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聞信息成為指導民眾生活行為的強需求
“看到消息沒，有人在菜市場上相逢15秒就感染了，所以，出門一定要戴口罩。”
“看到消息沒，幾個確診病例去過地鐵、超市，所以，這些人多的地方能不去就不要去。”
“看到報道沒，有接觸者可能只是因為走了同一個樓道，所以，還是要重視防範好。”
“看到鍾南山院士說的沒，最近還不是安全期，還是要把口罩戴好，不要出門，鍾院士讓出門了再出門。”
最近幾個月，我家的“家庭群”裡，空前地活躍。不時轉發著上述類似的提醒。
這只是一個普通的最小單元，全國至少應該有億萬個這樣的“家庭群”吧。
絕大多數市民個體的行為方式，來自於對新聞、信息與資訊的接收，與理解。
疫情之下，新聞與信息成為非常強的“剛需”，指引著億萬民眾的行為選擇。
比起2003年的非典，比起2008年的汶川地震，本次新冠疫情最鮮明的特點，就是智能手機、移動客戶端為代表的互聯網傳播，已經成為標配，人人都是信息的接受者，同時人人也都是信息的上傳者、轉發者、傳播者，這是一個我們之前沒有過的神奇體驗。
2、信息是一種防疫力量。
疫情是一場群體性災難。
按照社會學者S.Fritz的概念，“災難是一個發生於特定時空的社會事件，對社會或該社會的某一自足（self-sufficient）區域造成嚴重損壞，招致人員及物質損失，以致社會結構瓦解，無法完成重要功能或工作。”
正因為災難常常具有突發性、破壞性、階段性、社會性等特點，“當災難爆發時，人民對大眾媒體會有更強的信息訴求欲”。
按照傳播學理論，在群體性災難面前，民眾從大眾傳播媒介獲取信息，之後建構形成了各自的認知“駕駛艙”，營造了一種“擬態環境”，形成人們頭腦中“關於外部世界的圖像”，進而影響了人們的行為選擇。
這還是一百年前美國新聞學家李普曼的判斷。
一百年之後，環境發生了本質性的變革。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是中國進入移動社交媒體時代後首次全民性公共危機。”
在如此新形勢之下，新聞與信息傳播至少出現了以下幾個變化：
- 1）、人人成為參與者，人人隨時可能成為傳播源，單邊傳播變為雙邊傳播、多邊傳播，甚至萬物傳播；這讓疫情在最短時間內形成了全國共振，改變了局部、內部傳播特點。一方面，公共危機迅速呈現全民性，另一方面，全民性應對得到了最大的共識前提。開放的輿論場成為新生態。
- 2）輿論場漩渦強烈，信息良莠不齊，事實與謠言夾雜著搶時間、搶眼球，這對個體的媒介素養（包括生產內容與傳播選擇）提出了新要求：接收渠道——辨識信息——甄別理解——建構認知——二次傳播……成為連續過程。沒有起碼的判斷辨識能力，轉發朋友圈都成為高風險動作。
- 3）社交化傳播有強烈的情緒色彩，共情、共振、同頻，形成良性呼應，成為新能力需要。典型的一九定律。10%的內容得到了90%的傳播；90%的內容得到了10%的傳播。爭取眼球之下，如何撇掉情緒干擾，建構有價值有意義的理性堡壘，是新課題。情緒之下，放大了價值多元，如何把控渠道，避免雞同鴨講，“大型現場翻車”，沒有誰掌握了絕對的高地。
- 4）傳播呈現強烈的階段性特徵，不同階段圍繞不同的話題中心，傳播特徵差異化凸顯。比如挖斷路那種硬核防護，這個階段被讚譽的，下個階段可能被批判；比如對醫護人員的煽情感動，這個階段催人淚下，下個階段搞多了，也會有些情緒厭倦，效果反倒不好。針對輿論場波紋，度的把握成為技術活。
- 5）四全媒體成為鮮明特徵，多媒體平臺接力呼應，成為傳播自覺。報紙、廣播、電視、微博、微信、小視頻、客戶端；官媒，自媒……各有特色，儼然形成長槍短炮、陸海空矩陣。但有一點，公共利益是最大的公約數，共識力，有這一個內核，才形成了自覺呼應，跑動中接力。
- 6）數字新聞被大量使用。因為雜亂的信息當中，清晰的數字展示，代表了一種精確，對沖了情緒與混沌。用數字做標題的新聞，一方面是聚焦疫情的相關變化，多少人、多少地方等等，另一方面是聚焦相關方面的支援情況，多少名，多少隊，數字精確，在這個時候，顯示出準確性，與認知標尺。
- 7、新聞與信息的管理與輿論引導，需要新的思維方式。極高的傳播效率，超強的去中心化傳播，以分鐘與秒建構的反饋效率，決定了線條式的管理引導模式，速度偏慢，效率不高。 新聞與信息進入生態管理新階段。傳媒角色是正確輿論引導者、不當行為監督者、公共利益維護者。客觀準確、傳播科普、答疑解惑、協調秩序等，是疫情之下新聞與信息的目的與方向。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