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冷到歷史熱，我們發現這個過程非常有趣。改革開放初期是文學熱，進入90年代是經濟學者，後來又有一段政論熱，現在是歷史熱。包括現在的很多中國電影、電視劇大片也都是歷史題材。其實歷史熱是非常正常的，無論美國、法國、英國還是俄國，每年的暢銷書歷史著作佔據了很重要的一個部分。20世紀80年代歷史很邊緣、很冷。從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初期，發生了史學危機。當時願意研究歷史的人很少，讀者也很少。從史學危機到歷史熱，這個變化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過去我們對歷史的理解有些僵化，把很豐富的歷史變成一種公式。把一個個人物也按照一個模式寫，臉譜化、教條化，讀者覺得很教條，很乾巴，不願意看。中國原來的歷史傳統，比如司馬遷的寫法是比較豐富的，充滿了生動的細節。但後來，尤其是文革的時候開始否定一切，把歷史上一切統治者都否定掉。人們對這種歷史講述產生了極大的反感，這是史學危機的原因之一。改革開放以來，史學研究逐漸從這些弊端當中走出來，情況開始好轉起來。中國人對歷史的興趣一直很高，明末的時候專講歷史故事的說書藝人柳敬亭熱的程度令人大開眼界。中國是史學大國，話題多到不可計數。就我國情況而言，歷史熱應該是一種常態。
當前的歷史熱，大多是集中在有名的帝王身上。甚至對於一個帝王的描寫，從多達十幾種之多。但是在這股歷史熱潮中，專門研究中國古代改革史的人卻極為稀少。總結中國古代歷史上改革的成敗得失，以資借鑑和思考，增進我們對今天改革的理解和把握，其實是很有益處的。實際上改革對於推動生產力發展起著很大的作用，比如清朝的洋務運動，對於走向工業化，發展生產力的推動作用是明擺著的。溫故可以知新，研究古代的改革歷史可以給我們提供借鑑。改革在中國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在和平時期，社會矛盾的調和與解決，起重要作用的就是改革。改革涉及到社會的方方面面，總牽動著一些既得利益者的神經，因此每一次歷史浪潮中的改革往往都會引起相當一部分人的反對。思考中國歷史上的改革，你會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中國歷史上影響比較大的改革有十幾次，大的改朝換代也有十幾次。而這時幾次改革大多都以失敗告終，反而這十幾次改朝換代都成功了。那麼為什麼我們接受推翻而不接受改革？這個道理在哪裡值得我們思考。為什麼我們創新制度的道路走不通，但是將它徹底推翻卻可以。
中國是一個傳統文化大國，自然受傳統文化的影響非常深，其中的一些弊端嚴重阻礙了改革，這種情況在世界上並不多見。比如林則徐禁鴉片抗擊英國侵略者，這個大家都評價很高。但是它在抗擊外國侵略者的同時，主張學習外國，其實林則徐的主張沒有錯。但是清廷官員卻不以為然，甚至聲討林則徐，認為他破壞了中國的文化安全，說他是漢奸。林則徐在禁鴉片和抗擊英國侵略者的時候受了很多委屈，很多人都為林則徐叫屈。但是唯獨在漢奸這個罪名上，卻沒人替他辯護。這種情況令人痛心，從這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出當時朝野在改革問題上的被動。譚嗣同也曾經提出，幸虧清朝的兵不夠強，假如清朝的海軍如英法一般，陸軍如俄德一般，那麼君主專制的禍害將會更大，譚嗣同也被罵為漢奸。康有為、梁啟超等要求按日本明治維新的辦法改造中國，更是被罵為漢奸。甚至有人寫了一本介紹英美等國情況的書，也被全國上下罵為漢奸。這就是中國改革者要面對的一種特殊壓力，文化當中的一種惰性。
外國的改革者何況王的博弈過程很值得思考。通常他們沒有把國王殺掉，國王也並沒有把他們殺掉。也可能有這樣一種情況，雙方力量差不多，誰也打不過誰，只能通過談判達成協議。最後雙方在維護自己最低限度利益的情況下妥協。我們中國歷史上缺少這種妥協精神，在雙方相持不下的時候，往往信奉的只有暴力。當一個新的王朝建立起來之後，但是還要用相當長的時間徹底清算。改革恰恰需要妥協，利益相關方要互相讓步。中國歷史上的改革派往往太急，毫不妥協，孤軍深入，硬幹到底，結果是形勢急轉直下。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改革成功，貫穿了妥協精神。其實說白了這是非常簡單，就是改一下衣服而已，沒有實質的利益損害，而且還對自己有好處。何樂而不為呢？但是這件事情的推行也沒有那麼容易，可見在中國改革的阻力有多大。
再一個就是改革時機的一個把握問題，由於清廷一再延誤改革時機，結果被推翻了。北宋也是延誤改革，實際范仲淹搞改革要裁撤冗官，宋朝冗官之多高於歷代。結果那些人跑到宋仁宗那裡去哭，仁宗耳根子又軟，一來二去錯過了改革良機。要想搞改革，必須具備一個條件。那就是改革者必須要有足夠的權威，我搞改革侵害了你的利益，你也沒有辦法反抗我，只有這樣才能將改革徹底推行下去。中國歷史上很多改革者都是捱罵的，史書紙面上記載的不實之詞很多，這就需要我們辨析材料，多方研究，才能還原歷史改革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