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商鞅变法，相信大家都多少了解一些。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一次进行的比较彻底，也较为成功的变革运动。历来对于变法本身以及其设计者商鞅本人的评价，可以说得上是毁誉参半。一方面，原本弱小的秦国却是通过它得以在短时间内跻身战国第一强国，进而一统天下。另一旁面，它给秦国带来的却是一个穷兵黩武、虎狼之国的外在形象。直到今天，对于商鞅变法和商鞅本人的看法，同样千奇百怪。在这里，作者就简单谈一谈自己的一些浅见。
首先，按照惯例，我觉得有必要这对商鞅变法发生的历史大背景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秦国的由来
春秋战国时期，天下群雄割据，各霸一方。原本，作为西周附庸的秦国，连诸侯国的资格都不具备。换句话说，秦国的政治地位远远比不上传统意义上的齐国、晋国、楚国、燕国。直到公元前770年，秦襄公派兵护送周平王宜臼东迁洛邑，这才被封为诸侯，并赐予岐山以西的西周故地。然而那时候，这块土地早已被犬戎占领。给秦国的所谓赏赐，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要想兑现，还得靠秦人自己用刀兵去争取。
作为西周附庸的秦国（黑色圈中所示）
所以，由此看来，秦国自从正式成为诸侯国的那一天起，它所处的环境和条件便远远比不上山东诸国。自然，经济层面与社会层面的发展也相对滞后于其他诸侯国。加之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限制，野蛮与落后，一直就是山东诸国对它的刻板印象。而这种情形，也几乎一直延续到了战国时期。
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承认三家分晋，封赵、魏、韩为诸侯后，在地理位置上不占优势的魏国，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迷茫”，于公元前445年，由当时的魏国国君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开始在魏国进行变法改革。在短短的数十年时间里，使得魏国的实力迅速膨胀，一跃成为战国时期的第一个霸主。
秦国的危局
而与之对垒的秦国，在实力大为增加的魏国面前，自然一路挨打。加之秦国国内形势不稳，国力衰弱，也给了魏国可乘之机。公元前409年魏文侯任命吴起为主将，攻克秦国河西之地的临晋、元里并筑城。加上三年前被公子击占领的繁庞，魏国全面占有原本属于秦国的整个河西之地，并在此设立西河郡。秦国虽然屡次兴兵企图夺回，但却一次次无功而返，还导致自己元气大伤。
三家分晋示意图
以上，便是秦国推行商鞅变法前的外部地缘政治环境。被新兴霸主魏国攻入关中之地，丧失黄河天险。一度让秦国走到了亡国的边缘。如果不是利用魏国与其他大国间的龃龉，秦国很难度过这一难关。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刚刚即位不久的秦孝公嬴渠梁深知如此下去，秦国必亡，又如何谈得上东出称霸？于是，在迅速安定混乱的局面后，他选择发布求贤令，以求取富国强兵之策。
而在正式讨论商鞅变法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先明确一下历代变法最为原始和直接的目的。在这里我先说自己的结论：
第一，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和手段，扩大整个国家或者社会的总产出。
第二，完善一套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和方式，对整个国家或者社会的总产出进行合理的分配。
下面就可以以此为参照，试着比照卫鞅的一些列举措。
商鞅变法的具体历程
得知秦孝公求贤令的卫鞅，选择来到了秦国。一番交流之下，卫鞅的才华震惊了秦孝公。二人一见如故，促膝长谈多日。而在未鞅的劝说之下，秦孝公逐渐接受了他的变法主张。经过一番酝酿和准备后，秦孝公于前359年命商鞅在秦国国内颁布《垦草令》，作为正式启动变法的序幕。同时也有试试水的意味。
河西之地
