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浦東開發開放的意義在於發揮浦東的窗口作用和示範意義”，“在於發揚敢闖敢試、先行先試的精神，在於發揮排頭兵、試驗田的作用。”浦東開發開放、先行先試，經歷了30年艱辛探索進入而立之年，創造了“浦東速度”“浦東模式”“浦東形象”，取得了諸多歷史性成就。浦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形象品牌，是中國擴大開放的社會地標，也成為中國超大型城市新型治理的先行探索者。
30年前中央作出開發開放浦東的重大戰略決策，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更是推動全局加快改革的力鼎千鈞之舉。當時國家開發開放戰略重點，從珠江流域轉向長江流域，呼應了整個中國對外開放的戰略升級問題，事實上也成為今天實施長三角一體化戰略和長江經濟帶戰略的先聲。
浦東開發開放主要階段特徵與創新重點
“吃改革飯、走改革路、打創新牌”，是浦東開發開放的本質特徵。總體上浦東開發開放30年，形成了三個歷史性的階段特徵，形成了相應的“先行先試”的重點。
第一階段以1990年4月為起點。當時中央作出浦東開發開放這一重大戰略決策，不僅著眼於浦東和上海的發展，更有著更加深遠的考量，重點是撬動長三角和沿海地區的發展。鄧小平在1991年指出：“開發浦東，這個影響就大了，不只是浦東的問題，是關係上海發展的問題，是利用上海這個基地發展長江三角洲流域的問題。”這一階段浦東開發開放起點高，開拓力度大，規劃落地力度強，引進的外資、技術、管理呈現聯動性、關鍵性特徵，氣象萬千，贏得全球關注。
第二階段以2005年6月為起點。2005年6月21日國務院確定浦東開展“綜合配套改革”試點。這一試點的重點，是在改革開放面臨許多新情況、新挑戰的壓力下，通過價格、國企、金融等專項配套改革，形成新的突破，探索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方位，探索如何把改革從經濟領域推進到社會領域。期間南匯區劃入浦東，開啟了浦東“二次創業”新階段。這一歷史階段浦東的重要使命，是在綜合配套改革上通過先行先試取得相關經驗，同時統籌好“三港三區”戰略資源，加快推進“兩個中心”建設，加快帶動南部地區發展。
第三階段以2013年9月為起點。2013年7月3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2013年9月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掛牌，浦東進入“自貿區時代”。根據中央“大膽試、大膽闖、自主改，力爭取得更多可複製推廣的制度創新成果”的要求，自貿區先行先試的核心，是為資源配置全球化、經濟貿易國際化、高度流通無障礙化、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進行深度探索和開拓跨越。這一階段浦東全面實施“准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制度，向全國提供了諸多可推廣可複製的重要經驗。
2018年11月5日習近平主席在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主旨演講中宣佈，增設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新片區，鼓勵和支持上海在推進投資和貿易自由化便利化方面大膽創新探索，為全國積累更多可複製可推廣經驗。同時在上海證券交易所設立科創板並試點註冊制，支持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並上升為國家戰略。增設新片區不只是個地理空間的拓展概念，而是擴大開放的新實驗。“新片區”要為推動形成區域性自由貿易港群、推進長三角提升金融要素市場功能，促進新興產業發展，開闢新的戰略空間。
從2013年9月上海自貿試驗區掛牌至今，我國自貿區建設進入由點到面、從東向西的推進和擴展。2015年4月廣東、天津、福建第二批自貿區獲批，2017年3月，遼寧、浙江、河南、湖北、重慶、四川、陝西第三批自貿區獲批，2018年10月，海南自貿區獲批，2019年8月江蘇、河北、黑龍江、廣西、山東、雲南作為新設自貿試驗區獲批。越來越多的自貿試驗區建立，標誌著中國改革開放開始從沿海向內陸縱深拓展鋪開。它是實施更大力度的開放，實現更充分的生產要素流動，形成國際自由貿易規則貫通化和貿易自由化便利化的“縱深躍進”。
浦東先行先試的戰略性突破與成功經驗
30年浦東開發開放，運用全球資源加快發展，創造了中國高起點、跨越式開放模式，提升了對全球資源的配置能力，使中國經濟高效地進入全球生產鏈和供應鏈。同時，浦東30年城鄉治理也為超大型城市治理這個世界級難題試水探路，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為推進超大型城市治理進行了深入探索，提供了重要經驗。
第一，不斷擴大開放，堅持在全球資源配置中贏得發展先機。浦東開發開放30年發展，創造了“浦東奇蹟”，靠的就是面向世界，不斷擴大開放。而在全球經濟受疫情衝擊後，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進一步擴大開放，加快形成對外開放新局面，更是浦東發展的必然選擇。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中國推動更高水平開放的腳步不會停滯，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的腳步不會停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腳步不會停滯。浦東通過營建國際一流的營商環境，推進國際化方向、市場化取向、法治化保障的對外開放，切實保護好外資企業合法權益，提高知識產權審查質量和審查效率，引入懲罰性賠償制度，堅決依法懲處侵犯外商合法權益特別是侵犯知識產權行為，促進高水平開放提升層級，打造對外開放新高地。
