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半岛地形图
提起仁川，你会想起什么？对国际关系或韩战历史有兴趣的，或许听过麦克阿瑟将军那可歌可泣的“仁川登陆”；但对于大多数当代中国人而言，讲起仁川这个名字，想起的大概多半是机场了。
仁川市地图
也许曾经因为“韩国人将端午节申请为世界遗产”而感到气结，或是觉得“韩国人称孔子是韩国人”实在不可理喻。但可能不知道：韩国，曾经也是这个世界上，少数没有“中国城”的国家。
研究华侨的韩国学者李正熙，曾经称韩国为一个“没有中国城的国家”。然而，与此矛盾的是，点开仁川观光网站，任何人都不难发现，”中国城“被当作文化旅游路线的重要景点，更在国际的旅游指南网站上，被评为仁川最佳景点的第四名，甚至超越具有重要地缘历史意义的自由公园与仁川登陆作战纪念馆。
仁川全景天际线
壹
仁川在哪里？
仁川广域市的位置图
为大韩民国西北部的一个广域市，仁川是一座面向黄海的港湾都市，人口位居于首尔和釜山之后，为韩国第三大城市。位于首尔西部约40km，为韩国第二大港口城市。仁川与首尔之间有首都圈电铁联系。每日有大量乘客往来仁川与首尔两地，由于此两地距离太过接近，已经共同形成一个大的首都圈。
韩国仁川港
自从1883年开港以来，仁川便以韩国首都圈的门面姿态屹立于世。尽管从2014年货柜进出的数量来看，仁川港只是韩国第二大港，仅处理全国9.4%的货柜量，远远落后于釜山港的75.3%，但自从仁川国际机场于2001年落成之后，仁川便仰仗着临近首都首尔的优势，以航空枢纽的地位，一举跃为韩国最重要的门户。仁川，对于美军和观光客而言，从上个世纪以来，就一直都是踏上韩国土地的起点。
仁川景象，由上逆时针：仁川大桥、仁川国际机场、仁川港、松岛国际都市天际线、仁川足球场、仁川都护府厅舍
仁川作为对外的开放特性，与韩国人内向、排外的刻板印象不同，也连带塑造了仁川市的发展策略和都市特性。凭借港口带来的地利，仁川在战后拥有优越的工业区位；韩国作家吴贞熙以仁川为背景的小说《中国城》里，仁川港边充满了工业意象：码头被运送煤炭的火车铁轨盘踞着，面粉工厂、煤油公司则在一旁，浸在北风挟带而来的煤尘之中。直到现在，在光鲜亮丽的首尔相衬之下，仁川都还是显得像只丑小鸭。
贰
1997年金融危机下的仁川
然而，1997年金融危机如瘟疫般在东亚扩散，以及随之而来的结构重整，为仁川带来了许多变化。其中，今日成为观光景点的“仁川中国城”，以及节目《我的超人爸爸》里，三胞胎兄弟一家人居住的“松岛国际都市”，在许多意义上，都可以被视为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产物。
仁川国际机场是韩国最大的国际机场
首先，先简单回顾1997年之前，韩国的国家政策与财阀经济。长期以来，韩国由国家政策带动经济发展、以财政税收补贴扶植特定企业与财阀的做法，在1997年金融风暴之前，让企业认为“市场收益有政府保证、国家能帮助企业抵抗危机”；而1990年代西方国家的低利率环境，则使得资金流向包括韩国在内的亚洲新兴市场。
上述这些条件，都让韩国央行持续将大量资金借给信誉不佳的企业，造成财政赤字。此外，1990年代开始逐渐松绑的韩国金融市场，则引进了更多外资，让赤字的问题进一步恶化。更糟糕的是，身为韩国最大贸易伙伴的日本，自1990年代初期即陷入低迷，冲击韩国出口额，进一步加剧韩国的赤字危机。
图为1996年，为了庆祝韩国与日本成功争取到了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事的主办权，韩国民众参与庆祝演唱
由财政赤字引发的债务与国家信用危机，最终在美元升值时爆发。首先，与美元汇率挂钩的韩元跟着美元升值，使得韩国的出口竞争力下滑；国际市场对于韩国经济的信心几近瓦解，导致外资纷纷出逃，并为韩国央行带来极大的压力，最终只能放手让韩元狂贬。这场跨国的连锁风暴，让韩国的债务问题最后演变成全面性的金融危机。
在国际货币基金的援助之下，韩国一并接受了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结构重整计划，包含开放投资环境、消除贸易壁垒、解除汇率管制等。大幅贬值后的韩国资产，以及更为开放的投资环境，都让韩国进一步成为西方资本积累的核心国家，在积累过程中进行地理扩张的去处。
此外，金融危机在韩国造成的高失业率，让以生产和消费组成的资本回路面临瓶颈。此时，由政府主导的一系列开发计划，便企图将资金投资于旧城区的改造与新城区的开发之中，借以刺激生产与消费，进一步提振国内经济。仁川中国城，便在这个时空脉络之下粉墨登场。
叁
仁川中国城
仁川的中國城牌坊看似「古色古香」，卻是2008年才落成的全新水泥建築。
韩国临近中国，被学界广泛视作汉字文化圈的一分子，在历史上同时又是中日韩三角贸易的重要节点，令人实在难以置信这里没有华人驻足聚居。因此，“唯一没有中国城的国家”这个封号，该如何解释呢？再者，如果真如学者所言韩国不存在中国城，那么仁川这个”中国城“，又是从何而来的？
日治时代，由日人绘制仁川地图。图中已经几乎无法辨识中国城的位置。
位于仁川港边的中国城，早于十九世纪末即因国际形势，以及其港口区位，成为华商聚集之地。然而，货柜的发明，使得港口开始不再仰赖码头搬运工、因而得以迁离市区，从而造成了旧港口周边的快速没落；再加上战后韩国政府对华侨实施歧视性政策，限制华侨持有资产及教育的权利，导致大量华侨离开韩国，进一步造成了中国城的空洞化。
