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光輝
馬克思有句名言：“金銀天然不是貨幣，貨幣天然是金銀”，中國人耳熟能詳。貨幣作為人造之物，本沒有固定形態，所有能夠發揮貨幣職能的物質，無論其是有形的還是無形的，都可以算得是貨幣。這種功能性的定義將貨幣與完全的客觀事物區別開來。
譬如一塊鐵，無論人們在主觀上是否承認，不能改變鐵作為鐵的事實。貨幣則不同。貨幣是人類社會的產物，是人的意念與選擇創造了貨幣。某種物體是否成為貨幣，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們的主觀。正是這種特性使得貨幣具有了神秘主義的色彩。在當前互聯網的時代，貨幣甚至可以以某種數字流的形式表現，來無蹤，去無影。
本文總結歸納了中國自古以來被選做充當貨幣的各種事物，撰成歷史，並加以發揮闡述，以作讀者茶餘飯後之談資。本文史料內容基本來自於《中國金融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姚遂主編）。
先秦時代，自然的貝被首先作為貨幣，貝也是中國歷史上使用得最普遍和最為長久的原始貨幣。 也正因為此，漢字中凡與錢財或是價值有關的字往往包含“貝”，如貯，如財，如寶（正體字），尤其以英文中男女之間愛稱“baby”，譯為漢語中的“寶貝”，可謂兼得音譯與意譯之妙。貝之所以被選作貨幣，即被選為充當交換媒介的商品，與貝本身的天然屬性與獲取難度不無關係。貝之所以為幣，一方面在於產生於海外，內陸農耕文化地區難以獲得，供給稀少保持了其幣值穩定。另一方面貝由於其富有光澤與花紋，深受女人喜愛，是當時名貴的裝飾品。另外貝天然便於計量，且堅固耐用，不易損耗。
然而，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貝之所以被選為貨幣，必然有某種程度的偶然性在內。由於路徑依賴，而使得其偶然性的作為貨幣的地位得以不斷強化。貨幣的網絡外部性，使得某種物體一旦被選為貨幣，則會形成納什均衡，社會即使在有更好的天然屬性適於充當貨幣的物體，也會因為群體的行為的協調難度，而無法從這種較劣的均衡狀態遷移到另一更優的均衡狀態。此一觀點可以用來推斷比特幣難以成為貨幣的一個論據。
商代以後，逐漸有玉貝，青銅貝等具有貝的形狀，但是材質不是天然貝的貨幣出現。 西周除以貝為貨幣外，還有銅和黃金被用作貨幣。西周還出現原始的鏟形銅鑄幣，後人稱之為原始布。另外，糧食、布帛也具有貨幣性。
進入春秋戰國時期，由於商業已逐步發達，貨幣也逐漸增加。這個時期，鑄幣、稱量貨幣、實物貨幣、貝幣並行。鑄幣為主，稱量實物為輔。各地的銅鑄幣在形制和幣制單位上有很大的差別，主要有四種，即布幣、刀幣、圜錢和楚銅幣。
戰國時黃金作為貨幣，還不能夠稱得上完整的貨幣，只發揮了一定程度的價值尺度和支付手段的職能。從整個中國的貨幣史而言，黃金從來沒有被作為主要的貨幣。而白銀作為貨幣也基本是要到明代以後了。所以馬克思的貨幣天然是金銀之語，至少在中國的金融史上，其準確性是值得推敲的。國內之前有宋鴻兵鼓吹黃金的再貨幣化，不知道其有沒有研究過中國的貨幣史。這種開歷史倒車的觀點，必將被實踐證明是荒唐之言。
在中國為什麼黃金沒有被選作貨幣？我覺得應該與中國的商品經濟不發達，社會交易缺乏大額交易的社會環境有關。歐洲社會，小國林立，國際之間的大宗交易天然需要黃金這種單位價值高的物體。中外貨幣的選擇之異，正說明了貨幣天然不是任何物體，或者說任何物體都具備貨幣性，時機具備，則化身為幣。“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形勢、運氣使然也。
秦統一六國後，推行標準化。於貨幣，則以秦“半兩”圜錢為法定貨幣，通行全國。此時幣分三等，黃金以鎰計量，為上幣。布為中幣，以匹計量，以袤八尺，福（幅）廣二尺五寸為制。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