关于《垦草令》的具体内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查找相关资料。其主要思想在于尽可能的扩大秦国的农业生产规模，并且抑制其他所有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因素。从而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程度的增强了秦国的国力，为可能随时到来的对魏作战做好准备。经过了三年的时间，《垦草令》实施情况十分理想，顺理成章下，卫鞅被秦孝公任命为左庶长，在秦国国内分成两个阶段正式实行变法。其具体内容要点大致如下：
第一，经济措施
1、废井田、开阡陌。
2、重农抑商、奖励耕战 。
3、统一度量衡。
第二，政治措施
4、奖励军功，实行二十军功爵制，实行什伍连坐制度。
5、除世卿世禄制，鼓励宗室贵族建立军功。
6、改革户籍制度。
7、推行县制。
8、定秦律，“燔诗书而明法令”，实行极端思想控制。
9、强制推行一夫一妻小家庭政策。
商鞅变法具体作用
以上所有措施的目的只有一个，让百姓只将注意力集中到两件事情上：
农业生产和对外战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土地制度的变革也是十分的彻底，是战国时期各国之中，唯一动用国家的政治和法令手段，在全国范围内改变土地所有制的变革。从此在秦国，以土地私有为为代表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正式被确定。井田制彻底被丢进了历史的垃圾箱里。而这一点，在我看来是最为重要的一点。
因为新的土地政策，能将最广大的底层百姓全部组织起来，共同为国家进行农业生产。如此一来，才能更好地利用人力资源优势，发挥出土地的最大价值，进而创造出比旧制度下更高的产出。总结一下就是，同等条件下，整个社会的总产出比之变法前大大增加。这就是前文提到的变法的最直接目的第一个。
当然，商鞅变法的具体还有很多细节，除了几个要点外，这里就不展开细究了。有兴趣的朋友同样可以查阅相关资料。
相关措施的评价
其实，从上面几个要点就能感觉出来，商鞅变法的最直接目的，就是增强国家实力，以便于在战国时期的诸侯争霸战中占得先机。而卫鞅本人，作为变法的主要策划人，同时也是变法的受益人之一。在秦国收复河西的战争中，卫鞅便是因为立有战功，这才被秦孝公封为商君，据有商於之地。本文也从这里开始，称呼卫鞅为商鞅。
商於之地
不过，相信大家也能感觉得到，商鞅变法的一系列举措，完完全全的是将秦国变为了一个为了对外战争胜利疯狂从事农业生产的模样。换句话说，这样的秦国，时时刻刻都处在战争状态或者准战争状态。如此形势下，任何有碍战争胜利的要素都会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下。
这个逻辑大约是这样：战争需要有着强烈获胜意识，或者说是不畏生死的兵源。要让普通人具备这样的信念，必须要给他们丰厚的奖励。于是二十等爵制度出现了；战争需要充足的后勤保障，粮草辎重是关键。于是在国内极端重视农业生产的进行；战场上需要统一的信念，不允许出现不同的声音。所以不能让士兵们胡思乱想，所以压制民间百姓的思想十分重要。
诸如这样的逻辑，几乎可以适用商鞅变法的所有策略。而围绕着“战”与“耕”这两个重点（准确来说“战”是比“耕”更为底层的原点）。对于历代改革的一个大方面——利益的分配，自然也是要为这两个重点来服务的。
于是，最基础的土地所有制，由贵族掌控的井田制变为了土地私有制。而作为农耕时代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开始作为一种物品，不再隶属于旧贵族专有。而是可以赐给那些立有军功的普通士卒。结合其他一系列促进农业生产的措施，这样的积极变化必然会逐渐促使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而社会经济基础的改变，则必然要作用到上层建筑上。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大家能分的蛋糕越来越大了。于是，秦国统治阶层内部，权力也面临着一场大洗牌。国君的权力大为加强，而因军功等晋升手段上位的新贵族，便会与同样获得利益的国君一起，向那些固执己见、反对变法的旧贵族发起挑战，最终让他们丧失权力和利益。再也无法对国君进行干扰和制衡。
这一点，便涉及到了利益的再分配问题。这也是我前面提到过的变法的另一个直接目的。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这一阶段，底层百姓实际上也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受益者。他们终于看到了打破士族公卿垄断权力与利益的希望。即便途径是“战”与“耕”这样看似美好的画饼。但是总会有人选择尝试，并取得成功。
