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輝）中國夏朝的歷史與大禹治水的故事，一直是中華文明探源研究中的一個未解之謎，困擾著中華歷史與文化的深入研究。但因為中國歷史學界與考古學界錯誤的歷史觀、文化觀，使得中國夏文化研究走在一條南轅北轍的道路上。
淮河是中國南北氣候的地理分界線，其優越的地理自然環境是各種自然生物棲息繁衍的理想場所，同時也是華夏先民生存生活的理想環境。只有在理想的自然環境中，華夏先民才能得以生息繁衍，人類的文化與文明才能得以積累、發展、誕生。
華夏文明是在對自然環境的改造中逐漸誕生的，其中堯舜禹時期的大禹治水是華夏文明誕生的關鍵時期。在這一時期，發生了記載於中國文獻典籍中的“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餘。’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孟子》）。
在筆者的前期研究中，確立了“華”字與“夏”字的產生，來源於淮河塗山地區的花鼓燈歌舞，華夏的概念直接產生於淮河塗山的地理概念與花鼓燈歌舞。而花鼓燈的產生也直接來源於大禹治水的“驅蛇、龍而放之菹”這一治水措施。
蛇與龍就是我們今天所知的、生活於湖泊沼澤地帶的蛇與揚子鱷。揚子鱷對塗山地區華夏先民的傷害更勝於蛇，首先解決揚子鱷對華夏先民的傷害，是大禹首先要解決的問題。針對揚子鱷的生活習性，喜靜不喜鬧，對聲音比較敏感的生理特性，大禹採用了以鑼鼓的震耳欲聾的鑼鼓聲，來驅逐揚子鱷與蛇的措施。於是，大禹組織淮河沿岸、塗山地區的各個村落華夏先民，以村落為單位建立鑼鼓隊，在夜晚以篝火、鑼鼓聲將揚子鱷驅逐遠離部落聚居點，保障聚居點的華夏先民免受揚子鱷的傷害。
大禹採用的以鑼鼓聲，將揚子鱷與蛇驅逐於水草叢生的沼澤地、遠離先民聚居地的行動，就是史載的“驅蛇、龍而放之菹”，“菹”的意思就是水草叢生的沼澤地。於是，在淮河兩岸的各個村落形成了夜夜驅逐揚子鱷與蛇的鑼鼓隊。人們在鑼鼓聲的感染下，聚集在篝火旁，載歌載舞，逐漸形成了以鑼鼓高昂激烈音樂形式的淮河花鼓燈舞蹈，併成為中華“舞”字的來源。
以高亢的鑼鼓聲來“驅蛇、龍”保障村民的安全，是每個村落必須的安全措施，因此，村村有鑼鼓就是淮河沿岸村落的常態。而進行花鼓燈歌舞表演就需要有舞蹈愛好與天賦的人員才能組織起來，形成完整的、技藝高超的花鼓燈表演班子。“千班鑼鼓百班燈”的花鼓燈表演隊就此在淮河沿岸誕生、形成，並流傳到今天，成為記載華夏曆史的活化石。
流傳於淮河塗山地區的花鼓燈，民間就流傳著千班鑼鼓百班燈，為什麼叫千班鑼鼓百班燈呢？因為花鼓燈有兩種形式，一種形式就是光有鑼鼓，它沒有歌沒有舞，所以講就有千班鑼鼓，在淮河塗山地區幾乎每個自然村都有一班鑼鼓；有的就是一個鄉能形成好幾個花鼓燈班子，這樣呢它自然就比花鼓燈鑼鼓班子少，所以它就叫千班鑼鼓百班燈。這是大禹治水時期，鑼鼓班子與花鼓燈舞蹈班子不同的歷史作用決定的，也證明確立了花鼓燈舞蹈與華夏民族文化的形成有做決定性的因果關係。
在“夏之興也以塗山”（《左傳》）的淮河塗山南麓的禹會考古遺址，出土了大量4100年曆史的多種類型的陶器，被定義為“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的遺址。在禹會遺址東、天河岸邊的馮嘴子村，是中國花鼓燈第一村。馮嘴子村成為國家認定的“中國花鼓燈第一村”與其地悠久的花鼓燈舞蹈傳統有著歷史的必然性。在筆者的考證中，古文“夏”字之所以有六十多種異體字，真是因為大禹在禹會村舉行的萬國聚會時，表演的花鼓燈舞蹈招待萬國部落，各地部落對淮河花鼓燈不同舞蹈動作的不同觀感，產生了不同的“夏”字。
大禹治水的“驅蛇、龍”產生了淮河流域鑼鼓，淮河鑼鼓音樂產生了淮河花鼓燈舞蹈，花鼓燈舞蹈產生了形態各異的“夏”字，大禹治水誕生了夏朝，夏朝產生了夏文化。因此，淮河塗山、禹會考古遺址、花鼓燈鑼鼓、花鼓燈舞蹈、花鼓燈第一村馮嘴子村是夏朝、夏文化誕生的中心區域，將成為華夏曆史文化研究的必由之路。（作者：趙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