這種外圓內方的銅錢通行中國長達兩千年，是中國最普遍的貨幣形式。孔方兄也成為中國人民心中最友好、最忠實的朋友。古有錢神論，頗傳孔方兄之神。其文曰：“大矣哉！錢之為體，有乾有坤。內則其方，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損。難朽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為世神寶。親愛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強。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處前者為君長，在後者為臣僕。君長者豐衍而有餘，臣僕者窮竭而不足。《詩》雲：‘哿矣富人，哀此煢獨！’豈是之謂乎？”
秦半兩推行之後，雖然規定重如其文，但是後面社會出現了很多大小輕重不一的銅錢，然而這些輕重不一的銅錢，其貨幣價值卻相同。
這已經表明，貨幣已經開始脫離其物質天然本性，更多是經由國家的法律等社會力量來賦予其價值。西方社會一直到金本位取消，其貨幣的價值還與黃金等幣材的重量幾乎一一對應，其原因，恐怕與西方社會存在多個國家，沒有統一，政府力量難以覆蓋全社會有關。西漢糾秦法之暴，允許民間自行鑄造貨幣，所以出現鄧通富可敵國的故事。鄧通作為漢文帝男寵，憑藉與漢文帝的親密關係，依靠當時鑄錢業，廣開銅礦，富甲天下。此歷史典故也正說明，從事金融行當，依附權貴，自古有之，豈胡雪巖之發明專利乎。
西漢中後期，主要通行五銖錢，也是方孔圓形，鑄有五銖二字。五銖這個重量也成為以後歷代統治者鑄錢的標準重量。王莽篡位後，進行多次貨幣改革，無非就是玩弄貨幣，以輕代重，往貨幣注水，目的只為斂財，結果造成通貨膨脹，給社會經濟生活帶來極大的紊亂。東漢則主要流行五銖錢。
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戰亂不斷，社會商品經濟遭到破壞，貨幣體系也受到極大影響。此時金銀已經淡出流通領域，主要執行價值貯藏功能，金屬貨幣流通範圍縮小。實物貨幣盛行，成為貨幣體系的高位貨幣，與鑄幣共同構成錢帛並行的貨幣體系。此時期的鑄幣主要是前代的舊錢，還有一部分是當期鑄造的銅錢。
這一時期，谷帛等實物貨幣盛行，代替鑄幣發揮貨幣職能。從中國的貨幣史來看，每當幣制混亂，鑄幣價值劇烈波動的時候，信譽低迷之時，谷帛的貨幣屬性就會增強，而在幣制統一，幣值穩定的時候，谷帛的貨幣性就會減弱，直至消失。貨幣當局往貨幣注水，推動社會通貨膨脹，然而貨幣大量寬鬆最後必然會帶來貨幣的緊縮，真符合“一張一弛，文武之道”的客觀規律。
大量增加貨幣的投放量，一旦出現惡性通脹，由於價格上漲，當貨幣數量的增長速度低於價格上漲的速度時，實際的貨幣數量（貨幣數量除以價格）則會出現下降。此時貨幣發行將陷入惡性循環，實際的貨幣數量出現下降，需要增加貨幣，而增加貨幣則會進一步導致價格的上漲。由於人們的預期變化，價格上漲的速度要高於貨幣數量增加的速度，如此不斷往復，直至正規貨幣崩潰，被完全捨棄，實物貨幣開始接管亂局。
中國數千年的貨幣發行歷史無一不在提醒貨幣當局，要控制過量發行貨幣的衝動，否則一旦通脹預期實現，貨幣體系不死即傷，來不得半點僥倖。觀之國內當前，很多市場參與者一味認定政府為了防止經濟下滑，必然會出動貨幣政策之手，發行貨幣救市，這是一種極其錯誤的觀點。須知大量發行貨幣的終點卻是貨幣的極度收縮，這可不只是哲學上的思辨而已。惡性通脹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一直高懸，古往今來，不知有多少心懷僥倖者死於其下。
