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写作主题:《枢纽:3000年的中国》(八)

这是悟空昱彤五月份发表的第十二篇文章,系列写作的第九篇文章。

今天继续系列写作的内容,还是来聊中国历史,以施展老师的《枢纽》一书为主要参考。

系列写作主题:《枢纽:3000年的中国》(八)

今天我们就来探究一下:为什么像元朝、清朝这样的游牧民族征服型王朝,却能够超越汉人王朝,建立起同时统治长城南北的大帝国呢?他们又是怎样做到的呢?

系列写作主题:《枢纽:3000年的中国》(八)

受限于草原的自然生态条件,草原只能依靠一个个小部落来治理。但是,自从西汉以来,草原上出现了匈奴、鲜卑、蒙古那样的强大的游牧帝国。这些庞大的游牧帝国,仿佛一夜之间出现了。为什么是这样的?其实答案很简单:草原游牧帝国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原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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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秦统一中原,建立庞大的农耕帝国之后,草原上才有可能出现庞大的游牧帝国。为什么呢?这还要从草原和中原的双边关系谈起。草原上的资源有限,除了肉、奶等少数产品外,游牧者需要的很多生活资料都要从南方农耕地区获得。获得的方式主要是两个渠道:战争和贸易,很显然,贸易的获取成本更低些。但问题来了,中原地区的人们是否愿意与草原地区进行贸易?如果中原没统一,中原各诸侯国会竞相和草原部落进行贸易,因为这样可以获得草原上的马。因为草原上的马是古时候战争的重要工具,不和草原做生意买马的诸侯国,当发生战争时,与有马匹的诸侯国比起来会处于劣势。如此一来,诸侯国之间的竞争关系会使得草原与中原的贸易条件达到一个大致的市场均衡价格。这对于草原上的诸多小部落而言是一种十分满意的贸易条件,小部落自然就没有欲望想要联合起来。因为一旦联合起来,贸易的利润肯定会被盟主剥去一层,倒不如不联合。事事都会有变化,中原统一后这个贸易关系就改变了。中原一统一,就不再有各个诸侯国的竞争,统一的大帝国垄断了中原市场,帝国就可以用政治手段来干涉贸易,要么压低贸易价格,要么干脆断绝贸易往来。如此一来,草原上那么多小部落被断绝了生活资料来源只好到南方去抢,要从中原帝国手里抢东西,小部落岂是对手,那就必须联合成为一个大的部落联盟,形成与中原帝国抗衡的力量才行。于是,强大的游牧帝国就此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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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起来的草原帝国,其人口仍远远少于中原帝国,不过却比中原帝国更有战斗力。除了身体素质有优势之外,一方面草原上的骑兵对战中原的步兵,基本呈现碾压之势;另一方面草原上的生产、生活、战斗的单位是合一的,战斗效率高,后勤压力小,远非中原军队可比。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草原上比中原贫穷,对于草原帝国来说,战争近乎是净收益。对中原帝国而言,战争几乎净消耗,两边对待战争的收益和欲望大不相同。这一系列的原因,使得草原帝国对中原帝国构成巨大的军事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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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所谓的草原游牧帝国,事实上是一个庞大的部落联盟。联盟的大可汗通过垄断战利品的分配权,形成一个由战争衍生出来的中央财政。草原游牧帝国的中央财政和中原地区那种靠税收的财政体制很不一样,它主要是靠战争战利品形成的财政。所以,只要部落联盟的大可汗能够持续从南边的中原地区抢来东西,持续垄断战利品的分配权,那么他的帝国统一就能够维持下去;一旦大可汗没法再获得战利品的分配权,他的帝国也就完了。由此,对大可汗的第一要求是他必须特别能打,骁勇善战。这与中原帝国官僚体系下对于皇帝的要求截然不同,中原帝国的皇帝只要保证最高统治的正当性即可。由于对可汗战斗力的要求,意味着可汗的继承人绝不能是小孩,但是在草原上战事频繁,可汗的寿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当大可汗去世以后,可能他的儿子尚未成年,于是在草原上,继承制不是中原式的父终子及,而是兄终弟及。当然,历史上肯定有反例,这不在今天的讨论范围内。

中原有句古话:"胡虏无百年之运",为什么草原上游牧帝国无法超越百年的国运呢?其实理解起来很简单,因为开国一代的可汗和他的兄弟几个加一块儿也活不过一百年。等到一代全都去世后,第二代的子侄辈们都觉得自己有资格当大可汗,于是便开始分裂,发生内乱。我们看到历史上所谓大汉远逐匈奴、大唐远逐突厥,实际上就是中原帝国终于熬到了草原帝国自然分裂的那一天。只要北边自己分裂,南边就有下手的机会了。聊到这儿,终于解开了我多年前读历史的疑问:为什么如此强大的秦汉就无法彻底征服匈奴啊?看了《枢纽》中的观点和解释,茅塞顿开,原来如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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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虏无百年之运",简单来看就是草原帝国会面临周期性的继承危机,同样道理,中原帝国也面临周期性的衰败危机。因为皇帝是靠官僚体系进行治理的,皇帝必须有足够的能力,才能制衡官僚体系。最初的官僚体系是帝国的工具,但是很快它就成为一个寄生虫,并且这个寄生虫反过来主导了帝国。由此中原帝国就会陷入离心离德的危机状态。一般来讲中原帝国社会经济规模足够大、社会散沙化,组织化的反抗很难建立起来,所以中原帝国不太会像草原帝国那样,大致还能耗下去。但是,此时如果出现另外一个变量,局势就会不一样了,它就是气候变化。一旦气候发生变化,人口对资源的压力就会变大,直接导致北方的胡族大规模南下。而对于南边的中原帝国要想维持下去必须负隅抵抗,就不得不大规模征兵和征税。可是,此时的中原帝国的农民也遭遇了气候变化,本来遭遇自然灾害没饭吃,朝廷还要征税征兵,走投无路的农民只好起来造反。于是,中原帝国就在内外夹击中崩溃甚至瓦解掉了。

就这样,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中原通过草原力量的注入来重建秩序的。草原力量成功注入中原,是从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开始的,以至发展到后来中国历史有了强大的元帝国、清帝国。

纯粹的中原人无法理解草原,纯粹的草原人也无法理解中原。游牧统治者假如不能克服周期性的继承危机的话,没多久也会灭亡,会重蹈覆辙,继续"胡虏无百年之运"的悲剧。然而,历史上的元、清帝国找到了另外的道路:胡汉二元帝国。所谓二元帝国,就是在长城以南,能以中原儒家的方式来完成统治,统治者的身份是皇帝;在长城以北,则按草原游牧的方式来完成统治,统治者的身份是大可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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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可汗在入关后,一方面接受儒家文化,利用汉人统治中原,另一方面可以用中原的财富把自己的草原骑兵养起来,借以压制草原贵族势力,同时用草原骑兵继续来控制中原。这样一个正向循环就建立起来,由此,游牧帝国的继承逻辑也由原先粗放式的兄终弟及转变为父终子及,周期性的继承危机破除掉了,"胡虏"国运终于超越了百年。草原力量注入中原后,令帝国重生,甚至焕发出比以往更大的活力,这就是我们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草原与中原相爱相杀、相互塑造的关系。由此,我们绝不能狭隘的理解中国历史就是中原帝国的历史,"崖山之后无中国"显然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说法。正是因为中华文明具有的开放与包容才让我们中国走到了今天,并将一路走下去,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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