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起商鞅變法，相信大家都多少了解一些。作為中國古代歷史上一次進行的比較徹底，也較為成功的變革運動。歷來對於變法本身以及其設計者商鞅本人的評價，可以說得上是譭譽參半。一方面，原本弱小的秦國卻是通過它得以在短時間內躋身戰國第一強國，進而一統天下。另一旁面，它給秦國帶來的卻是一個窮兵黷武、虎狼之國的外在形象。直到今天，對於商鞅變法和商鞅本人的看法，同樣千奇百怪。在這裡，作者就簡單談一談自己的一些淺見。
首先，按照慣例，我覺得有必要這對商鞅變法發生的歷史大背景做一個簡單的梳理。
秦國的由來
春秋戰國時期，天下群雄割據，各霸一方。原本，作為西周附庸的秦國，連諸侯國的資格都不具備。換句話說，秦國的政治地位遠遠比不上傳統意義上的齊國、晉國、楚國、燕國。直到公元前770年，秦襄公派兵護送周平王宜臼東遷洛邑，這才被封為諸侯，並賜予岐山以西的西周故地。然而那時候，這塊土地早已被犬戎佔領。給秦國的所謂賞賜，不過是一張空頭支票。要想兌現，還得靠秦人自己用刀兵去爭取。
作為西周附庸的秦國（黑色圈中所示）
所以，由此看來，秦國自從正式成為諸侯國的那一天起，它所處的環境和條件便遠遠比不上山東諸國。自然，經濟層面與社會層面的發展也相對滯後於其他諸侯國。加之地理環境和自然條件的限制，野蠻與落後，一直就是山東諸國對它的刻板印象。而這種情形，也幾乎一直延續到了戰國時期。
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承認三家分晉，封趙、魏、韓為諸侯後，在地理位置上不佔優勢的魏國，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迷茫”，於公元前445年，由當時的魏國國君魏文侯，任用李悝為相，開始在魏國進行變法改革。在短短的數十年時間裡，使得魏國的實力迅速膨脹，一躍成為戰國時期的第一個霸主。
秦國的危局
而與之對壘的秦國，在實力大為增加的魏國面前，自然一路捱打。加之秦國國內形勢不穩，國力衰弱，也給了魏國可乘之機。公元前409年魏文侯任命吳起為主將，攻克秦國河西之地的臨晉、元裡並築城。加上三年前被公子擊佔領的繁龐，魏國全面佔有原本屬於秦國的整個河西之地，並在此設立西河郡。秦國雖然屢次興兵企圖奪回，但卻一次次無功而返，還導致自己元氣大傷。
三家分晉示意圖
以上，便是秦國推行商鞅變法前的外部地緣政治環境。被新興霸主魏國攻入關中之地，喪失黃河天險。一度讓秦國走到了亡國的邊緣。如果不是利用魏國與其他大國間的齟齬，秦國很難度過這一難關。也正是在這樣的情形下，剛剛即位不久的秦孝公嬴渠梁深知如此下去，秦國必亡，又如何談得上東出稱霸？於是，在迅速安定混亂的局面後，他選擇發佈求賢令，以求取富國強兵之策。
而在正式討論商鞅變法之前，我覺得有必要先明確一下歷代變法最為原始和直接的目的。在這裡我先說自己的結論：
第一，通過一系列的政策和手段，擴大整個國家或者社會的總產出。
第二，完善一套合理的利益分配製度和方式，對整個國家或者社會的總產出進行合理的分配。
下面就可以以此為參照，試著比照衛鞅的一些列舉措。
商鞅變法的具體歷程
得知秦孝公求賢令的衛鞅，選擇來到了秦國。一番交流之下，衛鞅的才華震驚了秦孝公。二人一見如故，促膝長談多日。而在未鞅的勸說之下，秦孝公逐漸接受了他的變法主張。經過一番醞釀和準備後，秦孝公於前359年命商鞅在秦國國內頒佈《墾草令》，作為正式啟動變法的序幕。同時也有試試水的意味。
河西之地
關於《墾草令》的具體內容，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查找相關資料。其主要思想在於儘可能的擴大秦國的農業生產規模，並且抑制其他所有不利於農業生產的因素。從而在最短的時間內最大程度的增強了秦國的國力，為可能隨時到來的對魏作戰做好準備。經過了三年的時間，《墾草令》實施情況十分理想，順理成章下，衛鞅被秦孝公任命為左庶長，在秦國國內分成兩個階段正式實行變法。其具體內容要點大致如下：
