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菊（鞏俐）
農民王慶來（劉佩琦）違規蓋樓，被村長（雷恪生）以“文件不允許”阻止，王慶來向村長要求看文件，村長則仗著自己一村之長的權威地位，說“自己就是文件，不用看文件”，為此兩人發生爭吵。爭吵中，王慶來口無遮攔，因為諷刺村長生不出兒子，被村長一腳踢中命根。
為了幫丈夫討說法，農婦秋菊挺著大肚子到村長家，要求村長道歉，被好面子、固執的村長所拒絕。
鄉
秋菊（鞏俐）沒有辦法，只好向村長上一級尋求幫助——到鄉公安局，尋找熟人警察李公安。李公安在瞭解事情原委後，下村進行調節，要求村長賠付王慶來醫藥費200元。
秋菊並不滿意這樣的調解結果；她只是要個說法，而不是200元錢。更讓秋菊想不到的是，在交付200元錢時，不服氣的村長，直接將錢扔在了地上，並對秋菊說道：
地下的錢一共二十張，你拾一回給我低一回頭…低二十回，這事就完了。
被侮辱的秋菊，轉身就走。由此開始了“秋菊打官司”之路。
村長扔錢
縣
既然鄉公安局不管用，那就上縣公安局。
“她是要個說法，而不是錢”這條“秋菊原則”，自此貫穿電影始終。
為了到縣城，秋菊不惜賠錢，便宜出售家中所種辣椒，作為路費。儘管秋菊賠錢賣辣椒換路費，但卻對於路費的使用非常儉省。在搭乘去縣城的三輪車時，放棄了貴的載人車，而選擇便宜的載貨（黑）車。
這裡導演只為向觀眾傳達一個信息：秋菊並不是不心疼錢，她只是想要個說法。
這一次縣城之旅，秋菊除了賤賣辣椒損失錢財之外，還被縣城代寫狀子的老人誆騙了二十元…而調解的結果，卻沒有改變，“維持原判”。村長也拒不道歉。
"只准載貨”的載人黑車
市
既然縣公安局不管用，那就上市公安局。
隨著鄉-縣-市行政區域的擴大，秋菊打官司的代價也越來越大。
剛下車的秋菊，就被拉三輪騙走了三十塊（後來才知道，只需要五塊就足夠）。更無奈的是，目的地並不如意，因為太貴了。經好心人介紹，秋菊和妹妹住進了一人一塊五的大通鋪。又在旅館老闆的好心介紹下，瞭解到“好人市公安局局長”。為了“不空手”，秋菊花錢為局長購買了水果和禮品，局長不僅退還了禮品，還用自己的小車把秋菊和妹妹送回了旅館。
電影中90年代城市風景
對於“城市人哄騙鄉下人”這一現象，導演也用調笑的方式，進行了諷刺。在好心人的提醒下，為了避免再次被騙，秋菊和妹妹去商場買了“城裡人的衣服”穿上。穿上新衣的兩人，更像農村人了。
換上“城裡人衣服”的秋菊和妹妹
這次進城，雖然有好心局長的幫助，但調解結果，以及村長傲慢、固執的態度並沒有改變。唯一不同的是，賠付醫藥費增加成了一個帶有辱罵性的數字，250元。
隨著秋菊打官司之路的延長，村裡的流言蜚語也越來越多，本來支持秋菊的丈夫王慶來，因為礙於面子和人情，這次也站到了秋菊的對立面，爽快接受了賠款250元。並對妻子秋菊說道：
算了吧，一個村子的，以後還要相處。
被家人反對的秋菊，拿著丈夫從村長那接到的250元，扔在了村長面前。這一次扔錢呼應了上次一次扔錢，並且因為扔錢和被扔錢角色的互換。秋菊不畏權威、反對權威的性格色彩得以凸顯。
秋菊扔錢
市×2
鄉-縣-市-……北京是不可能去的，一輩子都不可能去的。秋菊只好再次拉著辣椒，賤賣換取路費，進市尋求市公安局局長的幫助。
既然民事調解無用，只好進入法律程序。在公安局局長的介紹下，律師小吳登場。毫無法律意識，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秋菊，和律師、妹妹之間一段讓人捧腹的對話繼而發生：
秋菊：我跑了一冬天的事情，你一個人就給我辦了？
律師：你原來那是調解，現在進入法律程序了。
秋菊：哦……
秋菊：也就是說你天天坐這兒收錢，就把事情辦了？
律師：……
秋菊：那我跑一冬天不是白跑了？
秋菊妹妹：那你和我哥架也白吵了？
秋菊：……
秋菊妹妹：那咱一開始為啥不找他？
秋菊：……
更讓秋菊費解的是，幫他的市局長，反而坐在了法院的被告席上。秋菊只好選擇缺席……
張藝謀導演就這樣巧妙地用講笑話的方式，開始了《秋菊打官司》的“普法課”。
