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菊（巩俐）
农民王庆来（刘佩琦）违规盖楼，被村长（雷恪生）以“文件不允许”阻止，王庆来向村长要求看文件，村长则仗着自己一村之长的权威地位，说“自己就是文件，不用看文件”，为此两人发生争吵。争吵中，王庆来口无遮拦，因为讽刺村长生不出儿子，被村长一脚踢中命根。
为了帮丈夫讨说法，农妇秋菊挺着大肚子到村长家，要求村长道歉，被好面子、固执的村长所拒绝。
乡
秋菊（巩俐）没有办法，只好向村长上一级寻求帮助——到乡公安局，寻找熟人警察李公安。李公安在了解事情原委后，下村进行调节，要求村长赔付王庆来医药费200元。
秋菊并不满意这样的调解结果；她只是要个说法，而不是200元钱。更让秋菊想不到的是，在交付200元钱时，不服气的村长，直接将钱扔在了地上，并对秋菊说道：
地下的钱一共二十张，你拾一回给我低一回头…低二十回，这事就完了。
被侮辱的秋菊，转身就走。由此开始了“秋菊打官司”之路。
村长扔钱
县
既然乡公安局不管用，那就上县公安局。
“她是要个说法，而不是钱”这条“秋菊原则”，自此贯穿电影始终。
为了到县城，秋菊不惜赔钱，便宜出售家中所种辣椒，作为路费。尽管秋菊赔钱卖辣椒换路费，但却对于路费的使用非常俭省。在搭乘去县城的三轮车时，放弃了贵的载人车，而选择便宜的载货（黑）车。
这里导演只为向观众传达一个信息：秋菊并不是不心疼钱，她只是想要个说法。
这一次县城之旅，秋菊除了贱卖辣椒损失钱财之外，还被县城代写状子的老人诓骗了二十元…而调解的结果，却没有改变，“维持原判”。村长也拒不道歉。
"只准载货”的载人黑车
市
既然县公安局不管用，那就上市公安局。
随着乡-县-市行政区域的扩大，秋菊打官司的代价也越来越大。
刚下车的秋菊，就被拉三轮骗走了三十块（后来才知道，只需要五块就足够）。更无奈的是，目的地并不如意，因为太贵了。经好心人介绍，秋菊和妹妹住进了一人一块五的大通铺。又在旅馆老板的好心介绍下，了解到“好人市公安局局长”。为了“不空手”，秋菊花钱为局长购买了水果和礼品，局长不仅退还了礼品，还用自己的小车把秋菊和妹妹送回了旅馆。
电影中90年代城市风景
对于“城市人哄骗乡下人”这一现象，导演也用调笑的方式，进行了讽刺。在好心人的提醒下，为了避免再次被骗，秋菊和妹妹去商场买了“城里人的衣服”穿上。穿上新衣的两人，更像农村人了。
换上“城里人衣服”的秋菊和妹妹
这次进城，虽然有好心局长的帮助，但调解结果，以及村长傲慢、固执的态度并没有改变。唯一不同的是，赔付医药费增加成了一个带有辱骂性的数字，250元。
随着秋菊打官司之路的延长，村里的流言蜚语也越来越多，本来支持秋菊的丈夫王庆来，因为碍于面子和人情，这次也站到了秋菊的对立面，爽快接受了赔款250元。并对妻子秋菊说道：
算了吧，一个村子的，以后还要相处。
被家人反对的秋菊，拿着丈夫从村长那接到的250元，扔在了村长面前。这一次扔钱呼应了上次一次扔钱，并且因为扔钱和被扔钱角色的互换。秋菊不畏权威、反对权威的性格色彩得以凸显。
秋菊扔钱
市×2
乡-县-市-……北京是不可能去的，一辈子都不可能去的。秋菊只好再次拉着辣椒，贱卖换取路费，进市寻求市公安局局长的帮助。
既然民事调解无用，只好进入法律程序。在公安局局长的介绍下，律师小吴登场。毫无法律意识，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秋菊，和律师、妹妹之间一段让人捧腹的对话继而发生：
秋菊：我跑了一冬天的事情，你一个人就给我办了？
律师：你原来那是调解，现在进入法律程序了。
秋菊：哦……
秋菊：也就是说你天天坐这儿收钱，就把事情办了？
律师：……
秋菊：那我跑一冬天不是白跑了？
秋菊妹妹：那你和我哥架也白吵了？
秋菊：……
秋菊妹妹：那咱一开始为啥不找他？
秋菊：……
更让秋菊费解的是，帮他的市局长，反而坐在了法院的被告席上。秋菊只好选择缺席……
张艺谋导演就这样巧妙地用讲笑话的方式，开始了《秋菊打官司》的“普法课”。
原来，因为秋菊这一次是因为对于市局的调解结果（维持县公安局原判）不满，也就是被告为行政单位公安局（民告官），故适用于《行政诉讼法》。所以市局变成了被告，局长作为市局法人，自然坐在了被告席上。
