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進入21世紀以來，法國左翼學界通過創新研究範式，多視角闡釋共產主義，形成了一些對西方社會復興共產主義觀念具有啟發性的研究路徑和觀點。然而，法國左翼學者在關於實現共產主義的基本理論命題上，特別是關於過渡階段、國家消亡、政黨引領等方面，存在嚴重分歧，這成為當前法國左翼促進共產主義現實復興的困點。整體看，法國左翼學者的共產主義探索，在回應法國民眾經濟社會問題、促進共產主義思想傳播、推動法國共產黨理論再反思等方面，具有積極意義；但同時，部分頗具影響力的學者對共產主義的探索具有抽象化、烏托邦化以及“去政黨化”等錯誤傾向，這在一定程度上阻滯了法國人民的鬥爭精神和社會運動轉化為真正的革命力量，客觀上也為當前某些極右政黨的發展提供了助力。
蘇聯解體後，共產主義在其思想發源地之一的法國，除了少數堅定的共產主義者、法國共產黨及其他部分左翼激進政黨的學者外，幾乎從整個左翼學界的討論中消失了。進入21世紀，情況開始出現變化。特別是自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席捲全球以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被越來越多的世界人民視為經濟危機、生態災難和殘酷剝削的根源。與此同時，法國國內社會矛盾和鬥爭進一步加劇，促使越來越多的法國左翼學者開始重新思考共產主義，並嘗試推動共產主義成為資本主義的一種現實可行的替代選擇。
一、法國左翼學者推動共產主義復興的路徑和觀點
進入21世紀以來，法國左翼學者通過創新研究範式，多視角闡釋共產主義，推動共產主義觀念復興。同時，法國左翼學者十分重視對資本主義現實問題的剖析，強調了共產主義思想的運動觀、實踐性及其實現條件，由此嘗試推動共產主義的現實復興。
1.創新研究範式，多視角闡釋共產主義
以艾蒂安·巴里巴爾、雅克·比岱、阿蘭·巴迪歐等人為代表的法國左翼學者，嘗試通過創新研究範式或理論術語，引導學界重新關注共產主義，推動共產主義觀念復興。艾蒂安·巴里巴爾在《共產主義散論》一文中，提出以一種“譜系學”的方式對共產主義進行統籌研究，以界定真正辯論的條件。巴里巴爾指出，特定政治形勢下“誰是共產主義者”，在當今全球資本主義危機框架內，一定優先於“什麼是共產主義”。我們一定要提醒自己《共產黨宣言》就是這樣。如果我們要追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的多重（西方）背景，就必須嘗試一種譜系學。由此而展開的評論將為馬克思理論上的疑難提供一個診斷，這是將馬克思的理論批判性地納入新的解放事業中的條件。雅克·比岱從馬克思的階級理論出發，將現代社會視為由“統治階級”和“基礎階級”兩大基本階級構成，進一步通過市場和組織兩個要素以及“世界—國家”的新解釋，建立了“元結構社會視角”。基於其“元結構社會視角”分析，比岱認為，馬克思的理論建構與“真正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中的社會主義”這兩個相互矛盾的不同經驗之間確實存在著實質性關係，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基礎可以視為“工人階級”與社會“行家”領域之間的聯合,所以共產主義是從社會主義的角度來看待的。比岱還通過其“元結構社會視角”對相關共產主義研究作了重新審視。近年來，阿蘭·巴迪歐不斷通過撰寫著作、組織召開研討會等形式在西方左翼學界倡導復興共產主義。巴迪歐一方面堅稱自己是一位共產主義者，但他又試圖將自己與傳統馬克思主義進行區別。由此，巴迪歐試圖提出一種與馬克思不同的歷史理論，特別強調“事件”的作用，同時也強調事件“語境化”，但是他又主張事件也與語境“完全脫離”，並從這種充滿矛盾的“事件”哲學出發，引導讀者以一些新的方式來認識並接受共產主義。巴迪歐等人的共產主義探索存在根本缺陷，但是，在當前社會革命轉型壓力強大的西方國家內部，他們的探索卻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吸引了世界範圍內諸多左翼學者甚至西方主流媒體的關注。
2.重視對資本主義金融危機、生態災難和現代剝削的剖析，為共產主義變革提供現實學理依據
