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
——魯迅《華蓋集 ·這個與那個》
中國人並不缺乏智慧，也不缺乏耐心、務實、快樂，這些方面他們都是傑出的，他們缺乏的是人格和良心。
——亞瑟·史密斯《中國人的性格》
文丨將爺
大家好，今天還是想和大家說說湖北一家三口之家打麻將被舉報群毆的事。
就是上面這個視頻， 我看了好幾次，越看越心涼。
一家人呆在屋中，圍桌搓個麻將，幸福滿滿的，其樂融融的。這樣生活消遣排解，於人於己，沒有任何傷害。
問題是，“紅袖章”，他不幹。衝上來，拿起麻將就摔。
遭到桌上小夥反抗後。結果，這群“紅袖章”群起圍獵，再圍毆。
他們用暴力成功控制了這家人。
這種暴力做派，也在成功控制著更多人。
他們，其實也是精神被控制者。
看完這個視頻，有人對“紅袖章”義憤填膺，有人為“紅袖章”點贊叫好。
這就是真實而複雜的中國。
有人說，一些人在開始自我膨脹了。
這裡意猶未盡的指向，懂的人，自然也都是懂的。
歷史悲劇不能重演。
當批評向上的指尖輕易就被掐斷，有時候，也可以把視角往下面探照。
有什麼樣的基礎，就有怎樣的建築。
“紅袖章”，讓我想說說國民性這個話題。
關於中國人的國民性，題記裡的魯迅先生，還有亞瑟.史密斯這位西方傳教師，剖解是入骨見血的。
普通人說國民性，很容易被涓滴口水匯成的巨流衝擊到不知名的暗角。
只是，疫情下人性動物兇猛，已經被拽回到哪個年代了呢？

0 1
比"夫妻在家看黃碟被抓"還讓人屈辱
一家三口之家打麻將被砸打扇耳光的事，讓我想到發生於2002年8月18日的延安“夫妻在家看黃碟”事件。

在我看來，湖北一家三口打麻將被打的事，比夫妻在家看黃碟被抓還讓人屈辱，還窩心。
這樣的人格傷害和尊嚴屈辱，令人悲憤和絕望。
不妨先簡單回顧”夫妻在家看黃碟“事件：
1、新婚20天的張某夫婦在自己臥室看黃碟，被群眾舉報。2、警察到張某房中檢查，遭遇不配合，發生爭鬥。張某被抓，家中被翻，光碟連同電視機、影碟機被帶走。3、張某被刑拘，在看守所度過15個晝夜，身心遭遇嚴重傷害。4、離開看守所1個月後，張某終於解除其取保候審，未被以“妨害公務罪”送上法庭。5、整個過程中，全國媒體紛紛介入報道和監督評論。
“夫妻在家看黃碟被抓”事件發生後，經過輿論介入，成功固化一些觀念：
1、不能以是否看黃碟考量廣大人民群眾的道德水準。2、“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成為一種判斷常識。3、人們對警察這個公共權力的符號，有了更多認知，監督權力使用的正當性，追求“免於恐懼的自由”成為共識。4、公共事件輿論不能缺席，不論是對真相的追蹤，還是對性質的判斷，以及意義的探究，用好輿論監督對社會運轉有著良性作用。
一轉眼，時間就過去18年了，沒有夫妻在臥室裡看黃碟會被抓了。
然而，一家人在家中打麻將卻被毆被砸。
而且，肇事者不是公權力，是經過讓渡而來的權力。
“紅袖章”，就是他們眼中的權力象徵符號。
面對網友憤怒質疑，他們不只是一臉無辜，而且覺得渾身上下都充滿正義。
權力是最好的春藥，他們確實早就自以為是地膨脹著。
防疫是一面鏡子，被他們用作了保護傘。
監督這樣的“二權力”，與這樣的違規違法行為博弈，甚至要遠難於對待公權力。
這就是國民性難題，因為他們集體無意識，他們不講理，他們身上帶有某些年代植入的暴力因子。
這一些，在疫情語境下，如同病毒一般在他們身上迅速裂變。
沒有誰能想到，在下一刻，誰會被這樣的“互害性力量”給擊中，擊傷，擊倒。

