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MissXY 來源：Miss XY
“上海是我們的王牌”，30年前，鄧小平曾如是說。在浦東這片土地上，國家意志與市場力量的相互交織與角力，從來沒有停止過。它開中國造城運動之先河，顯得矛盾又複雜。很長的時間裡，浦東是外界詬病國家計劃指導下的城市發展模式的首要證據，也是證明中國市場被低估的重要佐證。
在香港問題與貿易戰持續膠著之下，不論是自貿區擴容、長三角一體化還是頻繁的政策加碼，浦東新區似乎再一次被推到風口浪尖。這會是上海新故事的序章嗎？
01 “搞個大動作”
時間倒回到1990年早春，上海西郊的賓館，86歲的鄧小平剛剛在那裡過完春節。這個出生在四川，喜歡吃辣的小個子男人，又似乎特別偏愛嗜甜的上海，他已經連續三年在這座城市過年。
儘管是新春佳節，但鄧小平心鶩世界，很不平靜。剛剛過去一年，社會主義陣營節節敗退，全球政治格局出現了雪崩式的變化。1990年元旦，鐵娘子撒切爾夫人給蘇聯領導人巴爾戈喬夫打電話，問候新年的同時說：“社會主義肯定完蛋。”
中國的處境同樣暗潮洶湧、內外交困，不安的情緒異常強烈。1989、1990，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最低迷的兩年，上海的GDP增速都沒有超過4%。鄧小平在上海期間，他坦白地告訴時任市長朱鎔基，請上海的同志們思考一下，怎麼搞個大動作，告訴國際社會，我們將更加開放。
浦東開發開放就這樣被正式被提上的日程。
鄧小平說得簡短直白，但意思明確。但是，怎麼樣才能搞出個大動作呢？這個棘手的問題，就落到的朱鎔基的身上。這位日後成為國務院總理的政治家，當然能理解鄧小平的意思。
但是，作為當時的上海市長，他也面臨著上海自身的困境。當時的上海依然是中國最發達的城市，經濟總量佔全國的1/6。但是，它也比北京、深圳、廣州早20多年體會到大城市病。一位上海社科院的學者做過上海“倒數第一”的統計：市區平均每平方公里4.1萬人，城市人口密度為全國之最；人均綠化面積僅0.47平米（一張報紙那麼大）；人均居住面積4平米以下的有91.8為戶，佔全市總戶數的60%；由於汙染嚴重，上海癌症發病率為全國最高……
人口密度過大的問題，已經很直觀地暴露出來了。就在朱鎔基當選市長的第二年，上海發生了爆發流行性甲肝，30萬人染病。按照醫學規律，攜帶甲肝病毒的人是確診患者的4倍多，也就是說上海可能有超過120萬人攜帶了甲肝病毒。那一年，上海的總人口數為1200萬。
朱鎔基後來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感慨：“我們一天收到100多封人民信，都是講糞便橫溢、垃圾成堆、交通擁擠、住房緊張，簡直要爆炸了。”上海的這些困境當時可謂“聲名遠播”，一位臺商還曾問一位上海記者：“聽說你們上海人吃飯、洗澡、睡覺都在一個房間裡？”那時的上海，就像個心肺衰竭的老人。給上海治病，成為那屆政府最為迫切的問題。
所以，浦東開發甫一提出，如何開發就引起了很大的爭議。一種普遍的觀點是，應該把浦西的工廠搬到浦東，建成一個工業區，緩解浦西城市壓力。然而，這樣一個浦東顯然不符合鄧小平說的“大動作”的標準。
朱鎔基很頭疼。這位務實的市長，先坐著直升機視察了浦東的每個角落，然後跑去新加坡、香港開了眼界。回滬後，他慎重地說：“上海沒有能源也沒有原材料，發展工業發展到多高的地步，是不大可能的。你搞高精尖，又能搞多少？高精尖也不是那麼容易搞的。”最後，他認為，浦東應該把金融為代表的第三產業作為重點，而且，浦東應該是一個“新上海”，“要按現代第一流國際城市的要求搞好浦東的規劃設計。”
