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三騷亂"指的是1969年5月馬來西亞第三屆全國大選後，發生在馬來半島西岸幾個主要城市，一場維持兩週的街頭暴力事件。官方報告所提供的死亡數據為196人，其中143人為華裔、25人為馬來裔、13人為印裔以及15人為其他族裔，華裔死亡人數明顯佔大多數。
在1969年這一場選舉中，聯盟（1973年重組並改稱國陣）失去國會絕對多數議席的優勢，其得票率比起1964年全國大選亦降了百分之十，並且失去檳州和吉蘭丹政權，霹靂和雪蘭莪兩州的席位則不過半。
街頭暴動發生之後，聯盟政府暫停國會運作，由敦拉薩領導的國家行動理事會（National Operations Council，簡稱NOC）代理國家行政事務將近兩年。1971年2月國會恢復運作，聯盟政府即發動修憲和制定各種政策，一方面規範和治理族際關係，一方面鞏固威權體制和馬來人特權。
事件雖然已經過去五十年，但其後續影響，至今仍籠罩馬來西亞社會、政治方方面面。如何命名、歸因這場騷亂，不僅形塑對於此事件的認識和歷史記憶，也牽動著民眾對國家、制度、政策正當性的認同。
當年任職於馬來亞大學的歷史學者Anthony Reid，把這場騷亂稱為“吉隆坡騷亂”（Kuala Lumpur riots），東姑阿都拉曼的回憶錄和國家行動理事會的報告隨後分別在同年九月和十月出版，卻把這場暴動稱為“五一三事件”。以日期來命名，似乎不把該事件視為是區域性暴力事件，而是把它擴大上升為全國性事件。事件該追溯到什麼時間起點和源起，亦是記憶政治的一部分。
華社一般將事件的起因追溯到1969年5月4日甲洞勞工黨員林順成被射殺事件；馬來社群的記憶則深系同年4月25日一名巫統黨員在檳城日落洞被殺的事件以及選後反對黨支持者發表有辱馬來人的談話；另有學者則歸因於二戰結束後，日本人退出但英軍還未接管馬來亞期間，以華人為主的馬來亞人民抗日軍（MPAJA）向日據時期跟日本人合作或友好的部分馬來人展開報復式屠殺而種下的族群仇恨。
就連五一三事件本身，馬來社群熟悉的是吉隆坡聯邦戲院馬來人被殺的故事，而華人社群則不斷流傳大華戲院華人被殺。不同族群顯然繼承了不一樣的歷史記憶和遺緒，使得言說、客觀處理這一段歷史、對話等任務困難重重。
到底五一三事件的真相為何？國陣執政期間，政府從未開放五一三檔案資料，即便2018年5月馬來西亞第一次經歷政黨輪替，希盟政府至今亦未有為解密五一三檔案之跡象，五一三歷史的空白，長期由特定論述填補和壟斷。
部分學者之間已有共識，多年來五一三事件一直被執政的國陣集團符號化，以操弄選民情緒記憶和支配選舉。一方面，種族政黨將該事件圖騰化為族群衝突，不斷透過大眾媒體和學校教育傳播、灌輸，用以恐嚇選民，一旦國陣和馬來人失去政權，將引發另一場類似五一三的血腥族群暴動。
另一方面，部分民間學者和反國陣的黨派，為了抗衡國陣建構的主流論述，則主張五一三源起於國陣成員黨巫統內部的黨爭，因少壯派馬來激進份子利用選後緊張局勢向首相及巫統黨魁東姑阿都拉曼施壓及奪權而造成，並呼籲選民勿受制於國陣的暴力恐嚇。
2018年和平政黨輪替，五一三事件作為種族衝突的魔咒看似已經解除，然而淪為在野黨的兩大右翼政黨，不間斷地祭出馬來特權課題，干擾和阻嚇任何民主改革，並揚言任何威脅馬來人地位的改革，將引來另一場五一三。
儘管論述各異，不同黨派對這場暴動都似乎有預先的定論，因著現時的局勢需要，而打造固定的歷史結論，於是歷史真相退居幕後，而歷史的多樣性與反思也未獲得正視。
主流的種族論述與反主流的巫統宮廷鬥爭論述，還弔詭地共享兩個特徵。
