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精日分子季子越辱华事件成为热点，本人觉得有必要发一些珍贵史料，重温历史勿忘国耻。
以下节选于，军旅作家徐志耕二十年笔耕纪实文学《南京大屠杀》中的一小部分。此书史料翔实，观点深刻，因成书时尚有不少亲历者健在，历史价值很高。本号出于爱国主义情节，义务分享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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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码头屠杀[中山码头遇难者五千余人]幸存者梁廷芳：
“十六日早饭后十二时前，突有日军七八名持枪来。即挥手令余等五人随其出走，因不知其用意，但只得听其指使，跟至华侨招待所后大空场时，见有数百人席地而坐，余等亦随坐其旁。继之陆续由日军从各方驱来平民多人，大空场人已满，复送入对面两大空院中。当余等到达时约十二点钟，一直等到下午五时，捕捉人数，除带走一部分之外，仅在大空场上就有五千人以上。此时天已渐黑，即由日军指令以四人列，依次向下关方向而行。到达下关已六时多，即将余等置于中山码头沿江人行道上，我还以为渡江做工，初不断其实此空前绝后惨无人道之大屠杀也。少顷，即有大卡车二辆满载麻绳驰至，复有新式汽车一辆到达，下车似一高级长官，即有多数带刀者趋向前向其敬礼。高级长官嘱咐数语，该带刀之日本军官即令其士兵分取麻绳，然后向东西分散，同时在路当中每数十步放置机枪一挺。约十分钟后，即听到**声响，时在午后7时光景，大屠杀开始矣。枪声离余等坐处约一千公尺，东西连续放射各五枪则停一二分钟，继之又响。但机枪则未用，因天黑看不见，机枪恐枪杀不彻底也。屠杀至夜约十点钟，余等借着月亮看见东边有十余名日军正在捆人执行屠杀，状至极惨……增荣对余云，如其等待屠杀，不若投江一死。廷芳则以为总是一死，两个即携手投入江中，自料必毙身鱼腹，乃江边水浅深及大腿，一跳不死，则不愿再往深处。万恶的日军，见余等投入江中尚不肯饶，即以机枪向江中扫射，惟恐留下活口作今日对证也。廷芳伏水中，忽由右侧射来一弹，由后肩窝穿入前肩窝而去……”随着滚滚的江水，他们和遇难者的尸体一同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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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击者今井正刚：
“来到江边，只见酱汤色的扬子江像条黑带子，精疲力尽地、缓缓地流着，江面上漂溢着乳白色的朝雾，天就要亮了。
码头上到处是焦黑的尸体，一个摞一个，堆成了尸山，在尸山间有五十到一百个左右的人影在缓缓地移动，把那些尸体拖到江边，投入江中。呻吟声、殷红的血、痉挛的手脚、还有哑剧般的寂静，给我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对岸隐约可见，码头的地面上满是粘滞的血，像月夜的泥泞似的反射着微光。
过了一会儿，结束了清理作业的苦力们在江岸上排成了一列，接着是一阵哒哒哒哒的机枪声，这群人有的仰面倒下，有的朝前跌入江中。”今井正刚当时是《朝日新闻》社的随军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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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者刘永兴：
“我们是老南京了，住了好几代了。日本人进南京那年，我二十四岁，我是做裁缝的，那时住在城南张家衙。家有父母、弟弟和结婚不到半年的老婆。我们五个人都躲到大方巷的华侨招待所里面。