仁川各国租界地图；除了清国租界之外，尚有日本及不分国籍的公共租界。
回顾历史，仁川中国城的前身，其实是仁川港口旁一个贸易商聚集的区域。1882年，清政府与朝鲜政府签署了《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清政府在这个类似”租界“的区域拥有治外法权，来此经商的华侨贸易商日益增多，主要由山东帮、浙江帮、广东帮为主。除了华人之外，今日的中国城旁，其实相隔一条街，也是当时日本人聚居的街区；当年日本人留下的日式建筑，虽然不如重建后的中国城那样张扬，但在单调的韩国街景之中，同样显得突出可辨。
图为1996年首尔明洞，几名精品店的店员在整修的店门口之外，对电话里曾往来的熟客们通知整修消息。
1997年金融危机过后，韩国政府看见后现代的观光发展浪潮，以及中国逐渐崛起的事实，便将脑筋动到了几乎已经不复存在的仁川中国城上。因此，由政府主导的中国城重建计划从2004年开始启动，除了以具有族裔文化本真性、特殊性来招揽游客以外，也被打造为吸引中国资金的前哨站。
图为1998年1月，金融危机期间，一名三星人寿职员，在街头高唱加油歌：「我办得到！我能克服经济危机！
此外，事关仁川中国城能否顺利“复兴”的华侨政策，也在金融危机之后有了重大改革。1998年，韩国政府宣布解除外国人持有土地的限制；2002年，针对华侨发放的永久居留证也开始发行；2005年，韩国政府甚至尝试赋予华侨在地方选举中的投票权。这些在政治上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赋权政策，实际上，应该被放在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脉络中看待。
肆
新自由主义依然排外？
除了餐厅，还有一些日渐边缘化的贸易商和零售店面，共同维系着中国城内日渐稀薄的「中国特色」。
然而，仁川中国城崭新亮丽的表象下，仍然隐藏着新的排外。数十年来的歧视政策，使得许多原本由中国人经营的老字号餐厅，早就易手由韩国人经营。中国城重建后，区内的房地产则被境外资金收购，抬高房价；而官方把“炸酱面”作为中国城的行销卖点，也进一步压制了中国城的经营业态，并强化了韩国社会对华侨的主流印象。
「炸酱面」作为韩国中华料理的代表菜，在这里也被放入博物馆，作为文化符号，强化中国城的族裔空间意义。
此外，韩国政府终究也难以抵挡“旧华侨”不断外移、被“新华侨”取代的趋势。这些旧华侨，指的是十九世纪末就来此的华商后代；新华侨，则是持有中华人民共国护照，在中韩建交之后才陆续抵韩的新移民。根据韩国法务部移民局的数据，从2002年至2006年，在韩的旧华侨人数萎缩了2%；相较之下，同一时期的在韩新华侨人数则大幅成长了约150%左右，比起旧华侨人口数足足多了三倍以上。
松岛国际都市，是仁川地区最现代的地景之一。
与中国城相呼应的，则是位于仁川市南端海滨，在填海区上兴建的松岛国际都市。松岛国际都市计划始自2002年，并于2005年动工，与仁川中国城计划为同一时期的政策；作为仁川自由经济区的一环，松岛国际都市投入35亿美元。
韩国政府亦投入巨资在海上兴建长达12.3公里的「仁川大桥」，连结仁川国际机场与松岛国际都市。
除了中国城与松岛国际都市这两个节点，韩国政府亦投入巨资在海上兴建长达12.3公里的仁川大桥，连结仁川国际机场与松岛国际都市，使新开发的城市，得以便利迅速与世界其他城市来往，坐收时空压缩的利基。
图为仁川中国城的炸酱面博物馆。
于是，“守旧”的仁川中国城，以及“创新”的松岛国际都市，两者就表象上来看虽然南辕北辙，但在全球资本流动的脉络之中，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同时也都是国际经济危机的政策产物。
有些萧条的午后光景。多数老字号的中国餐厅都已易手经营，连最知名炸酱面馆共和春，都被韩国人买走经营权
再进一步看，韩国金融危机之后的新自由主义转向，体现在文化政策与经济政策两个面向，两者相互呼应。就文化政策来说，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正确，不但是中国城复兴、积极面向全球化的论述核心，也以文化观光为策略，找到了更具弹性的经济发展模式。此外，韩国在经济与贸易政策上的具体表现，则造成了国家管制的松绑，以及对外国资本更开放的投资环境。在此，多元主义的文化治理，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逻辑嫁接，透过中国城改造和松岛国际都市的催生，以市镇开发和房地产修补经济危机。
关注中韩双边关系的未来发展，仁川中国城，或许是我们不得不审慎看待的切入点。
然而，迪士尼化的仁川中国城，尽管吸引了中国资金，却被不少游客讽刺为过度虚假、没有活力，甚至除了大同小异的炸酱面餐馆之外，别无特色。新的松岛国际都市，在成为全世界最昂贵的造市计划之一后，也面临着后续外资吸引动能不足的隐忧。终究，这些以族裔、多元、绿色、开放作为资本的避风港，在不久的将来，是否不可避免会成为下一波经济危机的受害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