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对两广经济的冲击
鸦片战争打断中国历史独立发展的进程，翻开了中国近代历史的篇章，由此引发接二连三的重大历史事件。第一次鸦片战争签订了《南京条约》，要求赔款、割地并开放口岸，但当时的中国人对它所带来的影响的认识极其有限，天朝并没有因为一次失败就警醒过来，仍然沉浸在歌舞升平之中。另外，《南京条约》对中国的影响仅局限于东南沿海，对于广大的腹地和边疆地区几乎没有重大影响。但对于整个中国来说，鸦片战争所带来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循序渐进的、一点一滴渗透的。
《南京条约》的签订对中国经济结构的影响最致命的是：一、广州贸易体系的解体，上海逐渐成为贸易重心；二、鸦片贸易逐渐合法化，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导致大清日益贫困，大量失业激化了社会矛盾。
首先，广州贸易体系解体，导致大量两广地区本以此维持生活的民众失业破产，为了生存继而成为流民和盗匪，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之一。其次，无法遏止的鸦片贸易使得白银大量外流，形成巨大的贸易逆差，白银大量的外流，造成银贵钱贱，使得原本就生活拮据的中国农民更加捉襟见肘，逐渐破产。
“《南京条约》没有写上禁止鸦片进口的条款，外国商人利用这一点，加强了进行有利可图的非法卖鸦片活动。中国政府打输了这场战争，不敢禁止这种买卖。结果，鸦片交易实际上变得毫无拘束，鸦片进口从1842年的33000箱上升到1848年的46000箱和1850年的52929箱。仅1848年一年就有一千多万两白银外流，加剧了业已恶化的经济混乱和铜银兑换价格。”
“1两银子在十八世纪时兑换1000文铜钱，而在1845年，其市值超过了2000文。兑换率增长一辈，实际就减少了人们一半的收入，因为，尽管银两和铜钱都是中国的通用货币，但充当市场上基本交换媒介的是铜钱：买米用铜钱，付薪水也用铜钱。1石米以前卖3000文，按1000比1的老兑换率指3两，但在1851年，根据上扬了的2000比1之兑换率，1石米只能换到1.5两。实际上，这意味着农民的地租负担重了一倍。”
除了对中国经济体系的重创外，自然因素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两广地区山地较多，农业欠发达，如若遇上天灾，必会导致本能够稳住农民的土地因素变得异常脆弱，随着时间的推移，流民日益增多，社会流动加剧，从而激化了当地本已存在已久的土客族群矛盾。易言之，太平天国发源于两广地区是有其必然性的。
而比较传统的一贯说法，即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以及天灾频繁”，我以为应属次要因素，因为剥削压迫古来有之，这点是毋庸置疑，而我们要探究的应是民众对于剥削压迫所能承受的程度。在农业社会，民众主要是靠天吃饭，而天灾无常，这不是统治者所能决定的，在中国古代帝制社会体制下，县以下的基层社会不直接受辖于统治者，主要靠乡绅和胥吏共同治理，即使有剥削和压迫那也主要来自于胥吏的压迫，而非上层统治者。而乡绅在某种程度上则是胥吏和民众的减震器。
至于胥吏对当时两广地区百姓压迫到何种程度，还是需要进一步考证，历史的发展是由多种因素的合力导致的，故不能简单地以“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来概述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原因。因此，可以说鸦片战争所造成的经济的影响成为了其爆发的根本因素，这种影响持续了十几年，直至一个临界点——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
鸦片战争、宗教传播和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运动所推崇的“拜上帝教”的出现和鸦片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在战争之前基督教就已经开始在华南一带传播，但是不能割裂两者的关系来孤立地看待宗教传播和鸦片战争。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因此它迫切需要一场胜利的侵华战争来支持它的传教事业，而鸦片战争的发生与它不谋而合。“鸦片战争之前，一些传教士鼓吹应以强硬的武力手段叩开中国的门户。有的人为此收集情报并亲自参加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其中，以郭士立较为典型……自1831年起，他曾10次乘船考察了中国的东南沿海，收集大量的情报……在鸦片战争战争中，他曾任英国侵略军头目义律的首任译官，并随军北犯浙江一带。他还和马礼逊之子马儒翰一起，在签订中英《南京条约》时作为翻译和谋士，起了很坏的作用。”
而美国传教士伯驾是“最早提出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的人。他主张美国以武力占领台湾，作为通往中国的基地，其利益会比英国占领香港更大……此外一些传教士还帮助英国向中国走私鸦片。”
宗教入侵历来是帝国主义入侵的马前卒，在文化上征服对手才是真正的胜利。例如在战后的中美《望厦条约》中“准美人在五口自建教堂、墓地”，在中法《黄埔条约》中“中国地方官须负责保护教堂墓地”，这些充分反映了晚清西方宗教在中国传播的帝国主义本质。
在鸦片战争结束几年后，“1846年，明诏弛禁，给予的便利益多，各教派活动展开，各有传教区域。耶稣会再度恢复，传教区为江苏、安徽。1843年以后，在上海附近徐光启的故乡徐家汇设置总会，建立观象台、博物院、图书馆、学校、印刷所。1853年，教区内已有七十八所学校，学生一千二百余人，信徒与日俱增，直隶南部亦入他们的势力范围。”
正如何伟亚在《英国的课业》中提到，“帝国主义从来都不仅仅是枪炮和商品，它还是一个文化过程，是一个对于力图在某个地理空间实现霸权控制的力量或实体进行反抗并且与之相适应的过程”。西方帝国主义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来征服中国，宗教传播可以称得上西方文化侵略的重要手段，不仅旨在征服中国的领土，还要在精神上加以控制，他们试图撼动中国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地位，打破中国贵夏贱夷的文化优越论的观念。
深入探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关系问题，还需弄清太平天国的起义民众是如何产生的。史景迁在其《太平天国》一书中这样说到“怪的是，盗匪在桂省流窜，却是英国人种下的因。英国人对清廷的战事虽短，但为祸甚烈，结束了限制重重的‘广州体系’，开放了五处通商口岸，并为传教士争得独立设教堂、传福音的权利；英国人开始以蒸汽船和装备精良的船舰，扫荡了数代以来一直在南中国海杀人越货的海盗。”
我们注意到，在中国南海历来存有大量的海盗，其中主要成员是中国人，他们一方面杀人越货，另一方面是走私，如走私鸦片，这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自《南京条约》签订之后，英国人占据了香港，从而香港成了英国在远东的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故此英国就取得了对华的贸易优势，而海盗的存在是其海上贸易的重大威胁，因此港英政府必须要除之而后快。“英国人慢慢开始将海盗赶出海域，但海盗却沿着河道往内地避难，尤其是沿着西江，从广州深入广西。根据条约规定，英国人不能进入广西追剿海盗，而清廷及地方官府的水师数量零星，缺乏训练且装备拙劣，对这些海盗也无力处置。”
由此可以看出，由于英国的追剿行动，导致大量的海盗进入广西，其中大多都是秘密社会的成员。秘密社会在华南地区非常普遍，而其中的一部分人最终加入了洪秀全的拜上帝会，由此成为了金田起义的主力之一。而上文所提到的大量两广地区的农民在鸦片战争带来的经济冲击影响下破产，继而成为流民盗匪，最终加入了太平天国。
由此，两大队伍的民众组成了太平天国的主力军，它包括南中国海的大量海盗以及两广地区大量破产失业的民众。因此，鸦片战争所造成的对近代中国的经济、政治的影响，为太平天国创造了基本的民众基础与造反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