一，兩者都認為國家機關深處藏有該事件的事實與真相，他們之間的差別只在於，主流論述認為當年國家行動理事會發布的報告書，就是真相的全部，然而非主流論述則認定國家還未公佈、解密相關檔案。民間的經歷和故事是否也藏有歷史真相，似乎並不在他們的視野內。
二、他們共同視五一三事件為歷史傷口、國族分裂和國民相互仇恨的象徵，因此限制和規範任何有關五一三的討論，都必須符合建構國族、促進國民團結的目標，唯兩者對如何達致國民和諧、團結，所訴諸的手段各異。
種族右翼政黨是以禁止非馬來人挑戰馬來人地位為手段，而反對派則以動員多元種族為手段。誠如記憶研究學者指出，把政治暴力事件限制在建國敘事，不但壓制多元敘事的空間，還同質化對暴力事件的詮釋，將個體所經受的暴力體驗屈從於神聖但非人性化的集體、建國目標，形成知識域暴力（epistemic violence），甚至導致消音。
換言之，把五一三事件的討論限制在促進國民團結的架構，非但沒有打開免於恐懼、民主化的研討空間，還讓當年經歷過五一三事件的死難者家屬以及倖存者難以公開敘說自己的創傷和故事，展開療愈的旅程，他/她們的故事一旦引起任何方面的不滿，很容易被標籤為打開歷史傷口，加深國民分裂。國家歷史傷口的治癒，弔詭地否定個體可以免於恐懼地言說、甚至療愈的空間。
自覺於以上種種限制，本書期盼以死難者家屬及其他親歷者、倖存者的口述歷史，提供有別於主流、官方敘事的多元化個人敘事。這些故事並非為了"補充"官方論述的不足，而是打開倖存者的言說和反思空間，讓直接或間接經歷此事件的馬來西亞人得以在歷史傷口上重生，並共同尋求和解的可能。
口述歷史與記錄的必要
何謂口述歷史？為何要收集五一三事件的口述歷史？
口述歷史是以訪談者與受訪者之間的互動和對話採集而來的歷史故事，它以受訪者的生命經歷和視角勾勒歷史。口述歷史的功能不僅僅是為了補充文字和檔案資料的不足或缺失，因為其訪談對象不限於權貴、精英、高官或識字者，因此可以帶動由下而上、民主化的歷史敘事，甚至顛覆主流或官方歷史論述。
五一三事件的口述歷史亦如是，不僅僅是要填補檔案未解密所造成的歷史和記憶空白，它同時也是底層的五一三歷史，可以是一種對抗遺忘、再記憶和挑戰主流論述的研究方法。
由於五一三發生的時間相當久遠，加上相關檔案未解密以及口述者的記憶不一定可靠，採集口述歷史的目的不在重構完整的五一三歷史真相，而是打開倖存者言說的空間，帶出相關歷史事件的多元視角。
誠如口述歷史學者所言，經過口述採集來的歷史"不僅包括口述者親身經歷的歷史，也包含了口述者經由各種管道所形成的'歷史記憶'"。後者往往被視為口述歷史不可靠的因素之一。
就概念而言，"親身經歷"和"歷史記憶"有別，但兩者往往相互交織，在實際收集口述歷史時並不容易區分，也不一定要區分，而可以把它視為口述者為自己的親身經歷和歷史而嘗試做出的解釋，其中也包含了口述者個人的情感、生命視角，特別是為親人的驟逝所造成的生命中的空白、空洞尋求解釋。
不同於主流史學偏好國家檔案或文字檔案，口述歷史學者更重視口述故事中所展現的情感、記憶和主題，並主張這些其實也屬於歷史的一部分，但卻鮮少成為主流史學的探討和書寫的對象。
五一三口述歷史還可以勾勒死難者生前的生命樣貌，以及倖存者如何應對騷亂後的生活或家人的驟逝，敘事的焦點不再是國家、官員或黨政精英。這可以反映他/她們不只是官方報告上的統計數字，也不僅僅是受害者而已，而是具有能動性的主體。
另外，口述故事亦反映民間信仰，因此不乏鬼怪之說。這其實可以當作隱喻來理解。部分民族誌研究已指出，民間往往以隱晦的隱喻表達比較複雜的情緒、體驗，特別是經歷過災難、苦難、暴力者，往往會將痛苦的經歷和記憶圖騰化為神鬼故事，來表達恐懼、不滿或冤屈，這在許多不同的社會頗為普遍。
