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考古學的勃興（一）：二重證據法

導語：中國古代歷史文獻浩如煙海，這些文字記載成為研究中國歷史的寶貴資料。考古學對於中國傳統的歷史學者是非常陌生的。考古學源自西方，20世紀20年代在中國興起，中國考古學的勃興與王國維極力提倡的“二重證據法”關係極為密切。

1. 二重證據法提出的歷史背景

歷史學的不斷髮展，史料的範圍必然要擴大。傳統的傳世文獻記載固然是重要的歷史載體，但是基本上都是間接資料。早在西漢時期，在孔子舊宅的牆壁裡就發現了用先秦古文字所撰寫的《尚書》。特別是西晉時期，在汲郡（今河南汲縣）的魏襄王墓中發現了《竹書紀年》，這些發掘出來的文獻資料有效的補充了傳世文獻的不足。到北宋時，金石學已經有所發展，如北宋著名學者趙明誠、李清照夫婦就是金石學家。到清代時，隨著考據學的發展，特別是乾嘉學派的出現，廣泛利用各種資料來考據歷史的方法都已經出現。但是這些考據學的方法與近現代的考古學還是有著本質的區別。

《竹書紀年》

到清末時，考據學的發展已經達到鼎盛階段，同時西方現代的歷史學、考古學的理論方法都已經傳入。19世紀末20世紀初，安陽殷墟的發現帶動了中國考古學的極大發展，在王國維之前，孫詒讓就利用甲骨文論斷作為官名，糾正了流傳兩千多年的謬論，同時著名文字學家羅振玉也利用豐富的甲骨文資料在考證古史上取得了豐厚的成果。

1913年，王國維在《明堂廟寢通考》中首次提出了“二重證明法”的概念。他在文中認為自從宋代以後，古代的器物頻頻出土，這些器物上的銘文，以及由安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記載了大量史實，這些史實有很高的可信度和價值，但是周朝晚期、秦漢時的史書也未必不可信，因為這些時代離上古也不算遠，秦漢時的史書記載的制度有可能是附會，但其中所記載的名和物是不能作偽的，因此兩者不可偏信其一，這就叫做“二重證明法”。但是這個概念提出以後並未在學術界引起很大反響。

王國維

1925年，王國維就任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導師，在《古史新證》的總論中提出“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

“二重證據法”明確提出歷史文獻與地下出土的考古文物相互佐證，以期達到探求歷史史實的目的。二重證據法在歷史學界和考古學界流行了數十年，自然有它正確的地方。這個概念的提出，就是針對當時以顧頡剛為首的“古史辨派”而提出的。古史辨派在西方歷史學理論與方法的衝擊之下，民族自信心有些動搖，對本國傳統歷史記載的準確性發生懷疑，這種疑古思潮具有思想解放的偉大意義，但是對守舊派的知識分子和中華民族的民族自信心是一個巨大的衝擊。而二重證據法則借用現代西方傳進來的考古學來反對“古史辨派”，在社會上引起巨大的反響。因此這種概念的提出立即受到學術界和社會上的歡迎。

2. 對二重證據法的評析

王國維提出的二重證據法主要依託於在安陽殷墟發現的甲骨文殘片和某些器物上的銘文即金文。依靠甲骨文和金文記載，對傳世的歷史文獻起到了很好的補充印證作用。這對歷史學的發展是極其有利的。但王國維所運用的甲骨文和金文資料也是傳承自中國傳統的金石之學，王國維之“二重證據法”，實際不過是以新的文字材料印證原有的文字材料。這種方法僅強調“印證”而排斥否定，具有片面性和學術思想的守舊性，與西方現代的考古學思想、理論和方法都有著不小的差距。不過我們不能苛求於前輩學者，王國維本身出身於傳統的讀書人家庭，中國的學術傳統對王國維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在20世紀20年代，西方各種新的思潮不斷傳入國內，引起了很多守舊學者的強烈抵制，他們固守傳統，因此現代學科體系在中國的發展舉步維艱。1923年，顧頡剛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命題，指出中國舊的上古史體系的不可信從，揭示出許多大的疑點，立即引起很大的反響。隨後，關於中國商代以前古史的辯論在學界展開。1926年，顧頡剛主編《古史辨》第一冊出版，使辯論更為升級，且隨著《古史辨》第二至七冊的陸續印行，一波繼一波地愈演愈烈。以顧頡剛為代表的“疑古”學者，提出許多具體的辨偽事例，許多爭論往往在具體事例上糾纏，但是顧頡剛申明瞭他的學術宗旨有四點：(一)打破中國民族出於一元的觀念；(二)打破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即將神話中古神“人化”，多了一層偽史；(四)打破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

顧頡剛

古史辨派的新穎觀念引起了守舊勢力的強烈不滿與猛烈批評。顧頡剛在回應這些不滿與批評之時，也同樣希望藉助於現代考古學作為武器，來支撐自己疑古的觀點。王國維在這時提出的二重證據法，一方面因王國維個人的權威和在學術界的地位，贏得了很多守舊派的認同，一方面王國維則用巧妙的方式為現代考古學在中國的發展掃清障礙。我們不用管二重證據法在邏輯上、方法上有多少漏洞，它確確實實為現代考古學在中國的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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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蔣俊：《中國史學近代化進程》

2.喬治忠：《王國維“二重證據法”蘊義與影響的再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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