0 2
不講理不講法是一種國民性底色
“小夥打麻將被扇”，是過激房防控的一個縮影。
對待疫情防控，絕不能“一刀切”，國家到地方都有明確態度。
“（一人確診）不應該把全小區居民都作為密切接觸者”，2月16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召開新聞發佈會發出了這樣的聲音。
有報紙這樣說：
部分社區不分青紅皂白、無故限制和拒絕必要的人員進出，地方在高速路口設卡攔截、“一刀切”地擴大執行實質性的限外措施，已經嚴重影響到居民的正常工作和生活，影響到企業的復工復產。
回顧這樣日子，很多教條化、野蠻化的過激防控行為，在頻繁發生。
未戴口罩在小區無人道路跑步，被攔截、阻撓和訓斥。一線醫護人員回家，被小區管理者排斥、敵視、阻攔返程人員在家和遠方之間，陷入到來源地的糾纏中，找不到可以落腳之處。那些在高速公路漂流記，寫滿了被同類拒絕的憂傷。
所有的治理，都需要基礎。這樣的國民性基礎，是誰的幸運，又是誰的不幸？
一個社會的基礎底線是，講理，講法。
不能過激防控的理由很多：
鍾南山說：在家中和人流不密集的地方不需要戴口罩。戴口罩的科學方法論，從央視新聞到社區傳單，從中疾控到社區衛生單位，都做過無數次普及。
不講理的第一連體兒，是不講科學，不懂科學，不學科學。
打麻將被扇的小夥反問，“一家人能不能一起吃飯？”
對“紅袖章”來說，這句常識又尖銳的質疑，本是一記最有力量的耳光。
只不過，你永遠也扇不醒一個裝睡的人。
裝睡，是因為他們沉醉於權力春藥製造的美好幻覺中。
於是，情理、學理全然不顧。
不講理的第二連體兒，是不講法治，不懂法治，不願法治。
被時評家們十幾年前就寫爛掉的那句“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對他們來說，只能是耳旁風，是毛毛雨，如果有機會，他們都想當自己的國王。
對他們搬出一堆物公法、隱私權法，就如同是百年前給阿Q在面對什麼是革命。
革命就是：打王胡一頓，睡吳媽一晚，那才是真爽。一直打，一直睡，就一直爽。
這就是慾望，是國民性中最不忍直視的那部分。
“當靈魂失去廟宇,雨水就會滴在心上”，里爾克這字，對照這樣的人性，是不用任何註解的。
於是，法治，對他們就是一種笑話。

0 3
誰的賦權能讓他們將人性拽到低谷
圍毆一家三口打麻將中小夥的“紅袖章”，也讓我想到2012年釣魚島事件中，抵制日貨打砸日本汽車的那些人。
同胞用血汗錢購買的日系車，成了他們釋放憤怒與快感的工具。
魯迅先生早就這樣說過：
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
這樣的國民性，其實一直存在。只不過，很少有人敢於觸碰，以銳利的力量去刺破。
現在，這一場疫情，又將國民性拽回到哪個年代？
答案在風中飄揚！！！！
都說現在是一個互聯網時代。那邊，這裡就說一個相關的熱詞——賦權。
“紅袖章”的權力是從哪裡來的？
有人肯定會說，還是公權力讓渡的。
也有人會說，賦權必須要經過相應的制度程序，這些人其實沒有。
這些才是問題最本質最核心的關鍵。
也就是說，這是未經程序正義賦權的虛假權力。
然後，這樣的權力卻可以公然在這片土地上大行其道。為什麼？
這正是面對國民性問題時繞不開的困境。
錢杏邨早在1928年3月就寫過那篇著名的《死去了的阿Q時代》；可是，有人還說我們現在還處在未曾死去的阿Q時代。
越是在艱難的時候，越要警惕普通人上演的“庸常的惡”。
如果，連睡在自己的家中都不能獲得一片安寧，連走在大街上都能失去安寧，我們就不知道，哪裡才會是真實的生活空間了。
疫情中一些人遭遇的人格尊嚴侮辱，經歷的權利遭遇踐踏的尷尬，絕不是以“特殊時候”四個字，就能輕易消解的。
所有的越界與違法，最終還是要到文明與法治的語境下，來進行制度求解。
疫情終將過去，冷漠、麻木、卑怯、自私、狹隘、保守、愚昧、粗暴、野蠻都能夠隨病毒一起消失嗎？
對國民性的沉默，有時也是怯弱；對國民性背後的問題不作反思，我們也永遠不可能轉身成為合格的現代公民。
必須要警惕，對權力過度迷戀形成的幻覺，正在把人性拖向更加沉淪的低谷。
願在下一個場景中，我們都不會成為被“紅袖章”群毆的小夥！
因為，他，其實就是我們自己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