那天下午，一个鬼子到我们住的门口，他朝我招招手：‘出来，出来！’我走过去了，他要我弟弟也一起跟他走。
走到对面一个大广场上，已经有不少人坐在地上了。过了一会，翻译官说：‘做苦力去，都到下关码头搬东西去！’有的不去，当场一枪。排好队就走，前头是穿黑制服的国民党警察开路，后头是日本人的马队押阵。路上死人很多，碰到人就抓，都带走。哪个跑，就开枪。
挹江门边上国民党的官兵好多被日本兵抓了，用铁丝穿大腿，一串一串的，都穿着军装。
到了下关码头天黑了。抓来的人很多，二十个一串捆着，捆好就用枪扫。我在前面，连忙跟着别人跳江。这时，子弹的响声把耳朵都要震聋。打破头的，打断手的，一片哭叫声！我身子全在泥水里，只有头露在上面。子弹从我的肩上穿过，棉袍子里的棉花都打出来了。机枪扫过后，日本兵又用刺刀一个一个地捅。没有打死的哇哇地叫。我在江水中朝岸上看，只见刺刀的亮光一闪一闪的，日本兵一边‘嗨！嗨！’地喊，一边朝乱七八糟的死尸堆里用刀戳，惨叫声听得人汗毛都要竖起来！刺刀捅完又用火烧。火很旺，吱吱的响。没有死的人一着火手脚乱动，大声地惨叫，一会儿就不动不叫了。我在水里，日本兵下不来。天又黑，他们看不见，所以保了一条命。天快亮的时候，他们走了，我才慢慢地爬上来，那天爬上岸的有十多个人。
水里泡了一夜，冷也冷死了，吓也吓死了，我上岸后躲进了一个防空洞。躲了一天，晚上转到一个尼姑庵。庵旁边有个草棚子，棚里面有个四十多岁的农民。我掏出十二块大洋，求他救救我。说了许多好话，他才烧了一点胡萝卜给我吃，又给我换了一套对襟的蓝布老棉袄，还有一条手巾，我拿来扎在头上，就这样逃了命。”，五十年后的今天，我找到了刘永兴。过了青溪上的竺桥朝前走，小巷的丁字路口就是他的家。他中等个子，很健朗，红润的脸，头和胡子都花白了。他今年七十四岁。他是南京玩具厂的退休工人，可仍然丢不下他的裁缝的老手艺。我去访问的时候，他正戴着一副老花镜在裁剪衣服。他用一口地道的南京话向我叙说九死一生的经过时，有一句话重复了十几遍：
“吓人呵！吓人呵！日本兵狠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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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者田所：（日军士兵）
“那时我们驻下关。我们用铁丝网上的铁丝把抓来的俘虏每十个捆成一捆，推入坑中，然后泼上油烧死。有种杀法叫‘勒草包’，杀时有种像杀猪一样的感觉。干着这些事，对杀人就会变得无动于衷。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太司空见惯了……再者，因为是命令也就不去多想它了。
“也有用机关枪扫射杀人的。把机枪左右两边一架，哒哒哒哒扫射。”说真话是需要勇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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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港[遇难者三千余人]日本《扬子江在哭——熊本第六师团出兵大陆之记录》：
“在那宽阔的江面上，漂浮着数不清的死尸。放眼望去，全是尸体，江岸上也是，几乎看不到边。这些死尸中不光是士兵，还有许多平民，有大人也有孩子，有男有女，就像满江漂流的木排，缓缓地向下游淌去。把目光移往上游，看到的也还是尸山，简直无边无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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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者潘开明:
扬子江正在变成一条死尸之河。”幸存者说我叫潘开明，今年七十整。小命是捡来的。我从小就命苦，父母早死了，姐妹八个给了人家四个。我是老大，十四岁到水西门的陈有记理店当学徒。学了三年，自己挑担，手里拿一副行头，剃一个头十个铜板。生意不好，连青菜煮黑面条还吃不饱，晚上还去拉黄包车，就这样一天也挣不了几角钱。活不下去了，一个弟弟卖了三十五元，还有一个小弟弟给人拐走了。
十三日上午**点钟的样子，我出门去看看，三个日本兵把我带走了，带到了大方巷口的华侨招待所，造得像宫殿的那种式样。日本兵把我和另外七八个人关在一间小屋里，三天不给吃不给喝。十六日下午，日本兵把我们赶出小屋，用绳子一个个地反绑起来。排好长的队伍后，又用长绳子把队伍两旁的人的膀子与膀子连起来。我排在右边，从前面数下来是第七八个，两边有日本兵扛着枪押着。
到了下关，走热河路，再往靠河边的一条小巷子进去，到了煤炭港，就是以前火车过长江的那个地方。
队伍停下来了，我看了看，大概有三百多人。日本兵用皮带抽、用枪托打，把我们都赶到煤堆上，四周机枪架好了，一个日本兵“啊”的一声大喊，接着哨子一吹，枪声就像放鞭炮似的噼哩叭啦响了，人一排排地像割稻子一样倒下了，我糊里糊涂地也倒了，人昏了，不知道是死是活。
夜里月亮当头的时候，我醒过来了。身子动不了。睁眼一看，我身上压着死人，身上尽是血！我想：我是人还是鬼？我死没有死？
推开死尸，我爬起来一看，还有几个人坐着，我数了数，有八个。我问离我近的那一个人：“老总，你没有死？”那是个军人。他说：“没有。”这时，坐在铁轨边上的一个人把反绑的绳子磨断了，后来你帮我、我帮你，八个人的绳子都解开了。
我爬到江边，先把黑棉袍子外面的灰大褂脱下来，洗了洗，擦掉身上的血，就摔到江里去了。我四天没吃饭了，身上没劲，就靠在一个铁架子上养了一会儿神。这时，其他人都各奔东西了，有的到和记洋行，有的抱着木板过江了，有的带着伤一拐一拐地朝城里走，好几个都是中央军，讲的四川、广东口音。有个人问我：“你不走啊？”我说：“我是本地人，不能走。”坐了一会，我慢慢地站起来，往一排空房子里走，在这里捡了一件破衣服穿，天亮走到热河路。不料，惠民桥边过来了四个日本兵，我吓死了。日本兵大吼一声，要我站住。问我：“干什么的？”我说：“老百姓。”他们抓过我的两只手看了又看，摸了又摸，问我出来干什么。我骗他们说：“给日本先生挑东西。”边说边把手搭在肩上装出挑担的样子。一个日本兵问我：“有没有路条？”“没有。”我心慌了。
一个中等个子的日本兵还不错他从衣袋里掏出日记本，撕了一张，用钢笔写了“苦力使用过”几个字给了我，上面还有些日本字我不认识。
他们在前面穿了大皮靴的咯的咯走，我在后面慢慢地跟着。马路上没有什么行人，全是死人，一堆一堆的。
进了挹江门，我就朝右边一拐，插进了察哈尔路。翻过山，在古林寺旁边碰见了一个种菜的老头。我跪下就磕头：“老爷爷，我几天没吃了，日本人把我拖到煤炭港用机枪扫，我没有死，我逃出来了。”这老头五十多岁，脸黑红，中等个，留着胡子。听了我的话，他说：“可怜啊可怜！”他进到草棚子里端出一大碗干饭，用水泡泡给了我：“没有菜，将就一下吧。”吃完饭，他说：“现在不能走，你先睡一觉。”我在他的草棚里睡了一觉，到晚上六点钟的样子，他说：“能走了，你走吧，路上当心。”我跪下又磕了个头：“老爷爷，谢谢你！”他说：“不用不用，都是中国人！”
十五日上午，日本人进来了，先是要洋钱、手表、金戒指。难民区三千多人分三个地方，日本人放了三只搪瓷脸盆，叫大家把这些值钱的东西都往脸盆里丢，连妇女的耳环子和老太太的簪子也都搜罗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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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者陈德贵:
哎，那时的人老实，都不敢动，叫跪就跪，叫坐就坐下。大货房里三千多人只有三个日本人看管，大门开着，又都没有绑，一起哄，三千人至多死几百个，两千多都能逃出去，可就是没有人出头，都胆小，都怕死！