法國左翼學界十分重視對資本主義金融危機、生態災難和現代剝削作深入分析，突出馬克思主義的現實解釋力，為推動資本主義社會的革命性轉型提供現實學理依據。比如，米歇爾·於松批評了將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等同於利潤率下降以及將危機僅歸結於金融體系內部問題等觀點，並進一步基於資本追逐剩餘價值的規律視角，考察了30多年資本在世界範圍內持續追求過高剩餘價值率的過程，從而將危機的原因歸結為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的危機，為未來社會的變革提供了一種強有力的基礎分析。讓-克洛德·德勞內從金融全球化視角，指出發達國家的相對去工業化的資本主義金融全球化也會引致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產生重大危機，特別是，“資本主義全球化在全球層面上沒有國家結構使其能夠儘可能平衡和控制其過度或不足。因此，隨著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全球化，資本主義固有的經濟矛盾日益加劇，而另一方面，在全球層面卻沒有安全網和糾正措施”。託尼·安德里亞尼基於對資本主義導致嚴重生態危機的分析，指出人類進入了“工業和城市發展不受控制的時代，這幾乎汙染了整個地球”，其對氣候變化有直接影響，這是資本主義追求以資本的增殖為中心的無休止積累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後果，只有復興共產主義的視角，才能平衡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熱拉爾·杜梅尼爾和多米尼克·萊維提出，當前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一種三元的階級結構：資本家、管理者和大眾階級。管理資本主義正通過向社會中的管理階層支付高工資的方式榨取民眾階層的剩餘勞動，拉大了社會收入差距，進一步加劇了社會不平等，甚至讓資本主義重回絕對剩餘價值的生產模式。
3.反對本本主義闡釋和教條化宣傳，強調共產主義的運動觀和實踐性
自蘇聯解體後，作為一種理論思想和行動方案的共產主義，在西方社會遭遇普遍危機，這與西方左翼推動共產主義進程中存在的本本主義闡釋和教條化宣傳不無關係。進入21世紀，伴隨著法國境內持續大量的失業和不穩定工作的擴張以及整個世界範圍內僱傭勞動者之間的競爭，各種新的社會運動不斷在法國爆發，法國許多左翼學者提醒要警惕共產主義探索中可能存在的不利情況，特別反對對“共產主義”進行一種狹義的概念式界定，提出不應當將共產主義僅僅視為一種理想，要防止將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推入程式化和教條化的深淵。比如，帕特里克·多萊明確反對那些“只是在字面意義上完全忠實於原文的探索”，認為這樣的探索往往與教條主義聯繫在一起，是一種形式極端主義，也表現為理想主義，甚至是一種對思想和符號的拜物教，絕不是對原則的真正且嚴格的忠誠。多萊主張，要將馬克思的思想置於現實中，在現實中使共產主義思想充分展現，進而在改變現實中更好理解共產主義。
一些法國左翼學者重新闡釋了共產主義的運動觀和實踐性。為了強調共產主義不是也不應是烏托邦，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寫道：“共產主義對我們來說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
丹尼爾·本薩伊德在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席捲全球之際對馬克思的共產主義運動觀作了進一步強調和解釋：“共產主義不是一種純粹的理念，也不是一種教條主義的社會模式。它又不是一種國家制度的名稱，也不是一種新的生產方式的名稱。它是一種不斷超越和取消既定秩序的運動。”弗蘭克·菲斯巴赫提出，馬克思所說的共產主義並不是一種社會和政治狀況，在這種情況下，政治行動將被用來建立一種符合這一理想的秩序，這是一種社會進程，“只能通過一個政治上消除與社會分離的實體國家等主要障礙的時刻，並創造與社會和政治不可分割的新的組織形式來實現”，由此允許人們進入一種“更高級別的生活方式”。
4.共產主義的客觀條件正在進一步形成，國際主義仍是實現共產主義的必要條件
法國左翼學者指陳實現共產主義的客觀條件正在當代資本主義世界進一步形成。隨著人類社會進入21世紀，共產主義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問題再次出現，也在於解決這一問題的客觀條件正在形成中。對於資本主義來說，其生產力的不斷髮展，一方面帶來了物質財富的持續增加，同時表現為生產的相對過剩，另一方面人口的相對過剩也被不斷生產出來，成為資本主義體系自身的掘墓人。可以說，資本的內在矛盾一直在建構其超越自身的條件。隨著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範圍內持續施加影響，資本主義進行自我超越的先決條件進一步形成。特別是，近年來全球經濟衰退及其造成的日益增加的大量結構性失業以及諸多可能瞬間破滅的經濟泡沫等，作為實現共產主義的客觀前提，在全世界不斷增多。伊莎貝爾·加羅對該趨勢進行分析指出，當前資本主義已經進入了專制的新自由主義階段，它不再僅僅是惡行的累贅，而是災難的倍增：不平等的爆發、剝削的加劇、統治和壓迫的結合、帝國主義的衝突、肆無忌憚的金融化、普遍的軍事化、對自然的掠奪、意識形態統治等，這一空前規模的破壞性序列日益引發民眾憤怒和反抗以及社會鬥爭和多重抗議。