第二，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實現“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兩手都硬。作為國家重要戰略的浦東開發開放，有著清晰的戰略定位，即以浦東開發開放為龍頭，推進開放長江沿岸城市，帶動長江三角洲和整個長江流域經濟的新飛躍。這是國家整體戰略對於區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佈局，實際操作中的難題是如何在尊重市場對於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這一前提下，把體制和行政力量的優勢發揮出來，實現兩者的最佳融合和互補。就是說，浦東對於市場經濟體制的探索，不在於如何劃分市場與政府的各自邊界，而更在於如何實現政府和市場功能的有效“配置和組合”，構建起現代市場經濟體制。這在浦東30年改革歷程和城市治理中得到了很好體現。
浦東率先探索生產要素市場化配置，為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積累了經驗，市場體制得到了確立，市場功能得到發揮；而政府行政力量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浦東開發開放不是從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體制直接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而是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這一轉型帶有濃厚的行政推動色彩。浦東很好地解決了這一難題，實現了“兩手”都硬，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非常重要的成就和經驗。
第三，加快和保持經濟的高增長，不斷推進高強度的“跨越式”發展。發展是人類的主題，也是人類文明拾級而上的動力。浦東是中國高速發展的一個縮影。浦東30年改革歷程和取得的各項優異成就證明，在一定條件下，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經濟高增長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上世紀90年代初鄧小平在視察南方的談話中就指出：“對於我們這樣發展中的大國來說，經濟要發展得快一點，不可能總是那麼平平靜靜、穩穩當當。”“看起來我們的發展，總是要在某一個階段，抓住時機，加速搞幾年，發展問題及時加以治理，爾後繼續前進。”鄧小平進一步指出：“比如上海，目前完全有條件搞得更快一點，上海在人才、技術和管理方面都有明顯的優勢，輻射面寬。”浦東的開發開放，踐行了鄧小平這一構想和要求，證明了“經濟發展隔幾年上一個臺階，是能夠辦得到的”。浦東作為中國經濟發展最快地區，給區域“超越型”“跨越式”發展和經濟高增長，提供了成功案例，也給發展中國家如何加快發展，提供了實踐樣板和多方面的經驗。
第四，創新意識與體制創新是推進社會綜合進步的引擎。 30年來浦東一直處於創新特別是體制創新的巨大流程中。對於國家明確改革方向但尚未明確改革路徑的事項，浦東找準改革突破口，設計好改革路徑，形成具體的實踐路線圖；對於國家尚在深化研究階段的改革事項，浦東堅持“問題導向”，先行試水。
20世紀90年代初浦東率先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探索生產要素的市場化配置。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浦東率先探索金融保險、國際貿易、商業零售等服務業領域對外開放，成為中國擴大開放和加入世貿組織的改革前哨 。比如金融，鄧小平曾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著棋活，全盤皆活。”“中國在金融方面取得國際地位，首先要靠上海。”新世紀後，浦東率先開展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堅持把解決本地實際問題與攻克面上共性難題有機結合。浦東先行先試30年一個歷史性貢獻，就是把金融業搞起來了，取得了金融體制創新的諸多突破。進入新時代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特大城市要率先加大營商環境改革力度。”浦東大力改善投資和市場環境，降低市場運行成本，營造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營商環境，在探索建立符合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要求的營商環境制度體系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未來，浦東將以形成更加國際化、市場化、法治化的公平、統一、高效的營商環境為取向，推進投資管理、貿易便利化等方面體制改革，為我國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參與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制定、爭取全球經濟治理話語權，探索可複製可推廣的經驗。創新特別是體制和制度的創新，是“浦東精神”的淵源所在，也是浦東開發開放的靈魂。
（作者為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上海政治學會副會長，東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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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目主編：王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