当然这一切也是导演张艺谋刻意为之。一切都是为了向大家普及《行政诉讼法》。并且，电影在这里的处理也讽刺十足。
我们从旅馆老板口中得知，
《行政诉讼法》刚颁布不久，总得找一个民告官的例子，就把这个法给普及了。要是秋菊输了，那以后谁还相信这法。
事实证明，旅馆老板虽然年纪大，但还是太年轻。秋菊不仅告官告输了，法还给普及了。而且，电影中，市公安局的裁决本身就没有错。
不服判决的秋菊，只好再次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终了
在秋菊提出上诉之后，市中院领导表示重视，派出办案人员下村取证，并带着王庆来去医院拍片子。秋菊打官司官司之路自此也告一段落。
转眼过年，当天夜里，秋菊难产大出血。没有办法的王庆来，只好找到村长。村长虽然嘴上不情愿，但是却立刻起床，冒着星夜骑着车子，火速赶往邻村召集看戏的村中青壮年们，接着大家一起连夜把秋菊送往了医院。秋菊母子得以平安。
一个月后，秋菊好说歹说，村长终于过足了面子瘾，摆够了架子，答应来喝秋菊儿子的满月酒。
就在全村围坐在王家，为秋菊孩子庆祝满月的时候。一声警笛划过，本来盛装打扮来参加满月酒的村长，被抓走了。原来，之前王庆来的片子已经洗出来，判定为肋骨骨折。所以案情再一次上升，变成了轻度伤害罪。
最后，电影在秋菊一路追逐警车不得，孤独地站在路上，一脸茫然中结束。
我就是要个说法，他咋把人给抓走了？
……
秋菊犟吗？超级犟。但她并没有错，她只是想要一个合理的说法。村长犟吗？非常犟。但在他的角度，也不全错。他之所以打王庆来，是因为王庆来戳中了他的伤心事——没有儿子。而且不道歉，是因为他碍于村长这样的身份。
通过这两个“犟人”，张艺谋导演对“父权”以及“重男轻女”等封建遗毒，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在电影中，秋菊不断地强调“村长可以打人，但不能往人要命的地方踢”，也就是说，她不觉得村长打人是错的，只是不能踢人命根，因为“肚子里的娃，还不知道是男是女”。可见“默认父权”“重男轻女”这样的封建思想，已经在秋菊心中根深蒂固。
“一村之长的权威”和“命根”无不象征父权的绝对统治力，而秋菊向村长讨一个说法，这样的行为，正是对于村长权威（父权）的挑战。但遗憾的是，这样的挑战是不完美的，因为秋菊自始至终都认为，村长打人是合理的。
电影除了延续“第五代”导演“批判父权压制人性”的永恒母题之外，导演还向我们揭示了现代法治社会的主要矛盾：
秋菊、村长所居住的村庄，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由人情主导的小型社区——有忙大家一起帮。村长，便是这个社区的最高领导者。所以村长会在王庆来要文件时，说“自己就是文件”。也正因为如此，村长永远不会向秋菊道歉、低头——长辈怎么可能向小辈认错。但当秋菊难产的时候，村长却可以用自己一村之长的权威所具有的号召力，召集村中的青壮年，帮秋菊顺利生产。
而村庄之所以封闭，是因为交通不便，发展所限。因此需要依靠人力互相帮助，自然被人情联结。随着社会的发展，村庄这样的封闭社区必然开放，和现代城市接轨。“人情”必然干扰“法治”。
由于社会发展（城市化），而导致的农业（人情）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所产生的撕裂和冲突，就这样被导演张艺谋尽情展示。
就像电影中所表现的，秋菊告村长是法，村长帮秋菊是情。那么，为了这个人情，“秋菊们”到底还要不要告呢？告赢了的“秋菊们”，回到生活中，又该怎样自处、为人？下次家里出了事，还有人帮吗？
或者，“秋菊们”只能像电影结尾一样，对此一脸茫然，不知所措？再或者，干脆因此放弃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任个人权益被人情所霸占？
《秋菊打官司》首映日虽然距今已经28年之久，但人们对此矛盾依旧“百脸茫然”。
告还是不告？
这是个问题。
八脸茫然的秋菊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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