國際主義是實現共產主義不可或缺的現實條件。雅克·比岱強調，共產主義與世界息息相關，並明確指出共產主義本質上是全球性的。共產主義是“無產階級沒有國家”的思想來源，無產階級的國家就是世界。阿蘭·巴迪歐專門對共產主義與世界的聯繫作出解釋，他認為，“共產主義的假設必須通過當地的民眾運動來驗證。但就其總體願景而言，就其試驗空間而言，就其失敗或成功而言，它必然擁抱並觸及整個世界”。巴迪歐還指出，資本主義的經濟全球化事實上是在各個層面上對處於世界不同角落的工人進行孤立和奴役，而共產主義的國際主義，在某種程度上應是大眾全球化（工人階級全球化）的一種形式，並非資本家所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及其決定的“自由”秩序。薩米爾·阿明通過對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維度在當代不斷髮展的批判性考察，指出，“建設一種勞動者和人民的反帝國主義的國際主義，作為一種挑戰，仍然存在”。
二、法國左翼學者關於實現共產主義的主要理論分歧及評析
進入21世紀以來，法國左翼學者在關於實現共產主義的相關基本理論命題上，特別是關於過渡階段、國家消亡、政黨引領等方面，存在嚴重分歧，甚至尖銳對立，這成為當前法國左翼促進共產主義現實復興的困點。
1.關於實現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過渡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曾明確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隨著列寧領導十月革命取得勝利、蘇聯在世界上成功建立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一般被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認為是通往共產主義的過渡階段。以呂西安·塞夫、弗蘭克·菲斯巴赫為代表的法國左翼學者對上述觀點提出質疑。塞夫認為，馬克思所說的革命轉變時期是指“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並不是指兩者之間要通過社會主義過渡，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稱他們的宣言為共產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絕非偶然。菲斯巴赫通過強調馬克思關於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術語的互換使用和共產主義的內生性反對社會主義過渡的觀點。他認為，無論是從術語的交互使用看，還是從共產主義的內生性邏輯看，“在馬克思那裡都找不到通過國家社會主義的階段過渡到共產主義這一論點”。
馬克思恩格斯關於共產主義的論述並不表明他們反對社會主義過渡。馬克思恩格斯確實曾將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作為可互換術語使用，但是，我們需要明確，馬克思恩格斯是出於何種緣由明確區別兩者，這將幫助我們真正理解他們互換使用二者的初衷。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和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曾做出解釋，指出選擇的初衷在於區別二者的真正運動者。選擇是根據現實的工人運動的發展和工人運動思想的傳播作出的。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語境中，出於表達其思想理念和運動的本質內涵的要求，他們選用共產主義，通過區別出二者的運動者，來區分開那些有別於甚至根本對立於他們的理念的各種反動的和錯誤的社會主義思潮。換句話說，當他們選用社會主義時，出於一種歷史文獻和思想傳播的延續性；當他們選用共產主義時，正是為了表達其社會主義理念層面上的科學之處，即一種新的社會主義理念，即科學社會主義。可見，馬克思恩格斯選用共產主義而不選用社會主義，並不意味著他們否定或反對一個通往其所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社會主義過渡階段。