流言在當年也發揮了一些社會作用。五一三事件爆發的年代，通訊科技不如今日發達，當時因為訊息流通不良以及新聞消息封鎖，流言漫天飛，人心惶惶。另一方面，有些流言則具有穩定民眾不安心理的功能，比如霹靂州朱毛一帶謠傳美國第七艦隊已經駛入馬六甲海峽準備穩定局勢、吉隆坡地區也有流言稱馬共將入城解救華人等，在局勢極端不確定、不安和危險的情形下，這些流言宛如和平的曙光，反映民間內心渴望迴歸平靜。
誠如歷史學者Luise White（1994：82）所言，歷史研究不應該忽略流言，且要避免僅僅追查流言內容的真實性，而應該進一步細究"流言[所]提供的時代背景細節"，因為流言往往反映散播者的想法、價值和慾望。
歷時三年的追訪和記錄，本書一共整理出十九個故事，分別由二十一位死難者家屬和六位親歷者所口述。主要是已經獲得口述者同意授權出版的故事。
二十六位口述者看起來微不足道，但口述歷史的重要性，不在受訪者的數量，而是口述內容的豐富性以及視角。
多重的真相與和解的艱鉅
由於五一三事件尚未解密，完整的五一三歷史真相變得不可能。然而即便檔案解密，歷史文件也不可能是真相和真實的全部，因為每一個走過六零年代的馬來西亞人，都有屬於自己或直接或間接的五一三經歷。以口述歷史追探五一三事件，是為了挖掘主流論述不願意讓大家看見和認識的一面，或官方報告、學術論著的抽象化敘述所隱去血肉之軀的故事。
口述者的敘事雖然是碎片化的記憶片段，但卻反映另一種真實。他們不僅道出不同的死亡方式、不同的暴動地點、不同的經歷和事件、民間自發的互助等有別於官方的敘事，也反映不同的生命視角、情感、記憶和主體。
那一場街頭騷亂雖然在1969年的五月底結束，但它的效應卻以其他方式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延續：有人從此不敢踏進電影院、有些死難者伴侶必須單獨撫育孩子、有些人持續活在恐懼、創傷、怨恨或憤怒中、有些人選舉前必然屯糧、有人自覺或不自覺地對特定族群產生偏見、有人不斷自我提醒不可仇恨特定族群、有些人擔心談論該事件會再引起暴動或被官方對付、也有人因為曾經親睹血腥暴力而痛恨血腥暴力、有人因此懷疑民主擁護威權制度。
口述者們的故事，顯現多元複雜的五一三歷史圖像。差異不只存在於國家與民間，不同政治陣線之間亦各有不同的表述，同一族群內部記憶和看法也不見得一致，且認識和記憶的差異還會隨著時間而有所修正、改變。
即便是同一死難者的不同家屬，因為不同的社會位置、個性、經歷等，對五一三也有不同的反應和詮釋。曾有家屬，向口述史團隊成員怒吼"這麼黑暗的過去，為什麼還要提起"。整體而言，這些故事反映出馬來西亞社會對這段歷史，各有不同的經歷、詮釋、記憶和反應。
這一場騷亂華裔雖然佔了超過死難者總數的四分之三，但本書所記載P先生、R先生和黃永發的親歷故事，道出華人私會黨員出動屠殺馬來人的事實。這三位倖存者的見證，印證了一個較為邊緣的觀察和看法，即五一三是一場底層馬來人和底層華人之間的衝突所引起的街頭暴動[16]。
結合其他口述者的親歷，反映出當年頗為複雜的底層樣貌:華人私會黨一方面保護華人，但也對馬來人展開屠殺；華人既是被殺害的對象也屠殺馬來人；不同族群之間既有相互殺害的，也有相互救助的。這並非要排除或否定當時政黨利用緊張局勢，擴大騷亂製造有利於黨內部奪權之說，而是指出當時的族群關係並非那麼界限分明或完全對立。
五一三事件的歷史真相也不單隻有一種，而是多重複雜的。制服人員的參與也一樣複雜，不僅有警察、聯邦儲備隊（簡稱鎮暴隊，俗稱紅頭兵）、皇家馬來軍團和來自東馬的軍人，他們當中有積極救人的，也有缺乏紀律的作惡之徒，反映國家內部的不同成分。