第一，經濟措施
1、廢井田、開阡陌。
2、重農抑商、獎勵耕戰 。
3、統一度量衡。
第二，政治措施
4、獎勵軍功，實行二十軍功爵制，實行什伍連坐制度。
5、除世卿世祿制，鼓勵宗室貴族建立軍功。
6、改革戶籍制度。
7、推行縣制。
8、定秦律，“燔詩書而明法令”，實行極端思想控制。
9、強制推行一夫一妻小家庭政策。
商鞅變法具體作用
以上所有措施的目的只有一個，讓百姓只將注意力集中到兩件事情上：
農業生產和對外戰爭。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對於土地制度的變革也是十分的徹底，是戰國時期各國之中，唯一動用國家的政治和法令手段，在全國範圍內改變土地所有制的變革。從此在秦國，以土地私有為為代表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正式被確定。井田制徹底被丟進了歷史的垃圾箱裡。而這一點，在我看來是最為重要的一點。
因為新的土地政策，能將最廣大的底層百姓全部組織起來，共同為國家進行農業生產。如此一來，才能更好地利用人力資源優勢，發揮出土地的最大價值，進而創造出比舊制度下更高的產出。總結一下就是，同等條件下，整個社會的總產出比之變法前大大增加。這就是前文提到的變法的最直接目的第一個。
當然，商鞅變法的具體還有很多細節，除了幾個要點外，這裡就不展開細究了。有興趣的朋友同樣可以查閱相關資料。
相關措施的評價
其實，從上面幾個要點就能感覺出來，商鞅變法的最直接目的，就是增強國家實力，以便於在戰國時期的諸侯爭霸戰中佔得先機。而衛鞅本人，作為變法的主要策劃人，同時也是變法的受益人之一。在秦國收復河西的戰爭中，衛鞅便是因為立有戰功，這才被秦孝公封為商君，據有商於之地。本文也從這裡開始，稱呼衛鞅為商鞅。
商於之地
不過，相信大家也能感覺得到，商鞅變法的一系列舉措，完完全全的是將秦國變為了一個為了對外戰爭勝利瘋狂從事農業生產的模樣。換句話說，這樣的秦國，時時刻刻都處在戰爭狀態或者準戰爭狀態。如此形勢下，任何有礙戰爭勝利的要素都會被扼殺在萌芽狀態下。
這個邏輯大約是這樣：戰爭需要有著強烈獲勝意識，或者說是不畏生死的兵源。要讓普通人具備這樣的信念，必須要給他們豐厚的獎勵。於是二十等爵制度出現了；戰爭需要充足的後勤保障，糧草輜重是關鍵。於是在國內極端重視農業生產的進行；戰場上需要統一的信念，不允許出現不同的聲音。所以不能讓士兵們胡思亂想，所以壓制民間百姓的思想十分重要。
諸如這樣的邏輯，幾乎可以適用商鞅變法的所有策略。而圍繞著“戰”與“耕”這兩個重點（準確來說“戰”是比“耕”更為底層的原點）。對於歷代改革的一個大方面——利益的分配，自然也是要為這兩個重點來服務的。
於是，最基礎的土地所有制，由貴族掌控的井田制變為了土地私有制。而作為農耕時代最為重要的生產資料，土地開始作為一種物品，不再隸屬於舊貴族專有。而是可以賜給那些立有軍功的普通士卒。結合其他一系列促進農業生產的措施，這樣的積極變化必然會逐漸促使社會生產力的大發展。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而社會經濟基礎的改變，則必然要作用到上層建築上。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大家能分的蛋糕越來越大了。於是，秦國統治階層內部，權力也面臨著一場大洗牌。國君的權力大為加強，而因軍功等晉升手段上位的新貴族，便會與同樣獲得利益的國君一起，向那些固執己見、反對變法的舊貴族發起挑戰，最終讓他們喪失權力和利益。再也無法對國君進行干擾和制衡。
這一點，便涉及到了利益的再分配問題。這也是我前面提到過的變法的另一個直接目的。
從這裡也可以看出，在這一階段，底層百姓實際上也在某種程度上屬於受益者。他們終於看到了打破士族公卿壟斷權力與利益的希望。即便途徑是“戰”與“耕”這樣看似美好的畫餅。但是總會有人選擇嘗試，並取得成功。
負面影響
