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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七子”是建安時期七位詩人的合稱。七子之稱始見於曹丕《典論·論文》，指的是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除孔融外，其餘六人皆依附於曹氏父子，形成了一個對當時詩壇有重大影響的文人集團。七子的成就不專在詩歌，也包括了散文、辭賦，但就詩而論，七子之作都程度不同地表現出建安詩風的特徵。
建安七子
一、慷慨悲涼的時代之音。七子的詩題材較廣。他們的作品中有很多反映社會動盪，抒發個人抱負的詩，其中比較著名的有王粲的《七哀詩》、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劉楨的《贈從弟》等。他們的詩或寫漢末混戰，民不聊生的悲慘景象，“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詩》），“四望無煙火，但見林與丘。城郭生榛棘，蹊徑無所由”（《從軍詩》之五）；或抒自己的抱負和理想，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建樹功業，“騁哉日月逝，年命將西傾。建功不及時，鐘鼎何所銘”（陳琳《遊覽》之二），從不同方面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洋溢著一股慷慨激昂之氣。
王粲
誠如劉勰所說：“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文心雕龍·時序》）七子詩歌除上述這些哀亂離、傷羈戍的作品外，還有相當數量“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文心雕龍·明詩》），表現遊宴享樂生活的詩。例如王粲、劉楨、阮瑀、應瑒等均作有《公宴》詩，陳琳有《宴會》，劉楨有《贈五官中郎將》等。這些作品有的只是一般應酬唱和之作，有的則借遊宴的描寫抒吐壯志未酬的苦悶。
二、五言騰踴的詩壇盛況。在七子的詩歌中，五言是主要的體裁。在建安以前，詩歌的主要體式是四言。五言詩雖然在東漢末年已趨成熟，卻始終不佔主要地位，少有人寫。到了建安時期，這種局面便大為改觀。建安詩人大力寫作五言詩，促成了五言詩盛極一時的繁榮景象。劉勰雲：“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踴。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文心雕龍·明詩》）經過建安詩人的實踐，五言詩從此取代四言詩，成為中國詩歌的主要體式，給詩壇帶來了新的氣象。
三、語言質樸剛勁，明朗爽利。七子的詩從樂府民歌中吸取營養，而又加以提高，在樸實之中開始顯示出華麗的傾向。例如王粲的某些詩中已有意識地使用對偶與色澤鮮明的詞彙。從總體來看，建安七子的詩較之漢代的五言詩在語言的精美方面有了提高，但與晉宋的詩歌相比則又沒有過分的繁縟與鋪排，仍然顯得質樸、明朗而富有骨力。黃侃稱建安詩“文采繽紛，而不離閭里歌謠之質。故其稱物則不尚雕鏤，敘胸情則唯求誠懇，而又緣以雅辭，振其美響。斯所以兼籠前美，作範後來者也”（《詩品講疏》）。七子詩把作者對現實生活的感受用樸素明朗的語言表達出來，這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建安風骨”。七子詩的個人風格與成就並不一致。其中最著名的是王粲與劉楨。王粲是七子中成就最高者，劉勰稱之為“七子之冠冕”（《文心雕龍·才略》）。他的代表作是《七哀詩》二首，寫他由長安到荊州避亂途中的見聞。
王粲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委身適荊蠻。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真實地展現了一幅軍閥混戰、人民流離失所的悲慘圖景，“路有飢婦人”一節用具體的情節概括了時代的悲劇，閃耀著強烈的現實主義光輝。王粲是七子中最講究文采的，他常用對偶，能注意詩句的色澤之美。
如“曲池揚素波，列樹敷丹榮”，“幽蘭吐芳烈，芙蓉發紅暉”（《雜詩》），他的《七哀詩》之二寫景部分幾乎全為工整的對仗，所以鍾嶸對他有“文秀而質羸”（《詩品》）之評。劉楨的詩在當時也頗受推崇，曹丕稱曰：“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與吳質書》）與王粲詩相比，劉詩的特點是骨勁氣猛，質勝於文。他的代表作《贈從弟》三首用比興手法讚頌正直之士守志不阿的節操，頗能體現他的風格。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冰霜正慘悽，終歲常端正。豈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其二）
劉楨
質素簡潔而勁健挺拔。鍾嶸稱讚他的詩“真骨凌霜，高風跨俗”，同時又指出他的詩“氣過其文，雕潤恨少”（《詩品》），的確中肯。王粲、劉楨的詩代表了建安七子詩的最高成就。鍾嶸在《詩品》中將他們列為上品，作為曹植的輔翼，還是頗為恰當的。作為鄴下文人集團的核心成員，建安七子的活動時間大體在漢末建安以迄魏黃初元年，曹丕登基稱帝以前。他們團聚於曹氏父子周圍，致力於創作，並彼此批評，這就在客觀上促成了這一時期詩歌創作的繁榮。
作者介紹：我是“忘憂草8”，執筆走天涯，與大家一起分享、瞭解中國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