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西晉，許多人會想到西晉末期的“八王之亂”和“五胡亂華”，兩者都是導致西晉王朝覆滅的重要原因。尤其是胡族侵入中原，將原本經歷八王之亂已經破敗的西晉王朝，徹底走向終結。但是導致西晉王朝滅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不能簡單地歸結於胡族入侵，或者宗室爭鬥。西晉末期亂局之下，內部的喪亂，加快了西晉王朝的覆滅。
西晉末期匈奴等胡族勢力崛起，侵入中原襲擾北方，蜀地巴氐之亂割據一方，在這種動盪時局中，西晉王朝內部出現了諸多叛亂。尤其是涉及晉室根基的荊州、揚州等地方州鎮，在兩晉之交此起彼伏的反叛局面，成為壓倒西晉王朝的“最後稻草”。
西晉末期荊揚之亂示意圖
公元303年，張昌在江夏起義，席捲荊、江、揚、徐、豫五州；
公元305年，陳敏在歷陽起兵叛亂，波及荊、江、揚等數州；
公元310年，王如在宛城起兵，率流民數萬，擊敗山簡、杜蕤等晉將；
公元311年，蜀人杜弢率流民起義，作亂荊、湘之間。
……
兩晉之交的荊、揚之地，流民作亂、州鎮長官割據、地方官吏謀反等亂象頻生。可以說自西晉喪亡到江左政權建立的過程中，荊、揚等地喪亂對晉室延續的影響，不弱於北方的胡族侵擾。
看西晉覆滅的過程，除了北方應對胡族戰事焦灼之外，荊、揚之地的內部喪亂，其實已經昭示了西晉王朝最終覆滅的悽慘結局。
流民為生存而起義：在戰亂等影響下，人口遷徙避難，流民為生存而叛亂。
晉末的各地叛亂中，數量較多的都是因戰亂等影響，遷徙避難的流民起義。從西北流亡到蜀地的氐人叛亂，建立了蜀地的成漢政權，這是晉末喪亂中規模較大的流民起義。
晉末的張昌起義、王如起義、杜弢起義等，都是以遍佈荊、揚等地流民為主要兵力來源。並且，流民本就生計無望，更容易被叛亂裹挾。加之西晉末期八王之亂、胡族侵擾等戰亂頻繁，戰亂之地人口大量遷徙。一旦叛軍向流民施以恩惠，流民參與叛軍作亂各地的情況更加頻繁。
晉末流民為生存聚眾起義
也正是因為西晉末期戰亂頻繁的影響下，各地流民逃往各地避難。荊、揚之地流民，雖然未像北方乞活軍那般悽慘，但在亂局之中，尤其容易出現聚眾起義之事。
蜀地氐人叛亂，朝廷召集荊州流民，前往益州平亂。流民百姓不願意西進，於是紛紛投奔張昌，進而讓張昌叛軍愈加壯大。同樣的情況，在王如叛亂的初期也發生過，朝廷派山簡和杜蕤，督促流民返回關中，王如因關中喪亂不願意返回，於是率領流民攻擊山簡和杜蕤。
西晉末期戰亂導致流民增多，而晉室又無力解決流民問題，導致流民為生存而反叛的情況頻繁。而晉室對抗北方胡族侵擾都頗顯無力，應對荊、揚流民叛亂更加疲弱，於是流民叛亂往往波及數州，對於荊、揚等地的穩定，造成了極大的破壞。
逃避戍役而謀反：戰事頻繁，徵召人口出徵，而引發為躲避戍役詔命的反叛。
西晉末期戰亂頻繁，不光造成各地流民增加，還有因戰事而造成的兵力匱乏，大肆徵召各地人口出徵，進而導致為逃避戍役引發的叛亂情況，在兩晉之交也十分常見。