原來，因為秋菊這一次是因為對於市局的調解結果（維持縣公安局原判）不滿，也就是被告為行政單位公安局（民告官），故適用於《行政訴訟法》。所以市局變成了被告，局長作為市局法人，自然坐在了被告席上。
當然這一切也是導演張藝謀刻意為之。一切都是為了向大家普及《行政訴訟法》。並且，電影在這裡的處理也諷刺十足。
我們從旅館老闆口中得知，
《行政訴訟法》剛頒佈不久，總得找一個民告官的例子，就把這個法給普及了。要是秋菊輸了，那以後誰還相信這法。
事實證明，旅館老闆雖然年紀大，但還是太年輕。秋菊不僅告官告輸了，法還給普及了。而且，電影中，市公安局的裁決本身就沒有錯。
不服判決的秋菊，只好再次向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
終了
在秋菊提出上訴之後，市中院領導表示重視，派出辦案人員下村取證，並帶著王慶來去醫院拍片子。秋菊打官司官司之路自此也告一段落。
轉眼過年，當天夜裡，秋菊難產大出血。沒有辦法的王慶來，只好找到村長。村長雖然嘴上不情願，但是卻立刻起床，冒著星夜騎著車子，火速趕往鄰村召集看戲的村中青壯年們，接著大家一起連夜把秋菊送往了醫院。秋菊母子得以平安。
一個月後，秋菊好說歹說，村長終於過足了面子癮，擺夠了架子，答應來喝秋菊兒子的滿月酒。
就在全村圍坐在王家，為秋菊孩子慶祝滿月的時候。一聲警笛劃過，本來盛裝打扮來參加滿月酒的村長，被抓走了。原來，之前王慶來的片子已經洗出來，判定為肋骨骨折。所以案情再一次上升，變成了輕度傷害罪。
最後，電影在秋菊一路追逐警車不得，孤獨地站在路上，一臉茫然中結束。
我就是要個說法，他咋把人給抓走了？
……
秋菊犟嗎？超級犟。但她並沒有錯，她只是想要一個合理的說法。村長犟嗎？非常犟。但在他的角度，也不全錯。他之所以打王慶來，是因為王慶來戳中了他的傷心事——沒有兒子。而且不道歉，是因為他礙於村長這樣的身份。
通過這兩個“犟人”，張藝謀導演對“父權”以及“重男輕女”等封建遺毒，進行了深刻的批判。
在電影中，秋菊不斷地強調“村長可以打人，但不能往人要命的地方踢”，也就是說，她不覺得村長打人是錯的，只是不能踢人命根，因為“肚子裡的娃，還不知道是男是女”。可見“默認父權”“重男輕女”這樣的封建思想，已經在秋菊心中根深蒂固。
“一村之長的權威”和“命根”無不象徵父權的絕對統治力，而秋菊向村長討一個說法，這樣的行為，正是對於村長權威（父權）的挑戰。但遺憾的是，這樣的挑戰是不完美的，因為秋菊自始至終都認為，村長打人是合理的。
電影除了延續“第五代”導演“批判父權壓制人性”的永恆母題之外，導演還向我們揭示了現代法治社會的主要矛盾：
秋菊、村長所居住的村莊，是一個完全封閉的，由人情主導的小型社區——有忙大家一起幫。村長，便是這個社區的最高領導者。所以村長會在王慶來要文件時，說“自己就是文件”。也正因為如此，村長永遠不會向秋菊道歉、低頭——長輩怎麼可能向小輩認錯。但當秋菊難產的時候，村長卻可以用自己一村之長的權威所具有的號召力，召集村中的青壯年，幫秋菊順利生產。
而村莊之所以封閉，是因為交通不便，發展所限。因此需要依靠人力互相幫助，自然被人情聯結。隨著社會的發展，村莊這樣的封閉社區必然開放，和現代城市接軌。“人情”必然干擾“法治”。
由於社會發展（城市化），而導致的農業（人情）社會向法治社會轉變，所產生的撕裂和衝突，就這樣被導演張藝謀盡情展示。
就像電影中所表現的，秋菊告村長是法，村長幫秋菊是情。那麼，為了這個人情，“秋菊們”到底還要不要告呢？告贏了的“秋菊們”，回到生活中，又該怎樣自處、為人？下次家裡出了事，還有人幫嗎？
或者，“秋菊們”只能像電影結尾一樣，對此一臉茫然，不知所措？再或者，乾脆因此放棄拿起法律的武器保護自己，任個人權益被人情所霸佔？
《秋菊打官司》首映日雖然距今已經28年之久，但人們對此矛盾依舊“百臉茫然”。
告還是不告？
這是個問題。
八臉茫然的秋菊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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