1990年4月18日，也就是鄧小平提出兩個月後，浦東開發開放得到中央正式得到中央的批覆。當時還沒有浦東新區一說，只是在浦東實行經濟技術開發區和某些經濟特區的政策。
隨後，朱鎔基開始去國際上“搞大動作”。當年6月，他先去了香港、新加坡。他告訴香港工商界，浦東以建一個“自由港”為目的，要引進外資銀行，搞活金融。更重要的是，他告訴港商們，上海要發展房地產了。彼時，香港的地產正值黃金時期，從房價上漲中賺得盆滿缽滿的港商當然明白上海搞房地產意味著什麼。
在新加坡，朱鎔基透露了一個更勁爆的新聞，上海年內就要建證券交易所。這不僅讓西方的金融界震驚，也著實讓國內的官員捏了一把冷汗。上海的官員驚呼“連辦公樓都還沒有了”，北京的官員則一臉問號，“我們還沒收到正式申請”。
不過，他沒有騙人。8個月後，1990年12月19日11時，上海證劵交易所就正式開張了。這些在今天看起來理所當然甚至稀鬆平常的事，當年的改革者們卻需要付出極大的勇氣。即便到了1990年7月5日下午，在北京中南海，中央的領導人和國內一流經濟學者的座談會上，支持市場經濟的依然是少數派。雙方就姓資姓社爭得面紅耳赤，一位老學者甚至被氣得話都說不清楚。按照任何標準，上證交易所都絕對是資本主義的產物。
當年9月，上海市政府舉辦發新聞發佈會，朱鎔基親自回答了包括《時代》週刊等媒體的提問。與會的CNN的記者後來回憶：“他說起浦東，滔滔不絕，像渾身插了電一樣，雄心勃勃。”
這場大秀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儘管夾雜著質疑、嘲諷和好奇，但世界的目光就這樣成功地被吸引到浦東身上來了。事實上，朱鎔基用這種敲鑼打鼓的方式，告訴全世界，上海歡迎世界資本主義，中國需要世界體系來發展經濟。
02 策劃陸家嘴
和作為“試管”的深圳有著本質的不同，浦東從一開始，就是頂層設計的產物。但是，對於浦東的改革者而言，做規劃都是需要想象力的。他們甚至把“站在地球儀邊思考浦東”掛在機關食堂的牆上，每天吃飯的時候警醒自己。
上海的母親河黃浦江真的很偏心，她在奔向大海的途中，彎了一下腰，把繁華送給浦西，把落後留給浦東。從外灘往對面看，只有低矮的廠房、農田、蘆葦蕩和密密麻麻的棚戶。當時，浦東最高的建築是1954年的防洪塔，高26米。
——沒有人可以清晰地想象出浦東未來的模樣。
作為金融中心的陸家嘴的規劃、建設成為當時優先級最高的一項工作。早在浦東規劃之初，朱鎔基就拋給團隊一塊硬骨頭：“陸家嘴是上海的一個面孔……總體規劃搞國際招標設計、搞規劃競賽，這也是一種宣傳。”但是，當時沒有人知道怎麼搞城市規劃，甚至沒有人知道該怎麼搞，而國際競賽意味著要披露許多國土資源的信息，這也意味著政治風險。
1991年，最後擔任上海市長的一年，朱鎔基去了一趟法國。在藝術之都巴黎，他再次鄭重地推薦了中國唯一的以金融貿易區命名的陸家嘴。這令法國政府想起二戰後的巴黎重建。他們很感興趣，並且立即與朱鎔基簽了一份協議，願意無償提供200萬法郎，支援陸家嘴的規劃設計。
隨後，法國政府還出面，聯合大巴黎規劃設計研究院、法國最現代的中心商務區LaDéfense地區公共建築整治局成立了“法國支援上海浦東開發集團”。時任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公司總經理的王安德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時，還以為是家民間的“山寨”公司。
