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文丨互聯網指北，作者丨吳飛燕，編輯丨蒲凡
程物化回國前一週，微博熱搜上幾乎一大半都是“留學生該不該回國”的爭議聲。
起因是3月14日，剛從法國回國的留學生@豌豆公主病的日常（目前該賬號已改名）在微博上吐槽回國後的安排，因為不滿醫院的檢測效率和接待措施，她與院方人員起了爭執。在此過程中她錄製視頻發到網上吸引了大量網友參與到討論中來，並很快呈現出了非常直觀的兩極分化：
一部分網友認同“豌豆公主”的主張，認為留學生作為“中國合法公民”，又支付了相應的隔離費用，其需求理應獲得滿足——至少可以進行適當的“討論”；而另一部分網友的態度截然相反，他們認為留學生無視了疫情環境的特殊性，再加上國外疫情的爆發，回國不僅是一種“搶佔資源”更是一種“添麻煩”。
(截至4月16日17：06，微博話題討論閱讀數達6.4億)
並且這並不是2020年3月以來社會公眾對於留學生回國的唯一討論，更不是最激烈的一次。幾天後的3月19日，“留學生回杭州硬闖小區”的消息就再次將“留學生回國”的話題推上風口浪尖：
這次的爭議輿論不僅延續了在“豌豆公主”事件上所產生的議題，甚至還因為事件人物的複雜化，使得話題進一步延伸——比如這位女生的父親哪裡來的底氣帶女兒進小區，是不是有什麼“門路”？
但對於程物化來說，這些爭議並不能影響她的行程。因為她在法蘭克福的這一學期剛好在3月份結束，租房也在3月到期，再加上當地人不重視疫情也不戴口罩的“客觀環境”，以及歐洲疫情快速爆發的節奏，一系列因素讓她的回國變成了一件“板上釘釘”的事情——這不是“有爭議”就能改變的。
在澳洲留學的鄒鄒和小沙也有著類似的“回國理由”：疫情蔓延、防疫失控、人群聚集依舊、口罩意識淡薄，還有陸續傳來的“航班停飛”消息，綜合考慮下回家對她們而言是更好的選擇，哪怕因此不得不直面“爭議”。
總之當我們試圖將身邊的所見所聞代入當下的輿論爭議，很容易獲得一種微妙的衝突感：
在爭議的聲音中，這個群體似乎夾雜著狹隘、自私、短視、被寵溺的巨嬰，在社交網絡上擁有著近乎“原罪”般的偏見；
但在爭議的聲音之外，我們又很難將這一系列的群體偏見精確到哪一個具體的個體之上，幾乎每個出現在我們現實視野中的留學生都有著自己的“迫不得已”。很難說這是不是“留學生形象倒塌”這個大趨勢的一次解釋宣洩。畢竟在疫情之前，無論是在知乎的評論中，在豆瓣的水貼裡，還是在微博輿論場的狂歡下，我們都能看到“留學生”的群體畫像正在被迅速解構，開始脫離高知、學識、理性、精英等固有標籤。
但可以肯定的是，無論是對於社交網絡上的義憤填膺，還是對於直面爭議又有苦難言的留學生，這場輿論爭議帶來的消耗遠遠大於建設性的收穫，雙方都迫切需要一個解決的出路。
而這個出路的鑰匙，或許正藏在留學生回國路上的前後48小時裡。
回國前的48小時：焦慮、緊張、失眠
定好回國的行程之後，程物化陸續為回國做準備。她需要備好消毒酒精、口罩、防護服等防護用品——當然所謂的防護服是用雨衣代替的，雖然後者的防疫效果待考，但當地政府緊急管控防疫物資的大前提下，買到前者的可能性基本為零——並且能買到的東西都“價值不菲”：
一個普通的醫用外科口罩在eBay上的報價是2歐元，摺合人民幣15.391元。
（價格下調後單個口罩價格仍然在10元人民幣以上）
只是對於程物化來說，最讓整個過程曲折並不是物資上的問題，而是“周圍人”的態度。比如超市收銀員看到戴口罩的她會“態度急轉直下”，並直截了當地告訴她戴口罩就等於生病了。地鐵上還有小朋友對著黃種人模樣的路人喊“中國病毒”，一些路人也會躲著他們走。
而她從沒有考慮過摘下口罩。1月份疫情爆發之後，程物化每天都會通過Youtube觀看疫情的實時動態，並置頂了留學生群裡以便隨時獲取各種最新的“消息”。除此而外，她經常把屋裡的電視放著當背景音，對她而言這既能瞭解新聞，還能順帶練聽力。
消息靈通是能帶來直觀好處的，比如她成功地搶到了3500元的回國機票，而她比較佛的中國同學則在堅持了幾天“能買到票就回，不能買到票就罷了”的心態後，高價買了上萬機票——並且航班隨時可能被撤銷。
但壞處也很直觀，她開始變得“焦慮”，並直接反映在了程物化的睡眠質量當中。她每天失眠，有時候擔心飛機航班被取消，有時候害怕路上有突發狀況被滯留在機場，並且將這種狀況延續到了登機前的那個晚上。