從中國歷史上實物貨幣與正規貨幣的此消彼漲，我們也能看出美元（正規的國際貨幣）與黃金（實物的國際貨幣）的力量此消彼漲的形勢來。大凡美元貨幣放水，貨幣政策喪失節操之時，黃金價格就上漲，其貨幣屬性增強。反之則黃金價格下跌，貨幣屬性減弱。也可以說，黃金的確存在復辟的可能，但那是在全球貨幣體系崩潰，分工合作體系徹底瓦解的形勢下才會出現，而那種局面是每個人都不願意看到的。
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實物貨幣以谷帛為主，具體內容相當廣泛，有谷、粟、絹、帛、布、繒、棉、馬、牛、羊等。南北朝時，布帛是重要的支付手段。南朝主要用錢幣，布帛次之。相比南朝，實物貨幣在北朝更為盛行。布帛作為重要的貨幣存在，一直到宋朝的白銀貨幣化。
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流通領域的金銀數量大為減少，但是白銀的貨幣屬性卻得到增強。在某此地區，如廣州與交趾，作為海上貿易中心，金銀作為國際購買支付手段，一直在這些地區充當著貨幣。
此一時期，還出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專業的金融機構，寺庫，即寺院從事典當借貸業。如此說來，和尚是我們金融行業的祖師爺，我之前的《金剛經與貨幣政策》一文在不經意間向祖師爺們致敬了。
隋朝時期，谷帛仍然是重要的貨幣，其作為貨幣的地位與作用超過了銅錢。唐承隋制，錢帛仍然是主要的貨幣，黃金主要用於價值貯藏，白銀則在唐末五代的地位不斷上升。唐代前期，貨幣流通雖是錢帛兼行，但是主要的貨幣還是布帛。白居易的賣炭翁中的“半匹紅綃一丈綾，系向牛頭充炭直”即是一例。學生時代，讀到此句，由於不知貨幣歷史，還以為賣炭翁是遭遇強買強賣了呢，想必有此誤解的人，應不在少數吧。唐代後期，布帛的作用與影響逐漸縮小，銅錢的地位日益彰顯，不斷排斥布帛。
然而，銅錢由於其單位價值較小，所以更多用於小額交易，大宗交易和長途販運中，則用絹帛。唐代鑄幣主要為開元通寶，此時鑄幣已取消金屬重量的稱呼，而稱之為寶，此行徑一直傳至清代。唐朝規定10枚開元通寶重一兩，所以後麵人們把一兩的十分之一的單位稱之錢。國外英鎊是錢以重量為單位稱呼，中國則是重量以錢為單位稱呼，兩相對比，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唐代中期以來，由於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出現錢荒。錢荒推動了兩個事物的發展，一是飛錢、便換。二是白銀的貨幣化。飛錢實際是一種匯票。即商人在京師出售貨物後，不願意麻煩攜帶銅錢回鄉，而是將貨款交給本道（本家鄉的行政地）的進奏院，進奏院收錢給予其一張單據，商人憑此單據可回本道取錢。
宋代的錢幣非常複雜，幣材多，有銅錢、鐵錢，還有紙錢。銅錢是宋代的法定通貨，其價值在於它的含銅量，在某此地區由於銅材缺乏，則有鐵錢出現。白銀也在這種情形下，開始了貨幣化的進程。宋代的白銀有各種形式，鋌、錠、餅、牌等等。
宋代在貨幣史上一個重要的事件是出現了紙幣，即交子，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本由私戶發行，代表了對實際貨幣的權利。然而，政府之手介入，發行由國家強制流通，不能兌換的信用貨幣。從中國之後的貨幣史來看，在信用貨幣的體系下，幾乎沒有貨幣發行當局能夠抵擋住濫發貨幣的衝動，最終錢盡、政息、人亡。只是不知，這種政府倒臺與貨幣濫發如影相隨的格局，是政府已經無藥可救而把濫發貨幣當作救命的稻草呢，還是說政府的濫發貨幣使得其失去了民眾的信用，導致氣數已盡而消亡？或是兩者兼而有之？
南宋後期，紙幣會子不斷通貨膨脹，出現貶值，此時市場流通的銅錢也日益減少，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現像。
