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帶貨方興未艾，更應從肇始之初就刻上法治的烙印，以法治規範行業發展，以法治支撐巨大的商業流量，唯其如此,方能各方共贏、行穩致遠。
近日，央視著名主播朱廣權和口紅一哥李佳琦同框，帶來了一場“謝謝你為湖北拼單”的公益直播。這個被觀眾稱之為小朱配琦的帶貨組合，吸引了1091萬人觀看，累計賣出總價4014萬元的湖北商品。歷時2小時的直播，十幾種因疫情防控導致銷路不暢的湖北特色食品上架即售罄。
如今,電商直播帶貨已然成為一種新興的電商交易模式,也是平臺經濟的組成部分。據統計，2019年電商市場規模已經達到4338億元，預計2020年行業規模還將繼續擴大。“網絡直播帶貨”這一模式，可以靈活擴大就業空間，可以幫助消費者提升消費體驗，為許多質量有保證、服務有保障的產品打開了銷路。隨著直播平臺的快速崛起，網紅帶貨也成為各大平臺最重要的流量和銷量驅動。特別是在當前疫情防控的背景下，網絡大大提升了資源和信息的流速，使得直播帶貨的熱度和認可度被大大提升。
不容忽視的是，伴隨著直播帶貨的繁榮，一些亂象也在滋長。比如，有的帶貨者虛假宣傳，過分誇大產品功效；有的帶貨產品質量低劣，屬於典型的“三無”產品；有的則是對消費者的退貨、投訴之類請求，想方設法拖、推、賴，消費者維權成本極高，等等。直播帶貨從本質上說是信任經濟，從業者的守法、誠信是其發展壯大的基石。如果任由這些亂象蔓延，對直播帶貨行業的健康發展將造成巨大的損害。
作為直播帶貨商業形態的“靈魂”，直播帶貨者本人首先要有責任意識和責任擔當。擔責任,要以守法為前提。由於直播帶貨者的身份具備了廣告代言人或廣告發布者的特徵，應受廣告法的規制，其行為首先必須嚴格遵守我國廣告法的相關規定。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規定，廣告代言人包括了“對商品、服務作推薦、證明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這也適用於網絡主播，直播帶貨產品盡到合理審查的義務，查閱查驗有關證明文件，核實廣告內容。再比如，我國廣告法第九條規定，不得使用“最高級”“最佳”等用語。帶貨主播們除了應當遵守廣告法對廣告代言人的規定外，還要遵守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中關於生產者、銷售者的有關規定。比如，我國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三條規定，食品廣告的內容應當真實合法，不得含有虛假內容，不得涉及疾病預防、治療功能；食品生產經營者對食品廣告內容的真實性、合法性負責；自然人進行代言需要對代言產品真實吃過或用過，如果代言產品出現問題，代言人也要承擔連帶責任。最典型的就是欺詐消費者的“三倍賠償責任”和違反食品安全標準的“十倍賠償責任”。此外，還要接受市場監管的行政處罰，構成犯罪的還要承擔刑事法律責任。直播帶貨作為一種電商交易模式，直播帶貨者還應當遵守電子商務法的相關規定。2019年1月1日起實施的電子商務法明確規定，電子商務經營者銷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務，應當依法出具紙質發票或者電子發票等購貨憑證或者服務單據；應當符合保障人身、財產安全的要求和環境保護要求。
作為直播帶貨經濟的直接受益者和最大推手，各大電商平臺更要有法律意識、責任意識。直播帶貨者不但給平臺帶來了流量，也帶來了經濟效益。同時直播平臺扮演著市場規制者的角色，在事實上承擔著維護網絡市場秩序、保障消費者權益的公共職能，當出現侵犯消費者權益的問題時，直播平臺自然難以推卸責任。因此，平臺不能只有資本思維，還必須增強法治意識，依法依規運營，對維護網絡銷售秩序履行好主體責任。平臺應對售賣的商品嚴格審核把關，對違法違規內容嚴加懲治。比如，對關係到消費者身體權和健康權的商品，平臺經營者應當對商品銷售者的資質資格盡到審核義務，或者對消費者盡到安全保障義務。未盡到義務，造成消費者損害的，平臺應依法承擔相應的責任。總之,平臺應藉助自身的數據優勢和管理權限，深度參與互聯網發展共治。如此，才能淨化直播平臺，促進交易的安全性和合法性。若平臺失去了對法律的敬畏，即便其用戶量再龐大、商業模式再討巧，也終將行之不遠。
作為當下電商領域的熱點，直播帶貨平臺更應成為市場監管的重點領域。執法部門要及時把監督的視角延伸到電商平臺，敦促平臺履行好相應的職責。針對消費者維權難取證難等問題，執法部門要優化執法手段，緊緊圍繞消費者的一系列維權痛點，找準執法的著力點，讓網絡直播帶貨行為始終在法治的框架下運行。
時下，直播帶貨方興未艾，在便利了消費者，催生了新產業，帶火了新商業的同時，更應從肇始之初就刻上法治的烙印，以法治規範行業發展，以法治支撐巨大的商業流量，唯其如此，方能各方共贏、行穩致遠。
（林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