭地點。
本年度總計出水文物10000餘件，其中重要文物2000件，主要為金、銀器，包括金、銀幣，金、銀錠，金、銀食具，金、銀首飾和金、銀服飾等。
其中最為重要的是發現了一枚金印，方形印臺、龜形印鈕，印面鑄有“蜀世子寶”4字。印臺邊長10釐米，厚3釐米，含金量高達95%。“蜀”字證明這枚金印原為明蜀王府之物，“世子”為親王嫡長子。從印文可知這枚金印為明代蜀王世子所擁有，既是蜀世子的身份象徵，也是蜀王府歷代世子傳用之珍寶。“蜀世子寶”是國內首次發現的世子金寶實物，也是目前唯一的一枚。
↑“蜀世子寶”金印。
紅星新聞記者瞭解到，這枚金印出水時已被人斬成4塊金塊，雖然4塊金塊都找到了，但遺憾的是印上的龜形頭部暫未發現。儘管如此，這塊金印也有10多斤重，其含金量達到95%，遠超張獻忠的虎鈕永昌大元帥金印不到8成的含金量。
大西政權銀錠出水
火銃、鉛彈證實古代戰場遺址
在江口沉銀一期、二期考古發掘中，曾出水了大量銀錠，其中不少為官銀。
本年度出水的官銀，從地域及稅種上均可補前兩次發掘的空白。尤其是發現了來自樂至、仁壽、樂山、德陽、廣漢等地屬於大西政權的銀錠，對研究大西政權的財政制度以及統治區域均具有重要意義。
此次出水的銀錠中還有刻有“福建”等字樣的官銀，但這並不能說明張獻忠去過福建。劉志巖說，沒有任何文字記載張獻忠去過福建，這個涉及到銀錠的流通方式，有可能其他地方發生災難，是京城調撥而至，當然也不排除在押解進京的過程中被張獻忠搶奪，有很多可能性。
繼上一年度工作中發現火銃之後，本年度發掘出水了不同規格的鉛彈，這是判定該遺址性質為古代戰場遺址的又一佐證。
除此之外，還發現了為數眾多的金、銀容器，金、銀服飾和金、銀首飾，為研究明代的工藝水平、服飾制度以及審美情趣提供了珍貴的新材料。
↑金器出水現場。
↑金鋌。
↑金錠。
↑鉛彈。
撤離成都時金銀或分船分箱
張獻忠戰爭地進一步明確
通過本年度的工作，文物工作者對遺址本身有了更為深入的認識。
劉志巖表示，首先確認了文物的分佈與遺址內河床的起伏狀態、基岩局部的微結構以及航道的位置有直接關係。其次，發現了文物原地埋藏的跡象，在基岩河床上發現了多處銀錠、金錠以及金塊嵌入岩石的情況，可以推斷這批文物未經過長距離搬運，這個區域很可能為戰爭發生地或接近於戰爭發生地。
此外，考古工作者還發現了同一屬性的文物集中分佈的情況，例如發現了金器的集中分佈區以及銀錠的集中分佈區，這很可能說明當時貨物運載存在分船以及分箱的情況，這對認識當時張獻忠撤離成都前的狀況具有一定的啟示作用。
↑考古工作場景。
劉志巖認為，本年度考古發掘進一步確認了江口沉銀遺址為古代戰場遺址的性質，搶救和保護了大批珍貴文物，尤其是“蜀世子寶”金印的發現，堪稱重大考古發現。與此同時，對遺址本身尤其是文物分佈規律的認識取得重要突破，這對未來遺址的全面保護和利用具有重要意義。
來源：紅星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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