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不缺人才，為什麼沒有發揮作用？有5個原因
作者：歷史老探
原創作品，抄襲必究
前言
01一1 前言：
在傳統社會，士、農、工、商四大階層以“士”為首，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有力之家無不重視家中子弟的學習，希望通過讀書幹進求祿，改換門庭，實現社會地位與身份的飛躍。士子也普遍奉行“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讀書學習的目的就是做官，並由此達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和抱負。
然而，官僚士大夫能否實現理想，達到目標，除了本人的才能、志願與操守外，還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即是皇帝的作為。皇帝若是英明聖賢、虛心納諫、從善如流、愛民如子，官僚士大夫就擁有良好的從政、施政的環境，其政治理想的實現自然如順水行舟。反之，皇帝若是昏君、暴君，不聽勸諫，剛愎自用，寵信小人，官僚士大夫勢必報國無門、難有作為。
朝廷由皇帝和文武官員共同組成，王朝治理的好壞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朝廷是否得人。而官員是否人盡其才，才盡其用，與最高統治者皇帝有密切關係。明代中後期皇帝多不遵守皇帝的角色規範，擅離職守，罷朝怠工，專營一己之私，縱情聲色犬馬，對官員產生了直接而深遠影響。
一 皇帝以個人好惡選用臣屬，致官員曲意奉上
01一2 皇帝以個人好惡選用臣屬，致官員曲意奉上
皇帝在選拔任免官員時理應保持一顆“大公至正”之心，選拔出合格的官員。但事實上，明代問題皇帝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依據自己的情感、主觀印象作出判斷，選官用人時往往由主觀好惡決定。皇帝這種行為使得朝廷制定的官員選拔考核體系形同虛設，官員任命帶有極強的主觀性，必然導致官員奔競之風的形成。
小人得志，正直之士受到壓抑，整個朝廷人才漸趨稀少，政治日趨腐敗。皇帝對阿諛之徒、鑽營之人恩寵不衰，使得官員紛紛變更士節，投其所好。此外，大臣還揣摩皇帝的心理，巧飾裝扮，採取最有效的保存自我和排斥異己之道，深諳官場的生存哲學。
二 皇帝打擊報復犯顏直諫者，致官員不敢任事
01一3 皇帝打擊報復犯顏直諫者，致官員不敢任事
明太祖實行“廷杖”制度，開啟朝廷杖責大臣的先河。其後世子孫紛紛效仿，崇禎年間，獄中的文武大臣竟多達140多位。
明代皇帝對官員任意施暴的行為產生深遠影響，昔日敢於言事的官員在皇帝的淫威與粗暴下紛紛變更士節。正德年間，武宗不勤政務、縱恣淫慾、放蕩不羈，致使君臣上下各行其是，全無章法。
備受世宗寵信、擅權長達20年的嚴嵩父子被繩之以法後，出任首輔的徐階時時提醒自己，韜光養晦，避免引起世宗的疑忌，惹禍上身。官員不敢有為，紛紛隨波逐流。
神宗最初十分器重張居正。當張居正生病不能上朝時，多次派御醫前往診治、送藥，尊為太傅。孰料張居正去世不久就被抄家，大兒子被逼上吊，張氏一家被囚，餓死十餘口，子孫無以保全。神宗翻雲覆雨，對張居正的無情打擊報復使得繼任閣臣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不敢越權行事，亦不敢違逆聖意，唯命是從，幾乎毫無作為可言。
三 皇帝改變言路風格，造成言官蛻變
01一4 皇帝改變言路風格，造成言官蛻變
明代中後期的皇帝不喜黨言，厭薄言官，要麼對言官摧辱殺戮，要麼將言官諫議束之高閣。在皇權的淫威摧抑下，人皆自救不給。官員不敢進言，堵塞了言路，緘默善變，其政治參與熱情急劇低落，士氣日益萎靡，人心日見頹喪。
世宗繼位之初虛心納諫，君臣相處甚歡。但從嘉靖三年（1524）開始就逐漸疏遠大臣，政率內決，大臣對此提出質疑，世宗震怒，打入詔獄。自此以後，言官放棄自己的神聖職責，淪為權監權臣的鷹犬與爪牙。
朝廷一旦奸人掌權，宵小彈冠相慶，阿諛之風盛行，貪汙受賄公行，危害甚廣。言官的腐化蛻變使其完全喪失對官員進行監督，導其向善的目的。官員的腐敗一發不可收拾，加速帝王滅亡的進程。
儘管還有少數正直的言官不顧個人的安危，從國家、民族利益出發，勇於直諫，力挽狂瀾。但整個統治集團上至皇帝，下至基層官員都已腐化墮落，政令的執行大打折扣，僵化的文官制度和集團已經不能適應複雜多變的局勢。他們即使犧牲自己的生命，仍無力挽回明朝滅亡的命運。