21世紀對於實現共產主義的理解需要西方社會重新審視和客觀評價社會主義。把社會主義作為共產主義低級階段，即逐漸向共產主義高級階段過渡的階段，是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結合十月革命和蘇維埃社會主義的歷史實踐提出的理論。然而，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失利是否意味著我們不能用“社會主義”來描述共產主義低級階段的政治轉型和過渡時期呢？或者說，其失利能夠證明社會主義過渡就是歪曲了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嗎？顯然不能。塞夫等人將拉薩爾的國家社會主義和蘇聯社會主義等同起來並以其“破產”來佐證作為過渡階段的社會主義必然走向失敗，進而以此否定社會主義過渡階段，事實上墜入了宿命論和機會主義漩渦。另外，從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表述，特別是從恩格斯對於社會主義的補充闡釋來看，否定社會主義過渡這一結論也顯然站不住腳。而且，恩格斯的解釋倒是一種提示，即在對社會主義的鑑別認識中，焦點應該放在革命的現實運動和發展上。帕特里克·多萊對呂西安·塞夫觀點的一個批評值得注意。多萊提出，我們必須停止使用帶有20世紀（蘇聯和社會民主主義）經驗的回顧性研究來分析馬克思時代的工人和革命詞彙，現實的社會主義作為否定資本主義的第一步，“是不可避免的。這是我們無法忽略和不可逾越的一步”。託尼·安德里亞尼也曾直接指陳，後資本主義的第一階段明確的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共產主義。就當前來說，“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在於重新思考社會主義，從歷史上的社會主義的失敗中吸取教訓，並逐步推動（有時向後退步以更好地向前邁進）走向儘可能好的未來”。
2.關於實現共產主義與國家消亡
與否定社會主義過渡相聯繫的觀點是否定國家在實現共產主義進程中的角色和功能。呂西安·塞夫認為，拉薩爾的社會主義、斯大林主義的社會主義以及社會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都受國家權力的強烈影響，這與其各自的失敗並非沒有關聯，“而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完全相反，與國家的消亡有著根本的聯繫”。弗蘭克·菲斯巴赫認為，馬克思從來沒有提到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或通過國家來建設社會主義的階段，而是談到了國家作為社會之外的一種工具的毀滅和否定。
將馬克思關於國家終將消亡的觀點直接等同於共產主義的實現進程，與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事實上存在明顯出入，是與否定社會主義過渡觀點直接勾連的一種片面解讀。首先，文本證據可以表明馬克思恩格斯不反對無產階級掌握國家政權，而且專門強調要爭取權力。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寫道：“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裡，並且儘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在這裡，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後革命時期國家的角色或作用。他們在《共產黨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進一步指出：“特別是公社已經證明：‘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這裡更加明確表達的是，我們不應該只是掌握國家機器那麼簡單，但絕不是說不應該掌握國家機器。其次，關於《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對國家的批判，我們應該首先明確的是，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批評的是那些相信可以通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來為工人建立一個新社會的看法，並不是否定無產階級通過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來控制國家，進而開始革命性的社會轉型。相反，他明確地在國家的範疇上界定了無產階級取得革命成功而轉變為統治階級時所領導的政權。不過，對馬克思來說，無產階級專政不再“凌駕於社會之上”，也就是說，它是一個主導社會層面的無產階級領導的國家政權或政治體制。其中，代表大多數人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制定法律和依法裁決的政治機制。
