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我名海瑞，字汝賢，號剛峰，明朝人，出生於1514年1月22日（明嘉靖二十八年），水瓶座，老家是海南海口（瓊山）的。他們都說我水瓶座的男生是一本讓人難懂的字典。在我生而為人的七十三載，我一直秉承初心，不忘來路，如果我讓你們難懂，我倒是想借這個機會，說幾句話。
我父親在我三歲的時候去世，我的母親謝氏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把我撫養成人，在我還沒有去學校讀書前，由於不識字，她總是念書給我聽，我的母親性格剛強，這也是造成我現在的性格的主要原因。
在我35歲時，因為鄉試中的《治黎策》而得中舉人，但轉年的會試我的《平黎策》並沒有得到重視，落榜，四年後會試我又沒有考中，那一年我39歲，四十不惑，我決定放棄科舉考試。就在這年的閏三月，我被海南省的領導任命為一名正式的教師，工作地點在福建南平。
在做教師的五年時間裡，我一直盡心盡責，將我的知識和認識，以及儒家的孔孟思想，毫無保留地傳授給我的學生，教他們做一個對國家忠，對長輩孝，對同輩敬的人。
45歲時，我被從教師的崗位調離，赴淳浙江杭州安縣任縣長一職，開始了自己的仕途。
我所在的國家，全國有1000多個驛站，但政府並沒有這一部分的財政預算，車馬人力物力都需要我縣百姓負責，我淳安縣交通發達，百姓的負擔也隨著來往驛站的人增多而加重，當時還有一些官員濫用驛站，以公謀私。
是的，我確實因為這個事整過鄢懋卿（yān mào qīng），他作為朝廷的左副都御史，打著“素性簡樸，不喜承迎”的標誌，但據我瞭解，他每到一處驛站，都會有兩三兩白銀進賬，也都是大魚大肉，這確實是想當婊子還要立牌坊。我忍不了這個，在他一行人還沒來到我淳安縣時，我就給他去信，罵了他這種不端的行為。
他最終沒有敢來我這禍害百姓，繞道他去了，但我也因此被其暗算彈劾，降了職。
我知道，我之所以沒有被革職，是因為他們確實找不到我為人為官的哪怕一絲汙點，若不是我言行一致，清廉正直，怕是早就被他們搞死了。
對了，我吃不起豬肉，這是真的，只會在有大事時才會買點，比如我的母親過生日，我平時裡吃的菜都是我和我的僕人在衙門後院種的。
繼續說我的故事，我被鄢懋卿暗算，1562年我被調到江西省贛州市興國縣任縣長，興國縣比不上淳安縣的富庶，很窮，稅收也總是收不上來，我到了那裡，向巡撫吳百朋上陳《興國八議》，在此書中我提出了多項改革本縣治理的辦法，但後來因為的升職，並沒有得到實施。
同年，鄢懋卿倒臺，我因為在他當紅的時候敢於跟他直面作對，因此被認為是有膽量有見識，輿論開始倒向我，我在朝廷已經百姓中的聲望正在不斷升高。
升職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於是1564年，我50歲的時候被升為戶部雲南司主事，我雖並不是進士出身，但在大眾心中，或許，他們正在期待一個英雄。
1565年，我51歲，戶部的工作確實不錯，也算一箇中級官員，但我卻整天無事可做，大事有尚書侍郎，小事有官吏們，我感覺我每天去上班只不過是在增加自己為官的資歷而已，這讓我感到不安。
讓我更不安的事，當年，南北兩方軍事都很緊張，朝廷並沒有什麼辦法，為了準備戰資，也只能是增加稅收，而我們的皇帝嘉靖，他已經在這個位置上坐了40年，他每天的興趣只在求仙問道，祈求長生不死。
我真的看不下去了
我想了很久，還是寫了那本被後世廣泛議論的奏疏《治安疏》，都說成名要趁早，我已經51歲了，成名對我來說並沒有什麼用，我只是不想我的國家沉淪。
我的奏疏中，肯定了嘉靖即位之初的勵精圖治，但我說的其頹廢日久，使得朝綱不振，官員腐敗，人民困苦，百官只是一意媚上也確實都是事實。