[作者]: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求生是人的本能。可是，为什么面对着死亡，这么多的人都不敢拚死去寻求生路呢？看来，懦弱和胆怯比死亡更可怕。或许，一个人或几个人的胆怯和软弱是可以谅解的，而懦弱一旦成了集团性的通病，成了国民性，那就会酿成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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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者伍长德:
伍长德老人长脸长眉毛，平头短，眼睛不大，鼻梁上架着一副像玻璃眼镜，额头上像蚯蚓一样的血管和紫红色的皮肤上像细浪似的皱纹，说明了这位八十老人饱经的风霜和艰辛。
他向我述说了他的苦难和仇恨：
“俺是徐州邳县人，十七岁来南京做小工，后来当交通警，也做豆腐，一直住在这里，住了六十多年了。
日本人的飞机大炮一齐攻南京，俺把家眷送到淮安丈母娘家去了，当时大儿子才三岁。俺一个人躲进了中山路司法院的难民区，里面有好几百人，有两个人俺认识，第二天进来躲避的人多了。
十五日早饭吃过的时候，来了十几个日本兵，用日本话乱叫了一通，俺也听不懂，不知说啥。后来就用刺刀赶大家出去，屋里只剩下老人和小孩了。
大门不开，日本兵把俺从侧门赶出来，赶到了马路上，有好几千人，都叫大家坐下，不知他们要把俺们怎么的，心里很害怕。日本兵还在大声地叫喊，反正俺听不懂。
在马路上坐了有个把小时，就用刺刀赶俺们站起来排队走，走到新都电影院门口，停下来了一会儿开来了好几辆汽车，车上有日本兵有机枪。俺有点慌了。
汽车在前面开，俺们排着队在后面走，往汉中门那个方向走。走到汉中门里，又叫俺们在地上坐下。我看见日本兵把汽车上的机枪搬下来，扛到城门外去了。
一会，两个日本兵手拿一根长绳子，一人一头，在人堆里圈，圈进去的有一百多，日本兵拉着这个绳圈圈把他们押到城门外面去了。
城门外面是秦淮河。俺害怕了，要杀人了，很多人都紧张，又都不敢说，更不敢动。
枪响了，有哭的，有叫的，吓得人心里毛！队伍乱了套了，坐着的人有的吓瘫了，倒下去不会动了，看押的日本兵当场一枪打死！第二批又圈走了一百多个。从城门外进来的日本兵刺刀上鲜血淋淋！到了五点钟的光景，俺也被圈进去了。这时，剩下的坐在地上的还有二三百人。
俺们那一批人中有的知道要死了，呜呜地哭，有的不吭气，也有骂日本兵的。刺刀顶着脊梁，谁都不敢动，也没法子跑。走出城门，就是护城的秦淮河。日本兵把俺赶到河的堤坡上，岸上有两挺机枪对着，堤坡上尸体层层叠叠一大片，血像小河似的一股股地向河里流。
俺急了，跌跌撞撞地向前冲了几步，就趴倒在尸体上面了。这时，机关枪咯咯咯的响了，人都倒了。只听得“爹啊”“妈呀”的叫，也有“喔唷”、“阿呀”喊疼的。
机枪扫过又打了一会**，是单响的。俺身上压着的那个人一动也不动，好像是死了。
天黑了，尸体上好像有人在走。热乎乎粘乎乎的血流到了俺的脖子上，俺是双手抱着脑袋朝河水趴倒的。
啊唷！俺背上不知咋的，一阵火辣辣的疼痛。原来日本兵在上面捅刺刀，俺背上也戳了一刀，还好，不很深，刺刀是从上面那个死人身上穿过来的。
刀刺过以后又听到了机枪扫射声，俺身上扑通扑通又倒下来好些人，压得俺气都喘不过来。俺脑子清醒，上面人的说话声，模模糊糊都能听到。
后来倒下来汽油，又扔了不少劈柴。汽油味难闻。一点火，呼呼的烧起来了，俺身上的衣服也着火了，疼啊，又是烟又是火，俺受不了啦，死了算了，俺用劲拱，用劲爬，爬出尸堆，我脱掉了衣服，跳进了护城河。
河里水不多。天黑了，日本兵走了，俺就爬上了岸。背上疼得直不起身子，只好顺着堤坡爬。爬不动了，后来在岸边见到一只小船。船上没有人，有破衣破裤子。我拿来就穿，衣服太小，俺个子高，穿起来露出肚子。
再爬，爬到了一家被火烧了一半的人家。俺在草堆中一倒，昏沉沉地睡着了。
