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西晋，许多人会想到西晋末期的“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两者都是导致西晋王朝覆灭的重要原因。尤其是胡族侵入中原，将原本经历八王之乱已经破败的西晋王朝，彻底走向终结。但是导致西晋王朝灭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不能简单地归结于胡族入侵，或者宗室争斗。西晋末期乱局之下，内部的丧乱，加快了西晋王朝的覆灭。
西晋末期匈奴等胡族势力崛起，侵入中原袭扰北方，蜀地巴氐之乱割据一方，在这种动荡时局中，西晋王朝内部出现了诸多叛乱。尤其是涉及晋室根基的荆州、扬州等地方州镇，在两晋之交此起彼伏的反叛局面，成为压倒西晋王朝的“最后稻草”。
西晋末期荆扬之乱示意图
公元303年，张昌在江夏起义，席卷荆、江、扬、徐、豫五州；
公元305年，陈敏在历阳起兵叛乱，波及荆、江、扬等数州；
公元310年，王如在宛城起兵，率流民数万，击败山简、杜蕤等晋将；
公元311年，蜀人杜弢率流民起义，作乱荆、湘之间。
……
两晋之交的荆、扬之地，流民作乱、州镇长官割据、地方官吏谋反等乱象频生。可以说自西晋丧亡到江左政权建立的过程中，荆、扬等地丧乱对晋室延续的影响，不弱于北方的胡族侵扰。
看西晋覆灭的过程，除了北方应对胡族战事焦灼之外，荆、扬之地的内部丧乱，其实已经昭示了西晋王朝最终覆灭的凄惨结局。
流民为生存而起义：在战乱等影响下，人口迁徙避难，流民为生存而叛乱。
晋末的各地叛乱中，数量较多的都是因战乱等影响，迁徙避难的流民起义。从西北流亡到蜀地的氐人叛乱，建立了蜀地的成汉政权，这是晋末丧乱中规模较大的流民起义。
晋末的张昌起义、王如起义、杜弢起义等，都是以遍布荆、扬等地流民为主要兵力来源。并且，流民本就生计无望，更容易被叛乱裹挟。加之西晋末期八王之乱、胡族侵扰等战乱频繁，战乱之地人口大量迁徙。一旦叛军向流民施以恩惠，流民参与叛军作乱各地的情况更加频繁。
晋末流民为生存聚众起义
也正是因为西晋末期战乱频繁的影响下，各地流民逃往各地避难。荆、扬之地流民，虽然未像北方乞活军那般凄惨，但在乱局之中，尤其容易出现聚众起义之事。
蜀地氐人叛乱，朝廷召集荆州流民，前往益州平乱。流民百姓不愿意西进，于是纷纷投奔张昌，进而让张昌叛军愈加壮大。同样的情况，在王如叛乱的初期也发生过，朝廷派山简和杜蕤，督促流民返回关中，王如因关中丧乱不愿意返回，于是率领流民攻击山简和杜蕤。
西晋末期战乱导致流民增多，而晋室又无力解决流民问题，导致流民为生存而反叛的情况频繁。而晋室对抗北方胡族侵扰都颇显无力，应对荆、扬流民叛乱更加疲弱，于是流民叛乱往往波及数州，对于荆、扬等地的稳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逃避戍役而谋反：战事频繁，征召人口出征，而引发为躲避戍役诏命的反叛。
西晋末期战乱频繁，不光造成各地流民增加，还有因战事而造成的兵力匮乏，大肆征召各地人口出征，进而导致为逃避戍役引发的叛乱情况，在两晋之交也十分常见。
吴兴人钱璯，曾经在平定陈敏之乱中立功。八王之乱结束，东海王司马越在洛阳掌权之时，遭到了匈奴的进攻。于是司马越任钱璯为建武将军，让他率领部众驰援京师。
钱璯率军到达广陵时，得知洛阳已经被匈奴围困，便不敢前行。当时司马越派司马睿镇江东，催促钱璯抓紧出发。钱璯害怕匈奴兵盛，于是起兵反叛。最后，司马睿派郭逸等人，联合江东周玘等，才平定钱璯之乱。
像钱璯之乱的叛乱还有很多，面对战事出征，明知前途危急之时，往往出现违抗诏令谋反的情况。这与当时两晋之交，晋室声望受损，无力节制地方，有着很大关系。加之，各地叛乱频生，给了有心谋逆者趁乱获利的机会。
为躲避戍役等诏命而起兵反叛的情况，进一步加剧了西晋地方的丧乱。而且，如钱璯这般拒绝京师征召的情况，也让中原无法获得援军抵御胡族强兵，这加速了洛阳、长安的失陷。
趁乱割据一方：晋室丧乱局面下，地方州镇长官不再效忠晋室，妄图割据地方。
晋室倾颓，在地方拥有当地势力的州镇长官，自然也有心割据一方。西晋时的荆、扬之地本就兵力颇丰，趁乱局妄图割据一方成就功业的地方官吏，也成为荆、扬丧乱的重要参与者。
起兵谋反作乱荆、江、扬等地的陈敏，曾经因平定石冰、封云有功，出任广陵相。东海王司马越，又加其右将军、假节、前锋都督。陈敏后率军和司马越讨伐刘乔，被打败之后，陈敏有心在乱局之中割据地方，于是向司马越请求东行，便率军到了历阳。不久之后，便联合丹阳甘卓，起兵谋反，叛军侵扰诸多州郡，是两晋之交较大规模的叛乱。