針對華人私會黨當時的角色，華社民間有一種說法認為：馬來人是國家軍警的主要成分，他們掌握殺傷力強大的軍用武器，華人私會黨不過是民間自我組織的武力，用的是削尖了的鐵水管、鐵條，其殺傷力遠不如掌握國家武力的馬來人，且私會黨主要目標是保護華人，即使華人私會黨屠殺馬來人也不過是為了回應馬來人更強大的暴力。
這樣的說法，跟另外一種聲音弔詭地相呼應，這種聲音認為：五一三的肇因，是因為非馬來人羞辱馬來人，叫馬來人滾回甘榜鄉下，馬來人因此才以武力、暴力捍衛尊嚴。兩種說法其實都在合理化以暴力回應暴力。
近二十年來，民間有聲音呼籲有關當局設立"真相和解委員會"，重新開啟五一三事件的調查，並公佈真相。官方檔案解密固然有助於釐清歷史史實，但歷史離不開詮釋和多面的觀點，也很難避免有心人士選擇性解讀，因此真相不一定帶來和解。
南非的經驗也告訴我們，真相固然有助於理解、理清歷史，但卻不一定會促進和解，反而可能帶來更多仇恨和衝突。
學者Mahmood Mamdani（2015）在"超越紐倫堡：南非後種族隔離轉型的歷史重要性"一文曾分析，面對和處理大規模集體暴力事件，有必要超越"加害者與受害者"的二元對立架構，避免從刑事化和個人責任角度追討當年的加害者。
他闡明，政治暴力事件是歷史脈絡淵遠的循環式集體暴力，不同於單獨個案式的暴力。在循環式暴力下，"沒有人完全無辜，也沒有人完全犯錯"，雙邊往往各有自己的一套"受害者論述"，拒絕承認另一方也深受其害。
換言之，不論你是來自加害者群體或者受害者群體，同樣都是循環式暴力的倖存者。回應和處理國家內部集體差異引起的政治暴力事件所造成的傷害，就要正視和理解循環式暴力其長遠的歷史脈絡，追求"倖存者的正義"（survivors' justice），而不是"受害者的正義"或者追究個別加害者的責任。除滅或刑事化"加害者"的做法，並沒有正視循環式暴力的歷史脈絡和源頭，只會繼續製造更多循環式暴力。
回過頭來看馬來西亞，雖然各個族群存在不少內部差異，但不同族群普遍上分別繼承了不同的五一三事件記憶和歷史遺緒，當中個別族群都視自己的族群為受害者，另一方族群為暴力源頭，可以說是循環式暴力下個別族群的"受害者論述"的表現。
不管是死難者家屬、目擊者或當年的殺人者，他們其實都是循環式群體暴力的倖存者，騷亂結束後仍要繼續共存共活。如果單單追求真相，而不同時思索如何可以和平地共存共活的出路，暴力恐怕不會結束，所有族群都可能是敵對關係的下一個受害者。提出"倖存者的正義"，並非要逃避面對具體的歷史因果，或拒絕面對暴力的具體始作俑者。
攸關事實的探討，其實無法藉助歷史詮釋或歷史觀迴避。但有關歷史和解的問題，其實是屬於倫理的實踐，Mahmood Mamdani 的理論，只是提供借鑑和反思，而不是一項道德命令。
另一方面，有部分社會權威和名望之士主張遺忘黑暗的過去，向未來展望。遺忘其實是一種逃避，拒絕認識和理解暴力的歷史脈絡和源頭。如已故哲學家George Santayana所言，"遺忘過去的人註定要重蹈覆轍。"
重訪和記錄過去是為了理解歷史和真相，理解了歷史和真相，才有可能承認和承擔過去的錯誤，併為寬恕與和解鋪路。
2018年馬來西亞經歷了第一次政黨輪替，民主空間似乎稍微打開了，但是各方右翼黨團持續操弄種族課題，防堵實質的民主改革與制度轉型，族際關係並沒有變得更好。五一三事件仍然是個艱難的課題。
然而，誠如印尼人類學者Degung Santikarma反思1965年的暴力時所言：
紀念暴力[事件]無需顯著的墓碑、戒備森嚴的墓園或豪華的儀式，更不需要紀念碑。所需要的是一個可以自由且免於恐懼地談論和溝通的空間，讓願意訴說者訴說，願意聆聽以尋求智慧者聆聽，以及可以共存共活的方式，特別是與那些無法忘卻的事及永遠無法修復的傷亡共存共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