吳興人錢璯，曾經在平定陳敏之亂中立功。八王之亂結束，東海王司馬越在洛陽掌權之時，遭到了匈奴的進攻。於是司馬越任錢璯為建武將軍，讓他率領部眾馳援京師。
錢璯率軍到達廣陵時，得知洛陽已經被匈奴圍困，便不敢前行。當時司馬越派司馬睿鎮江東，催促錢璯抓緊出發。錢璯害怕匈奴兵盛，於是起兵反叛。最後，司馬睿派郭逸等人，聯合江東周玘等，才平定錢璯之亂。
像錢璯之亂的叛亂還有很多，面對戰事出徵，明知前途危急之時，往往出現違抗詔令謀反的情況。這與當時兩晉之交，晉室聲望受損，無力節制地方，有著很大關係。加之，各地叛亂頻生，給了有心謀逆者趁亂獲利的機會。
為躲避戍役等詔命而起兵反叛的情況，進一步加劇了西晉地方的喪亂。而且，如錢璯這般拒絕京師徵召的情況，也讓中原無法獲得援軍抵禦胡族強兵，這加速了洛陽、長安的失陷。
趁亂割據一方：晉室喪亂局面下，地方州鎮長官不再效忠晉室，妄圖割據地方。
晉室傾頹，在地方擁有當地勢力的州鎮長官，自然也有心割據一方。西晉時的荊、揚之地本就兵力頗豐，趁亂局妄圖割據一方成就功業的地方官吏，也成為荊、揚喪亂的重要參與者。
起兵謀反作亂荊、江、揚等地的陳敏，曾經因平定石冰、封雲有功，出任廣陵相。東海王司馬越，又加其右將軍、假節、前鋒都督。陳敏後率軍和司馬越討伐劉喬，被打敗之後，陳敏有心在亂局之中割據地方，於是向司馬越請求東行，便率軍到了歷陽。不久之後，便聯合丹陽甘卓，起兵謀反，叛軍侵擾諸多州郡，是兩晉之交較大規模的叛亂。
杜弢為蜀地成都人，因戰亂流亡到南平，因受太守應詹賞識，而出任醴陵令。不過，因當時湘州刺史荀眺，以及荊州刺史王澄，對荊、湘之地的流民過於嚴苛，導致了荊、湘流民起義，擁立杜弢為盟主，進而形成了影響頗大的杜弢之亂。
陳敏、杜弢等都曾經為地方長官，因職權而在地方擁有一定的聲望和勢力，而在西晉末期亂局之中，一旦如陳敏那般有心割據一方，或者順勢起義的杜弢那般，便會藉助原本地方州鎮長官的優勢，形成影響和破壞更大的叛亂。
地方州鎮長官為首叛亂，這更加加劇了西晉荊、揚等地的混亂。地方官吏又往往勾連故交，形成更大範圍的叛亂局面，讓西晉王朝原本的地方穩定局面徹底淪喪。而且如同地方拒絕戍役北方的情況相同，面對北方戰事緊急的情況下，荊、揚等地州鎮長官叛亂，讓中樞失去了地方馳援，進而急速了西晉王朝的覆滅。
叛亂餘患難消：叛軍賊首伏誅之後，部將作亂地方。
無論是規模較大的流民起義，還是州鎮長官起兵作亂，一旦叛亂髮生，影響就很難消除。晉末叛亂被平定之後，除了已經對當地穩定的破壞之外，叛軍賊首伏誅後，原先的叛軍部將，依然能作亂地方，也是影響晉末亂局難以平定的重要原因。
張昌起義，張昌被殺後，部將石冰依然作亂江州、揚州，響應張昌的封雲，襲擾徐州。
王如叛亂，王如被王敦殺死後，部下李運、楊武率軍到漢中，聯合氐族楊茂雄，攻陷梁州，大肆劫掠漢中。
杜弢叛亂，杜弢逃匿之後，部將杜弘逃往臨賀，後與王機謀反。
晉末眾多叛亂影響區域較大，往往波及數州之地，僅靠誅殺賊首，並不能解決其他各地叛軍的叛亂。而叛亂不止的情況下，又能聯合有心謀逆者，引發新的叛亂。因此，荊、揚叛亂，此起彼伏，難以盡除。