杜弢为蜀地成都人，因战乱流亡到南平，因受太守应詹赏识，而出任醴陵令。不过，因当时湘州刺史荀眺，以及荆州刺史王澄，对荆、湘之地的流民过于严苛，导致了荆、湘流民起义，拥立杜弢为盟主，进而形成了影响颇大的杜弢之乱。
陈敏、杜弢等都曾经为地方长官，因职权而在地方拥有一定的声望和势力，而在西晋末期乱局之中，一旦如陈敏那般有心割据一方，或者顺势起义的杜弢那般，便会借助原本地方州镇长官的优势，形成影响和破坏更大的叛乱。
地方州镇长官为首叛乱，这更加加剧了西晋荆、扬等地的混乱。地方官吏又往往勾连故交，形成更大范围的叛乱局面，让西晋王朝原本的地方稳定局面彻底沦丧。而且如同地方拒绝戍役北方的情况相同，面对北方战事紧急的情况下，荆、扬等地州镇长官叛乱，让中枢失去了地方驰援，进而急速了西晋王朝的覆灭。
叛乱余患难消：叛军贼首伏诛之后，部将作乱地方。
无论是规模较大的流民起义，还是州镇长官起兵作乱，一旦叛乱发生，影响就很难消除。晋末叛乱被平定之后，除了已经对当地稳定的破坏之外，叛军贼首伏诛后，原先的叛军部将，依然能作乱地方，也是影响晋末乱局难以平定的重要原因。
张昌起义，张昌被杀后，部将石冰依然作乱江州、扬州，响应张昌的封云，袭扰徐州。
王如叛乱，王如被王敦杀死后，部下李运、杨武率军到汉中，联合氐族杨茂雄，攻陷梁州，大肆劫掠汉中。
杜弢叛乱，杜弢逃匿之后，部将杜弘逃往临贺，后与王机谋反。
晋末众多叛乱影响区域较大，往往波及数州之地，仅靠诛杀贼首，并不能解决其他各地叛军的叛乱。而叛乱不止的情况下，又能联合有心谋逆者，引发新的叛乱。因此，荆、扬叛乱，此起彼伏，难以尽除。
历史宿怨的反叛：江东旧族不满司马氏继续统治而有心叛乱。
除了以上因乱局而有心谋利的叛乱之外，因为历史原因导致的宿怨，而生出的叛乱之举，也是荆、扬之乱的重要体现。尤其江东之地，对于司马氏的抵触，自晋灭吴之后便一直存在。等到北方司马氏的统治衰微，本就对司马氏的统治不满的江东旧族，便有心叛乱。
当初陈敏在历阳起兵作乱，叛军侵袭江东诸多郡县，陈敏还任用江东士族顾荣等人，顾荣等江东士族，并未对陈敏的任用过多反抗，只有贺循、朱诞等少数人不与陈敏结交。
从中可见虽然晋灭吴已久，但世代居于江东的旧族，对于司马氏的统治并非完全接受。一旦有如陈敏这样的叛乱发生，江东士族顺势反抗晋室的情况，也就顺理成章地出现。
而且，北方丧乱，司马睿逐渐稳定了江东形势，但在朝中掌权朝臣大多是北方侨姓士族，这也引起了江东本土士族的不满。
原本在平定陈敏、钱璯等叛乱有功的周玘，因朝中被北方士族掌权，自己不受重用而不满。于是，联合东莱王司马恢想要谋反。但因计划败露，周玘忧愤而死。
周玘之子周勰，因周玘之死，联合吴兴功曹徐馥谋反。孙皓族人孙弼，起兵响应徐馥。但最终因周勰得不到叔父周札同意，不敢起兵，最终徐馥被部将所杀，孙弼部众崩散。
义兴周氏为江东大族，自然受原本江东与司马氏关系的影响，周玘、周勰的谋逆，都能体现江东士族对于司马氏的不满。即便并未谋逆的周札，在东晋王敦谋反之时，为其大开建康城门，也足见江东士族趁乱反抗司马氏统治的历史宿怨。
总而言之，虽然胡族是灭亡西晋的“元凶”，但西晋内部，尤其是荆、扬等未受胡族侵扰之地的丧乱，加速了西晋王朝的覆灭。在胡族侵袭中原的影响下，荆、扬之乱似乎影响不大，但实际上却是西晋王朝覆灭结局的预告。
因战乱而导致各地流民避难在荆、扬等地，流民为生存而聚众起义对抗当地。流民叛乱，又因流民众多而规模愈加难以平定，进而波及范围和影响更大；西晋末期战事增多，导致征召人口戍役情况增多，为躲避戍役而发生的叛乱也增多。这不仅加剧了荆、扬之地的混乱，更让中原缺少荆、扬援军，而加速了晋室的灭亡；地方州镇长官，拥兵自重趁乱割据的情况，也成为晋末叛乱的重要参与者。这让晋室缺少荆、扬地方的支援，而更加无力抵抗北方胡族侵扰。
除了因战乱而趁机割据或为生存等引发的叛乱之外，叛乱被平定贼首伏诛之后，叛军部将继续祸乱地方，继而联合其他各地有心谋逆之人，让荆、扬叛乱更加无法轻易消除。加之因为历史宿怨的原因，江东士族在晋室丧乱的局势下，愈加不满北方侨姓士族和司马氏执掌江东，因而趁乱对抗司马氏。
荆、扬等地的丧乱，虽然并未直接导致西晋王朝的覆灭，但因荆扬之乱而导致的无力驰援北方，让西晋王朝愈加无法对抗势大的胡族力量，进而迅速走向覆灭。可以说，荆扬之乱昭示了西晋覆灭的凄惨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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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图为简单示意，以各事件实际历史地图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