醒来，俺用锅灰抹了一下脸，挎了只破篮子装成要饭的进了城，到鼓楼医院住了五十几天伤才好。住院不要钱，是红十字会救济的。伤好了，背上留下了比鸡蛋还要大的一个疤。”他掀起衣服的后襟，裸露出紫酱色的瘦弱的腰背给我看。腰脊骨偏左处，凹下去一条五寸左右的刀伤！月牙形的伤口早成紫褐色的硬块了。他给许许多多人看过这块伤疤。一九四六年五月，作为受害者和目击者，伍长德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邀请到日本东京，参加对日本战犯的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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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17日《朝日新闻》报道：
俘虏众多难以处理廿二栋人满为患粮食供应颇伤脑筋[横田特派员南京十六日电]
“两角部队在乌龙山、幕府山炮台附近的山地俘虏了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名南京溃败敌兵，因为这是前所未遇的大规模的生俘敌军，故部队方面略觉为难。部队人手远远不够，只得采取临时措施，将其解除武装，押入附近兵营，兵营中塞进一个师以上的兵员，二十二栋房舍挤得满满的，真是盛况空前。xx部队长表了“皇军不杀害你们”这样慈祥仁爱的训话，俘虏们始而举手叩拜，终而鼓掌喝彩，欣喜若狂，彼**之散漫*民性，诚令皇军为之羞耻。”
[作者语]报道有几点失实：俘虏并非全是散兵，也有不少老百姓。而且俘虏的数字被大大地缩小了，实际人数是五万七千多人。
五万多人的命运如何？
四十七年后的一九八四年，日本福岛县七十三岁的“田中三郎”吐露了真。当时他是两角部队的下士。记者采访了他：
《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1984年9月《朝日周刊》：在南京北面有一座叫做乌龙山炮台的阵地，部队向这里进攻时，也未遇到有组织的抵抗。在沿支流挺进至幕府山脚时，一举迫使大批中国士兵投降了。各个中队手忙脚乱地解除了这批俘虏的武装，除了身上穿的以外，只许他们各带一条毯子，然后就把他们收容进一排土墙草顶的大型临时建筑中，中国兵管此叫“厂舍”。田中先生回忆说，这些建筑是在幕府山丘陵的南侧。
被收容的俘虏，生活极为悲惨，每天只分得一碗饭，还是那种中国餐中常用的小号“中国碗”，连水都不供给，所以常看见有俘虏喝厂舍周围排水沟里的小便。
在举行入城式的十七日那天，根据上面“收拾掉”的命令，把这群俘虏处理掉了。那天早晨，向俘虏们解释说：“要把你们转移到江心岛的收容所去。”转移大批俘虏应当警备，所以配置了约一个大队的日本兵。这是一次大批人员的行动，动作很迟缓，先把俘虏们手向后捆起来，出时已是下午。出了厂舍，命令俘虏排成四列纵队成一字长蛇，向西迂回，绕过丘陵，来到长江边，大约走了四五公里，顶多六公里。不知是觉察到可能被枪杀，还是渴不可耐，田中看见有两个俘虏忽然从队伍里跑出，跳进路边的池塘，但是立刻被射杀在水里，头被割下来，鲜血染红了水面。看到这种况，再也没有人试图逃跑了。
大群俘虏被集中在江边，这里是一块点缀着丛丛柳树的河滩，长江支流的对岸可以看见江心岛（即八卦洲），江中还有两只小船。
俘虏队伍到达后三四个小时，俘虏们也注意到这个矛盾：说是要把大家送到江心岛上，可是并没有那么大的船，江边也看不出什么渡江的准备，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等着，天已经快要尸山上到处都点起了火，仔细一看，果然有些装死的人由于经不住烧而偷偷地动手灭火，于是只要看见哪里一动，便赶上去给他一刺刀，将其刺死。***一面在层叠的尸山中翻来翻去，一面在烟熏火燎中了结事，这种作业一直延续着，皮鞋和绑腿上都浸透了人油和人血。如此残酷的“作业”毫无疑问也是在“杀敌越多，胜利越大”、“给上海开战以来失去的战友报仇”、“也算对得起战友家属”等心境中干的。在把那些还在动弹的人刺死时，心里只有两个念头：这下子战友的亡灵可以升天了。决不让人活着逃出，留下证据。
田中说：能从杀人现场逃脱的人，“可以断一个也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