還有極少數人以死勸諫，動不動就與朝廷、政府抗衡，勇於發出另類的聲音。但他們的忿爭之舉並非出於力挽狂瀾、扭轉時弊，而是為了博得好的名聲，贏得公眾輿論的認可。官員的沽名釣譽使得皇帝疑忌之心加重，越發懷疑官員進諫勸告的真實目的，不肯納諫。
四 官員轉向“逐利”
01一5 官員轉向“逐利”
許多銳意進取的官員發現腐敗黑暗的官場根本無法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負後，不再追求“公義”與“治道”，轉而用心經營私家利益，以權謀私，聚斂財富，貪圖享受。特別是在明代中後期，當金錢成為社會生活的神秘主宰後，整個社會人們的價值觀和行為取向隨之發生變化，許多官員抵擋不住誘惑，腐化蛻變，把手中的權力化作發財的資本，把政治舞臺當成了經營的市場。
人們將當官視為獲取錢財的捷徑，先用錢買官鋪路，一旦為官就立刻違法亂紀，進行權錢交易。於是整個社會賢愚不分，賞罰不明，風俗衰敗，人心渙散。從皇帝到宰相到各部大臣，到各級官吏，到讀書的士人，大體上是苟且偷安混日子，一心鑽營個人私利，損公肥私，上恬下嬉，為所欲為。導致禮義之風、廉恥之俗蕩然無存，社會積弊日深，積重難返。
官員廉潔奉公的觀念日漸淡漠，日益追名逐利，寡廉鮮恥。他們彼此之間拉幫結派，貪汙受賄，趨炎附勢，相習成風，黠者獻媚。能夠獨立崖岸，堅持自己操守的官員寥寥可數。嘉靖後期，朝中官員之貪汙納賄、奢侈靡費已成為一種普遍現象。
明神宗帶頭髮明新的賭博遊戲更加刺激了官員的腐化墮落。萬曆年間，隱居深宮，百無聊賴的神宗創立了一種稱為“掉城”的賭博遊戲，鬱悶的神宗將時間和精力用在與宦官的賭博遊戲中，卻絲毫沒有考慮到自己的行為會對社會造成什麼影響。
那些“識時務”的官員在強權高壓之下棄節改操，隨波逐流；或趨炎附勢，助紂為虐；甚至欺君害國、敗政殘民。
五 明延明黨之爭
01一6 明廷朋黨之爭
明代中後期政治十分複雜，黨爭十分嚴重。傳統的黨爭官員多以品行、籍貫、同年等為原則結為群體，目的在於維護其道義或利益。而明中後期的黨爭多唯利是圖、唯勢所趨，不講原則與節操，官員由於政治立場的差異，分朋立黨，互相傾軋，呈現出時間長、爭論多、問題複雜、參與者眾的特點。造成這種特點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皇帝的扶持與參與，使得黨爭越演越烈，並最終超出皇帝的掌控，導致明朝 滅亡。
從世宗開始，明代皇帝有意識地利用在政治派別中製造均勢來鞏固自己的統治。世宗特意扶植議禮新貴，視為心腹，不斷破格提拔，使之躋身政府高層官員行列，佔據要津。同時打擊楊廷和集團，罷免、裁撤大量官員，實現政府重組，從內閣手中奪回並進一步鞏固了皇權。
神宗利用文官內部的分裂來壓抑、打擊東林黨人的勢力。萬曆十七年（1589）以後，勢力相對弱小的非東林黨人則因得到皇帝的扶植而長期存在。
東林黨人以中小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為代表，他們在經濟上遭受排斥，政治上又沒有勢力。他們的主張反映了中小地主階層的利益和新興市民階層的要求，得到人們的擁護和支持。
非東林黨人以皇族、權臣為代表的統治勢力，他們捍衛著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斷打壓大中小的新興地主階級，兩派之間水火不容。
總結
01一7 總結：
明代不乏智勇雙全之士，只是很多英才都將自己的才能智術用於朋黨之間的“相顧相防”，從而導致“國事坐誤，不暇顧也”的局面。從萬曆朝開始直到明朝滅亡，紛爭不已的東林黨人和攻東林黨人對國家並無多大益處。
日益熾盛的朋黨之爭，極大地削弱了文官集團的勢力，嚴重影響文官的合作與共同治理國家的意願。明代發達的文官制度在此時已面臨內部的分裂與瓦解。文官不可能再獨立擔任維繫帝國行政部門正常運轉的重擔，故以魏忠賢為代表的宦官集團再次爆發威力，來勢洶洶，文官集團毫無反擊之力，整個帝國處於閹黨統治之中。
“閹黨亡國”、“朋黨之爭”、“書生誤國”成為明朝迅速滅亡的三大因素。享有清譽的東林黨人、忠心愛國的書生，與閹黨、朋黨的操守不可同日而語，卻擔負如此沉重的罪名。雖有一定道理，卻未免過於苛責。究其實質，並非書生迂腐，不知變通，而是統治集團內部言路與政府決策部門觀點不能達成一致，紛爭不已。
“主戰”派與“主和”派的鬥爭，仍跳不出“朋黨之爭”的範疇。明代中後期官員與皇帝的合作受負面影響多，官場腐敗使其喪失自我糾錯機能。君臣上下無視職責使命，共同沉淪於自我享受，在醉生夢死、渾渾噩噩中虛度光陰，聽任國家走向滅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