3.關於實現共產主義與政黨引領
進入21世紀以來，法國民眾對資本主義體制及其體制下的政黨日益不滿，出現了反政黨主義的潮流。頻繁爆發的社會運動越來越傾向於以非政黨組織的形式出現。法國部分左翼學者對於共產主義的探索注意到這種傾向。其中，有的學者宣傳一種“去政黨化”的共產主義思想和運動。他們認為，應當取消政黨在實現共產主義進程中的角色，預言或寄希望社會運動將會帶來一種嶄新的政治。
而一些可稱之為積極左派的左翼學者堅決捍衛政黨在實現共產主義進程中的角色和作用。他們認為，如果沒有政黨的領導，社會運動自身的作用將微乎其微，共產主義不可能實現。邁克爾·洛維指出：“馬克思的革命政黨不是資產階級和烏托邦‘最高救世主’的繼承者；它是為解放自己而鬥爭的被統治階級的先鋒隊；它是群眾意識覺醒和革命行動的工具。它的作用不是代替工人階級或‘高於’工人階級，而是引導工人階級走向自我解放的道路，走向社會革命。”喬治·加斯托德將多年來某些學者對政黨的抨擊視為一場詆譭運動，並指出了這樣一種運動的危害。帕特里克·多萊指陳“超越政黨形式”的研究和觀點已然成為西歐共產主義左翼的一個時髦主題，並且在許多國家導致了一種新的政治形態，這種政治形態在思想上更加模糊，在組織上更加鬆散，使民眾更傾向於加入社會黨。實踐證明，只有在馬克思主義革命政黨的有效組織和引領下，民眾的鬥爭精神和社會運動才能被有效轉化為推動社會轉型的革命力量。
三、法國左翼學者共產主義探索的積極意義與侷限
法國左翼學者的共產主義探索在回應法國民眾經濟社會問題、促進共產主義思想傳播、推動法國共產黨理論再反思等方面具有積極意義；但同時，部分頗具影響力的學者的探索也存在侷限，在一定程度上阻滯法國人民的鬥爭精神的發展以及社會運動轉化為真正的革命力量，客觀上也為當前某些極右政黨的發展提供了助力。
1.法國左翼學者共產主義探索的積極意義
第一，法國左翼學者的共產主義探索是對法國民眾面臨的經濟社會問題的積極回應。進入21世紀以來，法國民眾的經濟狀況受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範圍內持續影響而不斷惡化。根據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估計，2018年法國人口的貧困率達到147%。這表明，近些年來，雖然法國經濟具有一定程度的全產業鏈及歷史積累的技術優勢，從而在整個世界經濟版圖中仍佔有重要地位，但許多法國民眾的生活並沒有改善反而在變差。更多的民眾開始質疑資本主義制度，並嘗試尋找替代選擇。近年法國爆發的系列社會運動，如2016年反對與就業有關的法律的運動和“黑夜站立”、2018—2019年影響更為深遠的“黃背心”運動以及2019年的反對養老金改革運動，都顯示了法國社會內部難以調和的矛盾。在此背景下，法國左翼學者關於共產主義的討論無疑是對現實問題的積極回應，推動西方社會重新思考共產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現實可能性，並鼓勵越來越多的人批判和反對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資本主義制度。
第二，法國左翼學者的共產主義探索，繼承了法國進步傳統，推動共產主義思想在法國的傳播。法國在有史以來的多個歷史性時刻向世界傳播了進步思想。從反對宗教矇昧主義、提倡進步、寬容的啟蒙運動，到1789年法國大革命結束了君主制而在世界上促進自由、平等和博愛理想的傳播，再到1848年始於法國的大規模工人運動以及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更是鼓舞了整個世界的無產階級運動。所有這些運動和反抗以及它們留下的討論、辯論和反抗傳統，仍然深深紮根於今天的法國社會。今天的法國人民面對當前社會經濟體系的多重問題，自發促成了“黑夜站立”和“黃背心”等影響深遠的社會運動。然而，蘇聯解體後，法國也日益受到新自由主義的衝擊。法國左翼知識分子重新解釋和探討共產主義，為今天法國民眾理解現實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路徑。
