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對兩廣經濟的衝擊
鴉片戰爭打斷中國歷史獨立發展的進程，翻開了中國近代歷史的篇章，由此引發接二連三的重大歷史事件。第一次鴉片戰爭簽訂了《南京條約》，要求賠款、割地並開放口岸，但當時的中國人對它所帶來的影響的認識極其有限，天朝並沒有因為一次失敗就警醒過來，仍然沉浸在歌舞昇平之中。另外，《南京條約》對中國的影響僅侷限於東南沿海，對於廣大的腹地和邊疆地區幾乎沒有重大影響。但對於整個中國來說，鴉片戰爭所帶來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循序漸進的、一點一滴滲透的。
《南京條約》的簽訂對中國經濟結構的影響最致命的是：一、廣州貿易體系的解體，上海逐漸成為貿易重心；二、鴉片貿易逐漸合法化，中國白銀大量外流，導致大清日益貧困，大量失業激化了社會矛盾。
首先，廣州貿易體系解體，導致大量兩廣地區本以此維持生活的民眾失業破產，為了生存繼而成為流民和盜匪，成為社會不穩定的根源之一。其次，無法遏止的鴉片貿易使得白銀大量外流，形成巨大的貿易逆差，白銀大量的外流，造成銀貴錢賤，使得原本就生活拮据的中國農民更加捉襟見肘，逐漸破產。
“《南京條約》沒有寫上禁止鴉片進口的條款，外國商人利用這一點，加強了進行有利可圖的非法賣鴉片活動。中國政府打輸了這場戰爭，不敢禁止這種買賣。結果，鴉片交易實際上變得毫無拘束，鴉片進口從1842年的33000箱上升到1848年的46000箱和1850年的52929箱。僅1848年一年就有一千多萬兩白銀外流，加劇了業已惡化的經濟混亂和銅銀兌換價格。”
“1兩銀子在十八世紀時兌換1000文銅錢，而在1845年，其市值超過了2000文。兌換率增長一輩，實際就減少了人們一半的收入，因為，儘管銀兩和銅錢都是中國的通用貨幣，但充當市場上基本交換媒介的是銅錢：買米用銅錢，付薪水也用銅錢。1石米以前賣3000文，按1000比1的老兌換率指3兩，但在1851年，根據上揚了的2000比1之兌換率，1石米只能換到1.5兩。實際上，這意味著農民的地租負擔重了一倍。”
除了對中國經濟體系的重創外，自然因素的影響也不可忽視，兩廣地區山地較多，農業欠發達，如若遇上天災，必會導致本能夠穩住農民的土地因素變得異常脆弱，隨著時間的推移，流民日益增多，社會流動加劇，從而激化了當地本已存在已久的土客族群矛盾。易言之，太平天國發源於兩廣地區是有其必然性的。
而比較傳統的一貫說法，即由於“封建統治者的殘酷剝削和壓迫，以及天災頻繁”，我以為應屬次要因素，因為剝削壓迫古來有之，這點是毋庸置疑，而我們要探究的應是民眾對於剝削壓迫所能承受的程度。在農業社會，民眾主要是靠天吃飯，而天災無常，這不是統治者所能決定的，在中國古代帝制社會體制下，縣以下的基層社會不直接受轄於統治者，主要靠鄉紳和胥吏共同治理，即使有剝削和壓迫那也主要來自於胥吏的壓迫，而非上層統治者。而鄉紳在某種程度上則是胥吏和民眾的減震器。
至於胥吏對當時兩廣地區百姓壓迫到何種程度，還是需要進一步考證，歷史的發展是由多種因素的合力導致的，故不能簡單地以“封建統治者的殘酷剝削和壓迫”來概述太平天國運動的爆發原因。因此，可以說鴉片戰爭所造成的經濟的影響成為了其爆發的根本因素，這種影響持續了十幾年，直至一個臨界點——太平天國起義的爆發。
鴉片戰爭、宗教傳播和太平天國
太平天國運動所推崇的“拜上帝教”的出現和鴉片戰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儘管在戰爭之前基督教就已經開始在華南一帶傳播，但是不能割裂兩者的關係來孤立地看待宗教傳播和鴉片戰爭。