宋代還有個有意思的現象是政府也參與放高利貸。王安石變法中的青苗法就是政府在全國強迫性的放債，王安石本意是降低全社會的融資成本，結果卻因為沒有尊重經濟的客觀規律而導致事與願違，很多農戶被逼著破產。聯想到當前中國各界已普遍把融資成本這個原本的中介目標當作最終目標，當作金融經濟界的尚方寶劍，試圖以違背經濟規律的強硬之手來降低本應該上升的融資成本，只怕也會重現事與願違的現象。
元代推行以紙幣為唯一法幣的貨幣制度，同時社會有少數的貝幣、銅錢、鹽幣。紙鈔分為兩類，一是絲鈔，以絲為本位，二是寶鈔，以銀為位。鈔本為可與金銀互易的可兌換貨幣，起始發行時，遵守了嚴格的準備金制度，因此幣值穩定，流通狀況良好，深受百姓歡迎。後來發行量開始大增，結果導致通貨膨脹。由於紙鈔嚴重貶值，形同廢紙，市面上出現了茶帖、面帖、竹牌、酒牌等代用幣，充當流通手段。此史頗為有趣，這些代用幣與當代出現的充值卡何其相似。筆者曾經斷言，京東、阿里可以在其封閉體系發行以一籃子商品為準備的貨幣（M0），其原有歷史先例在也。知史可以明智，信矣。
中國當前的貨幣發行，很大一部分可以視作地方政府以其土地為準備，藉助中央銀行、商業銀行的體系，發行的土地券也。只是作為準備的土地是否仍然足額，是否仍然保持了其穩定的價值，這些與中國當前的金融形勢密切相關也，此等玄機，在我《新貨幣論》中詳細論述。
明代的貨幣體系則經歷了一個從銅錢到紙鈔再到銀、錢、鈔並行，最後到銀兩製為主體的演化過程。最終貨幣白銀化實現銀兩制，銅錢逐步讓位於白銀，成為白銀的輔幣。
初始，明代洪武年間，以銅錢為法幣，但是由於銅材不足，所以印造紙幣，稱為大明通行寶鈔。大明寶鈔是一種沒有發行準備，也不兌現的紙幣。正因為此，貨幣發行難以抵擋無中生有的誘惑，僅僅20來年，貨幣貶值90%以上，此等手筆，不讓後世分毫。最終，寶鈔不寶，被市場摒棄。
明代的銅錢作為政府的主要貨幣是在寶鈔基本退出流通領域之後。從萬曆到崇禎，銅錢鑄造與日俱增，超出了實體經濟的需要，以致錢價暴跌，惡性通貨膨脹出現。
明代的白銀的貨幣化起始於民間，到成化、弘治以後為官方認可，到嘉靖年間，貨幣化過程基本完成。自此結束了自秦以來銅幣佔據法幣寶座長達一千多年的歷史。
清代前期，閉關鎖國。白銀充當主要的貨幣。清朝前期是銀兩制度，即以金屬幣材銀兩的重量計值，沒有一定的形式，重量及成分，在流通時，必須先驗成色，秤定重量，確定價值才能發揮貨幣職能。由於銀兩制度存在著的標準化程度不高的問題，因此，出現銀元制。但我國最早的銀元，卻不是由我國自行鑄造的，而是外國對華貿易中流入的。銀元具有便於攜帶，交易，有較高的標準化，不必比較鑑別，分量輕重的優點。
清朝前期，銅錢作為唯一的鑄幣，不允許民間私自鑄造。後期則發行銅元，以彌補銅錢短缺。
標準化是貨幣化的一個重要的技術手段，無論是銀元，還是銅元，或者銅錢，相對於原始的以重量計量的稱量貨幣，能夠大大降低使用者的核實價值的成本。聯想到資產證券化中也用到的標準化的手段。這是否暗示著，證券化與貨幣化具有某種相同的本質呢？本文作者則乾脆稱證券為一種貨幣（M3），並認為證券化也是一種貨幣化，或者至少是貨幣化過程中的一個環節。而物體的貨幣化，也即經濟主體賦予物體貨幣屬性，使其能夠發揮貨幣職能的過程，創造了價值。這種價值的創造，正是資產證券化的商業邏輯所在。此種觀點，國內首倡.
清朝在太平天國時期，由於軍費緊張，發行過紙鈔，但是在現實中流通得並不順利，沒有太多影響。在清末時，我國的新式銀行和各地的官銀錢局也發行鈔票，但是流通範圍有限。
清代以降，國門大開，中國的金融開始與西方主流世界接軌，整個貨幣歷史已經擺脫了自發的形成，而開始受到外來因素的重大影響。此後的貨幣史更是精彩紛呈。本文作者將繼續與大家分享。
從歷史中尋找理解貨幣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