從這個角度上來說，產出的增加和利益的再分配都做好了，商鞅變法便是一次成功的變革了。然而，這只是商鞅變法的一面，而它另一面的作用，或者說負面影響，自它正式實施之日起，便一直如影隨形。
首先，要談這一點，我們需要跳出整個商鞅變法為我們設定的前提：不擇手段，在最短的時間內提升秦國的經濟實力與軍事實力。至於別的，幾乎完全不用考慮。而這一前提的直接來源，除了秦孝公希望通過變法達成目的的要求外，同商鞅信奉的所謂
“尊君抑民，強國弱民”思想也不無關係。這就是所謂的“霸道”之術。
商鞅與秦孝公（劇照）
其次，商鞅變法嚴格禁止商業。說他“抑商”可能還算輕的了。在他當國之時，國家管制了“山澤之利”、糧食買賣和旅店經營，自由商人幾乎被消滅。甚至連手工業者也被商鞅在《商君書·農戰》一文中視為國之“五害”之一（另外四個是儒家學者、商賈、隱士和勇士）。戰國末期韓非的《五蠹》，同這個觀點類似。
但是我們知道，商業的作用在於各類物資的分配和調度。廣義上來說也屬於社會總產出分配的一種方式。完全禁止商業，既無必要，也不可行。所以這些商業行為全部處在國家的嚴格管制之下，民間百姓完全沒有機會參與其中。
而全面禁止手工業者的理由，則是直接指出會影響農業生產，這其中的邏輯關係，按照《商君書·農戰》裡的說法，是從事農業生產的人看到手工業者藉此養家餬口，會覺得自己如此辛苦完全沒有必要。而在韓非的《五蠹》一書中，則說手工業者製造粗劣器具。我覺得真的有點“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味道。
韓非子
不過，雖然在商鞅變法指導下的秦國社會，因為如此的“準戰時狀態”產生了不小的副作用。但是，歷史還是給了這次變法一個相對客觀的評價。在《史記·商君列傳》中，司馬遷描繪下的實施變法的秦國是如下的場景：
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
可以說，在民間看來，商鞅變法的面貌遠沒有今人看上去那般猙獰。但是，商鞅本人最終還是死在了自己親手推動的變法之上。這又該如何看待呢？一般都認為，商鞅的表現說明，他只善於謀國，並不善於謀身。對於反對他本人和他推動的變法的人，沒有足夠的認識。
又由於商鞅變法本身在客觀上的功績難以被詆譭，那麼，對於商鞅本人的攻擊便會來的無比猛烈。這其中，既包括商鞅生前的各路政敵，以及被他的變法剝奪了利益的舊貴族。也有他身後為他蓋棺定論的人，這其中，就包括司馬遷在內。不過，我在這裡並沒有批判誰的意思。畢竟，能將一個人的個性同他做過的事分開評價，已經是難能可貴了。更何況，所處的立場不同，評價的標準自然也不同。
“車裂”之刑
司馬遷在《史記·商君列傳》中對商鞅本人的定論是：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即天性殘忍少恩。我想說的是，身處他的位置上，只怕誰也難“獨善其身”吧。政治鬥爭，本來就是十分殘酷的事。
再有一點，我也並不認同一般觀點認為的商鞅是個只善於謀國不善於謀身的人。按照我的理解，商鞅其實從一開始推行變法的的時候就清楚，自己面對的將是整個秦國舊勢力的反對。作為既得利益者，他們不允許有人動自己的蛋糕。雖然通過大力發展農業生產，發動對外戰爭的手段做大了蛋糕，也轉移了內部矛盾。但是，一旦商鞅的政治依靠秦孝公嬴渠梁死去，他就失去了唯一的依靠。難道商鞅真的看不到這一點嗎？
顯然，這樣的可能性真的很小。我的理解是，商鞅自己，包括秦孝公本人都很清楚。商鞅變法的關鍵一步，就是他本人必須獨自承擔來自變法反對勢力的反撲，讓變法持續下去。他要用他的血，去平復那些被他剝奪了既得利益的人心中的“悶氣”。商鞅的一條命，便是秦國內部利益大洗牌後，各方勢力重新凝聚在一起的黏合劑。因為只有上下一心的秦國，才能讓變法順利的延續下去。而當重生的強大秦國即將出現時，作為曾經為它嘔心瀝血的商鞅，又怎會憐惜自己的一條命呢？
為變法而死，是商鞅的宿命，客觀上如此，主觀上也是無可逃避。所謂的“作法自斃”，不過是看透宿命的商鞅一句些許無奈的自嘲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