時隔多年，王安德回憶起這段歲月時，不無感慨的說：“法國人的影響是深入骨髓的。打開了上海城市規劃領域通向世界的大門，幫助我們建立城市發展的歷史觀和戰略眼光。”在大巴黎規劃院的幫助下，陸家嘴規劃的國際競賽也順理成章地展開了。
經過磋商與篩選，法國人最終確定了4家國際知名設計師事務所，即：意大利的福克薩斯、英國的理查•羅傑斯、日本的伊藤、法國的貝羅。其中，理查•羅傑斯是巴黎蓬皮杜藝術中心的設計者。而中國的華東院、同濟大學等設計院也聯合組了一支參賽隊伍。
半年之後，5個參賽小組的模型相繼出來了。
左上角：意大利 ；右上角：；日本 左下角：法國；右下角：英國。
中國的設計模型。
理查•羅傑斯不愧是大師，所有的方案中，英國的公認是最漂亮的。為了博採眾長，經過17個月的磨合之後，最終的成稿是以英國的設計為藍本，結合了中國設計師的軸線，意、法設計師的沿江弧形高層建築帶等理念。據王安德說，到1993年，陸家嘴規劃獲批時，財務部門核算了一下，總費用不過300萬。
浦東的規劃中還有一則軼聞，曾任浦東新區管委會副主任的黃奇帆後來回憶，他們拿著三根筷子，在沙盤上一插，確定了三棟摩天樓的位置，就是今天的環球金融中心、金貿大廈和上海中心，“僅僅搞一些四五十層的樓房還不夠，應該學芝加哥、紐約，紐約有三棟100層的樓，芝加哥也有三棟，所以陸家嘴也可放三棟。”
中國的城市規劃經常會因為主政官員的更替而發生變化，但歷任上海市領導都沒有隨意修改陸家嘴的規劃方案。2015年，陸家嘴最後一棟摩天樓上海中心落成，陸家嘴就基本建成了。這可能是中國執行得最好的城市規劃，除了面積稍有擴大之外，基本沒有任何改動。
03 房地產開閘
就像當年深圳特區一樣，開發浦東時，中央沒有錢，只給了政策。浦東新區開發的錢從哪裡來？這或許是一個比規劃要棘手得多的問題。
土地財政和房地產市場就這樣登上了城市的舞臺。
和在經濟領域的諸多實踐一樣，樓市中的香港經驗的影響是深入骨髓。早在1988與1990年，朱鎔基兩度會見當時還是香港仲量行董事，也是日後香港特首的梁振英，就上海發展中遇到的土地、住房等問題請教梁的看法，詢問香港的經驗。
2013年，《朱鎔基上海講話實錄》結集出版，書中記載了一些歷史的碎片，當時梁振英不過三十多歲，而朱鎔基已年過六旬，言談極為客氣，多次詢問“梁先生印象如何？”“梁先生有什麼建議和想法？”隨後的浦東開發和上海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中，梁振英出現在顧問的名單之列。
關於浦東的開發，90年代初，朱鎔基在上海城市發展規劃研討會上提出：第一步除了開發陸家嘴外，還應大量修建住房，完善市政、商業、醫院、學校等配套，再分片建設開發小區，在交通的完善之下，促使市民移居浦東。
房地產的閘門開始鬆動了。不過，在剛開始的時候，計劃經濟留下的觀念和固有的成見根深蒂固，並不是所有人都看懂了時代的左右。當時，“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套房”是上海人普遍的想法。以浦東的羅山社區為例，90年代，官方號稱有6萬多居民動遷，但實際入住的僅有3000多人。
陸家嘴的動遷涉及16000多戶，然而拆遷過程絲般順滑，政府並沒有遭遇任何阻礙。有人在舉家搬遷時，打出了橫幅：“再見小陸家嘴，你的明天會更好”。
2010年，《紐約時報》在一篇關於浦東的報道里採訪了一位房地產高管姚薇。1994年，她第一次來到浦東時，阻止了一位客戶租下尚未竣工的東方明珠頂層開餐廳的計劃。她為客戶提供的意見是：為時太早了。10年後，她又對另外一個客戶給出了同樣的建議。
在西方的輿論裡，很長時間，浦東招致的冷嘲熱諷遠遠多於讚賞。最多時候，浦東同時開工的工地有3000多個。聯合國秘書長安南考察浦東，所到之處皆見吊車。他說：終於明白上海市鳥為何是仙鶴——英文中，鶴和吊車同詞。