歷史宿怨的反叛：江東舊族不滿司馬氏繼續統治而有心叛亂。
除了以上因亂局而有心謀利的叛亂之外，因為歷史原因導致的宿怨，而生出的叛亂之舉，也是荊、揚之亂的重要體現。尤其江東之地，對於司馬氏的牴觸，自晉滅吳之後便一直存在。等到北方司馬氏的統治衰微，本就對司馬氏的統治不滿的江東舊族，便有心叛亂。
當初陳敏在歷陽起兵作亂，叛軍侵襲江東諸多郡縣，陳敏還任用江東士族顧榮等人，顧榮等江東士族，並未對陳敏的任用過多反抗，只有賀循、朱誕等少數人不與陳敏結交。
從中可見雖然晉滅吳已久，但世代居於江東的舊族，對於司馬氏的統治並非完全接受。一旦有如陳敏這樣的叛亂髮生，江東士族順勢反抗晉室的情況，也就順理成章地出現。
而且，北方喪亂，司馬睿逐漸穩定了江東形勢，但在朝中掌權朝臣大多是北方僑姓士族，這也引起了江東本土士族的不滿。
原本在平定陳敏、錢璯等叛亂有功的周玘，因朝中被北方士族掌權，自己不受重用而不滿。於是，聯合東萊王司馬恢想要謀反。但因計劃敗露，周玘憂憤而死。
周玘之子周勰，因周玘之死，聯合吳興功曹徐馥謀反。孫皓族人孫弼，起兵響應徐馥。但最終因周勰得不到叔父周札同意，不敢起兵，最終徐馥被部將所殺，孫弼部眾崩散。
義興周氏為江東大族，自然受原本江東與司馬氏關係的影響，周玘、周勰的謀逆，都能體現江東士族對於司馬氏的不滿。即便並未謀逆的周札，在東晉王敦謀反之時，為其大開建康城門，也足見江東士族趁亂反抗司馬氏統治的歷史宿怨。
總而言之，雖然胡族是滅亡西晉的“元兇”，但西晉內部，尤其是荊、揚等未受胡族侵擾之地的喪亂，加速了西晉王朝的覆滅。在胡族侵襲中原的影響下，荊、揚之亂似乎影響不大，但實際上卻是西晉王朝覆滅結局的預告。
因戰亂而導致各地流民避難在荊、揚等地，流民為生存而聚眾起義對抗當地。流民叛亂，又因流民眾多而規模愈加難以平定，進而波及範圍和影響更大；西晉末期戰事增多，導致徵召人口戍役情況增多，為躲避戍役而發生的叛亂也增多。這不僅加劇了荊、揚之地的混亂，更讓中原缺少荊、揚援軍，而加速了晉室的滅亡；地方州鎮長官，擁兵自重趁亂割據的情況，也成為晉末叛亂的重要參與者。這讓晉室缺少荊、揚地方的支援，而更加無力抵抗北方胡族侵擾。
除了因戰亂而趁機割據或為生存等引發的叛亂之外，叛亂被平定賊首伏誅之後，叛軍部將繼續禍亂地方，繼而聯合其他各地有心謀逆之人，讓荊、揚叛亂更加無法輕易消除。加之因為歷史宿怨的原因，江東士族在晉室喪亂的局勢下，愈加不滿北方僑姓士族和司馬氏執掌江東，因而趁亂對抗司馬氏。
荊、揚等地的喪亂，雖然並未直接導致西晉王朝的覆滅，但因荊揚之亂而導致的無力馳援北方，讓西晉王朝愈加無法對抗勢大的胡族力量，進而迅速走向覆滅。可以說，荊揚之亂昭示了西晉覆滅的悽慘結局。
（文中配圖來自網絡，侵刪）
【歷史地圖為簡單示意，以各事件實際歷史地圖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