负面影响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产出的增加和利益的再分配都做好了，商鞅变法便是一次成功的变革了。然而，这只是商鞅变法的一面，而它另一面的作用，或者说负面影响，自它正式实施之日起，便一直如影随形。
首先，要谈这一点，我们需要跳出整个商鞅变法为我们设定的前提：不择手段，在最短的时间内提升秦国的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至于别的，几乎完全不用考虑。而这一前提的直接来源，除了秦孝公希望通过变法达成目的的要求外，同商鞅信奉的所谓
“尊君抑民，强国弱民”思想也不无关系。这就是所谓的“霸道”之术。
商鞅与秦孝公（剧照）
其次，商鞅变法严格禁止商业。说他“抑商”可能还算轻的了。在他当国之时，国家管制了“山泽之利”、粮食买卖和旅店经营，自由商人几乎被消灭。甚至连手工业者也被商鞅在《商君书·农战》一文中视为国之“五害”之一（另外四个是儒家学者、商贾、隐士和勇士）。战国末期韩非的《五蠹》，同这个观点类似。
但是我们知道，商业的作用在于各类物资的分配和调度。广义上来说也属于社会总产出分配的一种方式。完全禁止商业，既无必要，也不可行。所以这些商业行为全部处在国家的严格管制之下，民间百姓完全没有机会参与其中。
而全面禁止手工业者的理由，则是直接指出会影响农业生产，这其中的逻辑关系，按照《商君书·农战》里的说法，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看到手工业者借此养家糊口，会觉得自己如此辛苦完全没有必要。而在韩非的《五蠹》一书中，则说手工业者制造粗劣器具。我觉得真的有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味道。
韩非子
不过，虽然在商鞅变法指导下的秦国社会，因为如此的“准战时状态”产生了不小的副作用。但是，历史还是给了这次变法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司马迁描绘下的实施变法的秦国是如下的场景：
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
可以说，在民间看来，商鞅变法的面貌远没有今人看上去那般狰狞。但是，商鞅本人最终还是死在了自己亲手推动的变法之上。这又该如何看待呢？一般都认为，商鞅的表现说明，他只善于谋国，并不善于谋身。对于反对他本人和他推动的变法的人，没有足够的认识。
又由于商鞅变法本身在客观上的功绩难以被诋毁，那么，对于商鞅本人的攻击便会来的无比猛烈。这其中，既包括商鞅生前的各路政敌，以及被他的变法剥夺了利益的旧贵族。也有他身后为他盖棺定论的人，这其中，就包括司马迁在内。不过，我在这里并没有批判谁的意思。毕竟，能将一个人的个性同他做过的事分开评价，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更何况，所处的立场不同，评价的标准自然也不同。
“车裂”之刑
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对商鞅本人的定论是：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即天性残忍少恩。我想说的是，身处他的位置上，只怕谁也难“独善其身”吧。政治斗争，本来就是十分残酷的事。
再有一点，我也并不认同一般观点认为的商鞅是个只善于谋国不善于谋身的人。按照我的理解，商鞅其实从一开始推行变法的的时候就清楚，自己面对的将是整个秦国旧势力的反对。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不允许有人动自己的蛋糕。虽然通过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发动对外战争的手段做大了蛋糕，也转移了内部矛盾。但是，一旦商鞅的政治依靠秦孝公嬴渠梁死去，他就失去了唯一的依靠。难道商鞅真的看不到这一点吗？
显然，这样的可能性真的很小。我的理解是，商鞅自己，包括秦孝公本人都很清楚。商鞅变法的关键一步，就是他本人必须独自承担来自变法反对势力的反扑，让变法持续下去。他要用他的血，去平复那些被他剥夺了既得利益的人心中的“闷气”。商鞅的一条命，便是秦国内部利益大洗牌后，各方势力重新凝聚在一起的黏合剂。因为只有上下一心的秦国，才能让变法顺利的延续下去。而当重生的强大秦国即将出现时，作为曾经为它呕心沥血的商鞅，又怎会怜惜自己的一条命呢？
为变法而死，是商鞅的宿命，客观上如此，主观上也是无可逃避。所谓的“作法自毙”，不过是看透宿命的商鞅一句些许无奈的自嘲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