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遇到了很大的困難，因此它迫切需要一場勝利的侵華戰爭來支持它的傳教事業，而鴉片戰爭的發生與它不謀而合。“鴉片戰爭之前，一些傳教士鼓吹應以強硬的武力手段叩開中國的門戶。有的人為此收集情報並親自參加了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其中，以郭士立較為典型……自1831年起，他曾10次乘船考察了中國的東南沿海，收集大量的情報……在鴉片戰爭戰爭中，他曾任英國侵略軍頭目義律的首任譯官，並隨軍北犯浙江一帶。他還和馬禮遜之子馬儒翰一起，在簽訂中英《南京條約》時作為翻譯和謀士，起了很壞的作用。”
而美國傳教士伯駕是“最早提出只有戰爭能開放中國給基督的人。他主張美國以武力佔領臺灣，作為通往中國的基地，其利益會比英國佔領香港更大……此外一些傳教士還幫助英國向中國走私鴉片。”
宗教入侵歷來是帝國主義入侵的馬前卒，在文化上征服對手才是真正的勝利。例如在戰後的中美《望廈條約》中“準美人在五口自建教堂、墓地”，在中法《黃埔條約》中“中國地方官須負責保護教堂墓地”，這些充分反映了晚清西方宗教在中國傳播的帝國主義本質。
在鴉片戰爭結束幾年後，“1846年，明詔弛禁，給予的便利益多，各教派活動展開，各有傳教區域。耶穌會再度恢復，傳教區為江蘇、安徽。1843年以後，在上海附近徐光啟的故鄉徐家彙設置總會，建立觀象臺、博物院、圖書館、學校、印刷所。1853年，教區內已有七十八所學校，學生一千二百餘人，信徒與日俱增，直隸南部亦入他們的勢力範圍。”
正如何偉亞在《英國的課業》中提到，“帝國主義從來都不僅僅是槍炮和商品，它還是一個文化過程，是一個對於力圖在某個地理空間實現霸權控制的力量或實體進行反抗並且與之相適應的過程”。西方帝國主義試圖通過各種手段來征服中國，宗教傳播可以稱得上西方文化侵略的重要手段，不僅旨在征服中國的領土，還要在精神上加以控制，他們試圖撼動中國以天朝上國自居的地位，打破中國貴夏賤夷的文化優越論的觀念。
深入探討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的關係問題，還需弄清太平天國的起義民眾是如何產生的。史景遷在其《太平天國》一書中這樣說到“怪的是，盜匪在桂省流竄，卻是英國人種下的因。英國人對清廷的戰事雖短，但為禍甚烈，結束了限制重重的‘廣州體系’，開放了五處通商口岸，併為傳教士爭得獨立設教堂、傳福音的權利；英國人開始以蒸汽船和裝備精良的船艦，掃蕩了數代以來一直在南中國海殺人越貨的海盜。”
我們注意到，在中國南海歷來存有大量的海盜，其中主要成員是中國人，他們一方面殺人越貨，另一方面是走私，如走私鴉片，這是不可忽視的重要方面。自《南京條約》簽訂之後，英國人佔據了香港，從而香港成了英國在遠東的一個重要的貿易中心，故此英國就取得了對華的貿易優勢，而海盜的存在是其海上貿易的重大威脅，因此港英政府必須要除之而後快。“英國人慢慢開始將海盜趕出海域，但海盜卻沿著河道往內地避難，尤其是沿著西江，從廣州深入廣西。根據條約規定，英國人不能進入廣西追剿海盜，而清廷及地方官府的水師數量零星，缺乏訓練且裝備拙劣，對這些海盜也無力處置。”
由此可以看出，由於英國的追剿行動，導致大量的海盜進入廣西，其中大多都是秘密社會的成員。秘密社會在華南地區非常普遍，而其中的一部分人最終加入了洪秀全的拜上帝會，由此成為了金田起義的主力之一。而上文所提到的大量兩廣地區的農民在鴉片戰爭帶來的經濟衝擊影響下破產，繼而成為流民盜匪，最終加入了太平天國。
由此，兩大隊伍的民眾組成了太平天國的主力軍，它包括南中國海的大量海盜以及兩廣地區大量破產失業的民眾。因此，鴉片戰爭所造成的對近代中國的經濟、政治的影響，為太平天國創造了基本的民眾基礎與造反隊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