我承認我的措辭有些極端，但我確實堅守著我的本分。“蓋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這句話是真的，只不過大家都不敢說罷了。
我知道我的生命可能就到這了，所以我跟我的家人做了最後的告別，也買好了棺材。
據說嘉靖皇帝看到我的奏疏後氣的渾身發抖，但他卻沒有下令逮捕我，我猜他也是在反思，為什麼這些話都是事實，卻從來沒有人敢對他說呢？
1566年嘉靖終於沒有嚥下這口氣，於是我在上疏幾個月後，被關進了大牢，我知道有人建議皇上判我死刑，但這期間他同意了很多人的死刑，卻沒有同意將我處死。
我知道，他只是氣，並不是傻。
就這樣，我在獄中呆了10個月，有一天，他們突然好酒好菜的招待我，我以為，這一天終究是來了，於是我並沒有慌張，而是大口大口的吃飯，怎麼也要做個飽死鬼呀！
正在我吃的正香的時候，他們突然對我說："大人，您慢點吃，不著急"
我不禁疑問：“大人？”
提牢主事對我說：“是的，大人，皇帝業已先去，新君即刻即位，您老是忠臣，一定會得到朝廷的重用！”
嘉靖死了？我沒忍住，痛哭了起來，我的君主！雖然我上疏罵他，可他是我的君主啊！由於哭的厲害，我把剛才吃的飯都吐了出來，獄卒看到我這個樣子，也不知所措。
1567年，隆慶登基，我被釋放。
此時我的在大眾心中的聲望可謂達到了極點，跟貪官作對，甚至都敢跟皇帝作對，這讓我有了成為大眾心目中的英雄的可能。
出獄之後，我先後任尚寶司丞、大理寺右寺丞、左寺丞、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官至正四品，但我感覺這些職位並不能發揮實際的作用，也是在積累做官的資歷。
1569年，我向皇帝上奏，以退為進，當年夏天，即被任命為南直隸巡撫。得償所願。
蘇州是全國最富庶的地方，我到任後，治理長江洪水，清退田地，頒佈“督撫條約”，我推廣勤儉節約，打擊豪紳富戶，為貧民百姓謀福利，我自認我做的沒有錯，但這所有的行為難免會觸及到權貴的利益。
朝廷中要求罷免我的奏疏越來越多，他們說我“志大才疏”，1570年的春天，我被迫提出辭呈，回到了家鄉。
我不知道我做錯了什麼，我一直秉承四書五經的信條，也一直遵循洪武皇帝的教導，在我看來，身為人臣，也是百姓的官，這個職位只是我可能為國家盡忠，為百姓牟利的一個機會，一個人如果是想為自己牟利，他有很多選擇，可以為農可以為工也可以從商，但如果選擇了出仕做官，就應該排除一切利己的動機。我這麼做，有錯嗎？
1573年，萬曆皇帝登基，張居正任首輔，我從給張居正寫信，希望他能主持公道，可他在給我回信中暗示我“輕率躁動”不適合再任要職，我因此並沒有得到啟用，一直到1585年，張居正死後三年，我整整在家中賦閒十五年。
1585年，當我被重新啟用的時候，已經71歲，起復之處，我任南京右金都御史，後又升為南京吏部右待郎，自永樂帝遷都北平後，南京這個陪都，實際上就是官員的俱樂部了，大家俸祿都很微薄，職務也特別清閒。
由於我上任後的一些行動，比如提議採用重典，杖責在家中請戲班唱戲的御史，又引起群官的上疏彈劾，萬曆的給吏部的批註是“當局任事，恐非所長，而用以鎮雅俗、勵頹風，未為無補，合令本官照舊供職 ”，我竟然要這種方式保留官職，這使我失望，我相繼提交了7次辭呈，可都沒有得到皇上的允許。
說實在的，這讓我難過又不甘，我也知道我的時日已經不多。
1587年年底，我於家中辭世。雖我官至二品，生活節儉，但確只留下二十兩白銀，據說不足喪葬的費用，當然這並不重要了。
我是儒家思想的信徒，“忠孝”二字一直掛在的我書房，直到我離開這個世界從未摘下。
在我出仕做官的幾十年中，我自認為我的一切決定都出於誠意，只是我並沒有實現我的報復，這是我最為不安的地方。
可是你們說，我錯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