第三，法國左翼學者的共產主義探索有助於推動法國共產黨理論再反思。建設共產主義是法國共產黨自誕生以來在法國推廣和普及的口號和理想，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千百萬法國人民選擇支持法國共產黨而使其成為當時國內第一大黨的內在動力。直到今天，法國共產黨從未停止思考建設共產主義的新途徑。蘇聯解體後，法國共產黨創造性地提出了“新共產主義”“新一代共產主義”。然而，這並沒有讓法國共產黨在政治上擺脫窘境，其在選舉中的成績反而進一步下滑。如同20世紀中期如路易·阿爾都塞、路易·阿拉貢和呂西安·塞夫等法國知識分子關於共產主義的學術討論深刻影響並推動了法國共產黨的探索一樣，進入21世紀以來，法國左翼學者關於共產主義的再討論也在切實影響著法共的理論創新和實踐探索，並推動其進行理論再反思。當然，這種影響的程度與推動共產主義的法國左翼學者和法國共產黨之間的互動與合作的程度有關。當他們有效團結從而將理論和實踐聯繫在一起時，他們才更有能力圍繞一項政治戰略和方案團結法國民眾。左翼學者和法共的互動，在幫助學者審視自己的主張是否可行的同時，將切實推動法共進行理論再反思，創造性採用新方法、新戰略等推動實現共產主義。
2.法國左翼學者共產主義探索的侷限及其消極影響
第一，法國部分左翼學者探索的抽象化、烏托邦化使共產主義思想難以觸及普通民眾並被真正接納。部分法國學者特別是哲學家對共產主義的討論往往是抽象的、複雜的，似乎與人們眼前的問題和需要相去甚遠。這對法國民眾理解和接納共產主義造成一定的困難。與此同時，主流媒體和一些著名的歷史學家或其他知識分子經常妖魔化社會主義經驗、一切接近共產主義的思想以及宣揚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思想的政治家，導致多數法國人對共產主義持有消極看法。另外，部分學者的觀點呈現烏托邦化，他們沒有解釋實現共產主義的具體規劃，也沒有結合現實困境給出實現共產主義的階段性目標。
第二，法國左翼學者關於共產主義的重大分歧，特別是某些學者的“去政黨化”觀點，一定程度上阻滯法國人民的鬥爭精神和社會運動轉化為真正的革命力量。目前法國國內社會鬥爭和抗議活動不斷高漲，人們對經濟、社會、政治、生態等充滿不滿情緒。但是，當前法國左翼關於共產主義的實現難以達成必要共識，從而無法共同制定一個具體的共產主義革命規劃。這使得很多對資本主義制度不滿的法國民眾看不到生產方式在中短期內發生根本轉變的任何可能性，也看不到任何左翼政黨能夠代表他們。法國左翼被分裂了，而且程度嚴重。如讓·洛金所說：“21世紀社會運動和左派政黨之間的分裂似乎仍然像19世紀末恩格斯和‘工人’政黨創始人面臨的分裂一樣大，陷入資產階級議會主義和政府政黨聯盟的困境。”在這種情況下，部分法國左翼學者雖然有共產主義的理論、假設、思想等，但他們反對社會主義過渡，而對如何走向共產主義又缺乏務實建議。其他支持社會主義過渡的學者雖然有中長期的主張，但由於多種原因，他們的聲音很難被聽到。總之，所有這些知識分子都有一些關於共產主義的主張，但這些主張往往是相互矛盾的，這就使得人們很難圍繞著一個擺脫資本主義、實現共產主義的長期戰略、道路和方法行動起來。某些學者的“去政黨化”觀點又關閉了社會運動被有效組織和引導的路徑，因此，社會鬥爭支離破碎，很難轉化為推動社會轉型的真正革命力量。
第三，法國左翼學者關於共產主義探索的侷限客觀上為法國政壇某些極右政黨的發展提供了助力。據法國內政部統計，在2017年的國民議會選舉中，4700多萬選民中第一輪和第二輪的棄權率竟分別高達51.30%和57.36%。這表明，法國民眾對法國政治制度和政黨代議體制強烈不滿。但共產主義卻因當前探索的種種侷限而並未成為法國民眾的真實選擇。不過某些極右勢力卻因為表現為一個反體制的政黨，而被誤認為是為民眾辯護。由此，許多抗議社會經濟制度的民眾選擇投票支持他們，其中包括一部分工人階級，他們就以這樣的方式走向了極右翼。在一定程度上這是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所造成的。但法國部分左翼學者的共產主義探索不是團結起來提出和制定明確的社會轉型戰略，反而是去迎合反政黨的民眾情緒。法國左翼學者的分裂以及部分學者的“去政黨化”共產主義思想，加劇了民眾對法國共產黨的信任流失，客觀上為極右政黨的發展提供了助力。然而，沒有一場社會運動是完全脫離政黨影響的。在現實中，社會運動和政黨相互需要。因此，左派政黨，特別是法國共產黨，要看到如何才能贏得那些參加社會運動的民眾的信任，並將參加這些運動的民眾同自身聯繫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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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忠勝，中央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2020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