一位美國記者撰文稱之為“上海泡沫”，這代表了多數西方精英的態度。1993年，張五常曾經帶著弗裡德曼夫婦來到浦東，他們看到了一些一層樓高的商店，立即表示反對。他們認定政府主導的策劃，硬生生造出來的曼哈頓，一定會以失敗收場。
這位自由派的經濟學家，甚至將浦東比做沙俄時代為女皇修建的“波將金村”，通俗來說就是“鬼城”。（俄軍將領波將金，為了對女皇顯示自己的領土富足，在她必經的道旁，不惜成本、勞力，修建了一些假的度假村。）上海當時的執政者們對這一比喻耿耿於懷，以至於多年以後，在一部關於浦東的紀錄片中，前任市長趙啟正還忍不住舊事重提。
事後的故事卻證明，房地產開發的正向作用總是讓位於更聳人聽聞的觀點，而中國的需求被嚴重低估了。
04 被低估的需求
首先被低估的，是世界對中國市場的需要。
全世界的冒險家都對浦東充滿了好奇。1991年5月3日，浦東新區開發辦公室掛牌。到6月1日，前前後後就有20多個國家的600多批客商到訪。有接待人員平均每20分鐘就要接待一批人，說得口乾舌燥，甚至舌頭生瘡。絡繹不絕的參觀者使得浦東最先發財的是一家蛋糕店，每天下午，所有產品就早早售罄了。
不過，最早的浦東招商，就像一場大型“傳銷”。瑞士人，羅氏製藥的前中國總經理威廉凱樂第一次到張江高科技園區時，放眼望去，一片農田，依稀有一些在建的廠房，空氣裡瀰漫著青草的氣息。浦東負責招商的人熱情地告訴他，這裡會有翻天覆地的變化，樓群、綠地以及高爾夫球場。當這位“極富想象力”的商人，決定在其中一片農田上投資時，很多人以為他瘋了。
時任外高橋集團總經理舒榕斌帶一個韓國商人去當地考察，到港口時，眼前只見一片蘆葦蕩。韓國商人毫不掩飾他的質疑和嘲諷：“你們是不是真的要開發？”
不過，資本是聰明且誠實的。有記者統計過一組數據，從1990年到2013年底，浦東累計引進全球123個國家和地區的2.17萬個外資項目，合同外資781億美元。也就是說，平均每天就有2.5個外資項目在這裡開工。
一位臺商曾經酸溜溜地說過：“上海的門檻一下子就拉高了。原來一個上千萬美金的項目，可以在上海走得通，而在此之後，沒有上億美金的項目，你只能做一個普通的投資人，官員出席儀式、項目特批，這樣的優惠條件，想都不要想。”
早期的冒險家們的確都嚐到了甜頭，上海沒有辜負他們。1993年1月18日，在凜冽的寒風中，中外合資企業日立電器打樁開建。謹慎的日方代表不放心地追問浦東領導人趙啟正，新廠房預計多久完工。按照他們的估計，至少需要840天。這位市長淡定地回答：一年。對方一臉狐疑，私下問他：“計算機出毛病了吧？”
但是，就像後來震驚馬斯克的特斯拉“超級工廠”一樣，日立實現了當年開工、竣工並投產了。日立驚呆了，連續11次追加投資。他們從中國市場賺取了豐厚的利潤。
1995年，上海第一家八佰伴商場在浦東開業，顧客頂著寒風湧入，單日客流107萬人次，創吉尼斯世界紀錄。這個紀錄可能唯有今年Costco在上海開業，因顧客太多而被迫暫停營業可以媲美。
另一個被低估的，是中國國內的需求。有人甚至認為，內需對浦東的影響，甚至超過外企。
一個毋庸贅言的事實是，肇始於上世紀90年代初的大規模城鎮化，是中國城市建設和經濟發展的最大的紅利之一。這也是中國靠投資基建推動經濟發展這一模式得以奏效的基石。每年都有1700萬人從農村向城市轉移，這一數字相當於全美前四大城市的人口總和。“鬼城”並沒有出現在浦東，過去的30年裡，有超過400多萬人移居這裡，房地產的需求依然旺盛。
上海人的觀念在改變。在《紐約時報》的那篇報道里，那位阻止客戶在浦東投資的姚薇，已經在浦東擁有了一套頗具現代感的臨江公寓，併為浦東與倫敦相比也不遑多讓的房價感到不可思議。從她家的陽臺望出去，上海城市風光常常讓客人傾心不已。
在那篇報道里，記者統計發現，到2010年，浦東新區的建築所佔面積已經達到了曼哈頓的兩倍。按照官方的說法，總面積達1.2億平方米，其中包括70多座摩天大樓。而且，按照國際房地產服務公司仲量聯行(Jones Lang LaSalle)的報告，浦東甲級辦公樓的空置率略低於曼哈頓，前者是9.5%，後者是10.3%。每平方米的年租金為693美元，比曼哈頓中心區貴了近10%。其中，中國公司佔了很大部分。
05 被遮蓋的問題
浦東成功了嗎？從造城的角度看，似乎是的。如果在夜色中，從外灘看浦東的話，這幾乎無可懷疑。但這並不意味著浦東沒有遺憾和問題。
1990年，總設計師鄧小平在聽取朱鎔基關於浦東的規劃構想之後，即興說了一段話：“金融很重要，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著棋活，全盤皆活。上海過去是金融中心，是貨幣自由兌換的地方，今後也要這樣搞。中國在金融方面取得國際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這個要好多年以後，但是現在就要做起。”浦東被定位為國際金融中心。這一論調曾經讓在一旁的黃奇帆震動不已。在遙遠的90年代初，人民幣是受到嚴格管控的，連貿易項下都沒有自由兌換。浦東新區為了報銷國際專家的機票，都必須“取道”香港。
但是，因為種種制度原因和實質性的改革停滯，直到今天，儘管大量國字頭的要素市場搬到了浦東，但浦東離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國際金融中心依然很遠——它並不具備資產全球化配置的能力。很長的時間裡，浦東和上海的追求轉而成為一個經濟發達的一線城市，甚至有些洋洋自得。
最近的十年，上海幾乎完美地錯過了中國互聯網的黃金時代。一個喜歡大資本的城市，和必須以破壞、創新為主的互聯網公司，似乎有一種天然的衝突。上海和南方另一座外貿為主導的城市廣州一樣，失落非常。
另一方面，浦東的身後是中國遍地開花、一哄而上的造城運動。從杭州、蘇州到武漢、天津、西安，幾乎每個城市都擁有一片以金融貿易區命名的CBD。而這些CBD在今天都面臨著或多或少的問題。有人甚至指摘，浦東的浮華掩蓋了這一模式的不可持續，中國的需求由開始被低估，走向了被過分高估。
1994年2月19日，鄧小平在離開上海時，把上海市的主要領導叫到了車廂，囑咐他們，抓住20世紀的尾巴，這是上海最後的機遇了。如今來看，鄧小平的論調不一定準確，但是，他未加掩飾的是時不我待的急迫。對於中國而言，大發展的機遇不多，上海抓不抓得住，就看造化了。
我們即將進入21世紀的第三個10年。香港問題持續膠著，大國博弈正酣，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劇，而中國越來越意識到，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靠造城和房地產強國。不論是被動還是主動，新一輪的改革政策在此時頻繁加碼浦東。
一個前所未有的不確定的年代，浦東的新故事又是什麼呢？
參考文獻：
《浦東故事：這樣的夢想更中國》謝國平
《浦東傳奇》紀錄片
《浦東：從“鬼城”到熱土》紐約時報
《黃奇帆親述：浦東新區不為人知的決策史》
《上海改革開放40年｜王安德：與國際合作，陸家嘴規劃誕生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