身處澳洲的小沙同樣深感焦慮。雖然她能夠買到防護服，甚至還能買到護目鏡，但“澳洲當地的媒體確實製造了太大的恐慌了。”
小沙隨後在微信上給我發了幾篇她認為容易引發留學生恐慌的媒體報道，來自“今日悉尼”、“悉尼印象”、“看看土澳”等在澳洲留學的中國留學生經常閱覽的微信公眾號。
我也試著搜索了一下“今日悉尼”，在其官方網站上找到了這樣的描述：“今日悉尼”隸屬於今日傳媒集團，後者則是“澳大利亞目前最大的華人互聯網媒體平臺”。
（今日傳媒集團官網首頁截圖）
當然小沙不僅僅只看公眾號，她也給出了其他幾個答案，比如新聞網站《悉尼先驅鋒報》。只是在她看來都沒有“華人媒體”方便。
“今日系列”的“華人媒體”在內容製作上的思路大致相同，標題幾乎都採用了是“澳媒曝+數字型描述+程度形容詞“的句式，基本只需要瀏覽標題就能夠獲取大概信息，比如“澳媒曝：XX萬澳人恐面臨XX”，也不乏“狂飆”、“沸騰”、“暴漲”這些在國內城市新媒體常見的詞語。
內容就更富有“新媒體”色彩了。“今日系列”的內容來自於團隊獨立採編的並不多，通常由兩部分組成，前半部分是小編們援引其他媒體所編輯而成的組稿，另一部分則是廣告信息，排版上有很強的135編輯器風格——乍看下來，你很容易懷疑這到底算不算“媒體”。
對於身處墨爾本的鄒鄒來說，焦慮則來自於留學生正在成為這個“澳媒曝體”新聞的主角。
3月19日，在墨爾本的鄒鄒距離回國還有兩天。當天兩名塔斯馬尼亞大學中國留學生在街頭遭遇涉新冠肺炎疫情歧視性辱罵，其中一人被毆打。鄒鄒認為這種“歧視”是當地人的一種普遍狀態，“覺得是華人把病毒帶過去的，會出現辱罵甚至毆打留學生的情況。”
中國駐墨爾本總領事館在21日發佈通告表示已向當地警方、校方表達關切，要求其高度重視此次事件並依法保護中國公民安全與合法權益。
（中國駐墨爾本總領事館微信發佈公告截圖）
所以他和大部分同學得出的結論是：即使路上有被感染的風險，但相較於國外疫情的不穩定和還要遭受的歧視所存在可能性，回國的風險似乎還在中國留學生的接受範圍內。
哪怕真的被感染，他們也相信國內能有更成熟的治療方案。
飛機上的30小時：不吃、不喝、扛過來
航班取消是留學生回國路上最大的麻煩。為遏制境外輸入風險加劇，民航局曾在3月26日發佈了通知，要求自3月29日起，國內每家航空公司經營至任一國家的航線只能保留1條，且每條航線每週運營班次不得超過1班；外國每家航空公司經營至中國的航線只能保留1條，且每週運營班次不得超過1班。
因此對於留學生來說，最現實的選擇有兩個：趕在航班管控之前回來，或者想辦法通過轉機、包機等方式“曲線回國”。當然對於留學生來說兩種選擇都有一個相同的結果，那就是回國成本被大幅度的抬高。
在法國里爾留學的吳桐就經歷了這樣的“延誤—航班取消”，於是在3月21日早上她臨時換了另外一條需要三次轉機的回國路線：巴黎-臺北-上海-成都。
小沙也面臨同樣的問題。疫情爆發後，航空公司取消了直飛成都的航班，這使得她需要選擇在廈門、上海或者廣州轉機。而短期內的“回國需求”暴漲讓她只搶到了在廣州轉機的機票，時長大約20個小時，是她此前回國耗時的兩倍。
機場也是佔用時間的大頭。根據程物化的計算，從法蘭克福到香港，再從香港轉機回到成都一共花費了16個小時。而從走下機艙到完成檢測，再到進入隔離酒店，時間則花費了14個小時——滿打滿算，總共用了30個小時才完成整個旅程。
（程物化抵達成都後在秦皇假日酒店等待核酸檢測結果）
相比之下，鄒鄒對這樣的行程就顯得“熟練”一些。早在2月中旬，鄒鄒為了回學校上學嘗試過一次“曲線回澳”，當時他選擇在柬埔寨金邊轉機一次。一個多月之後的他用相同的路線曲線回國。
但嚴格說來，有飛機敢飛，尤其是從疫情區起飛，本身就已經是高風險行為。飛機的密閉空間以及中途轉機的人員流動性，很多因素都可能增加乘客的感染風險，而這樣的風險並不是假設。
3月19日青島新增1例美國輸入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確診病例。患者郝某某系美國波士頓某學校學生18日經洛杉磯轉機乘飛機(MF858航班)抵達青島流亭國際機場，因同機有發熱病人，郝某某等被送至西海岸新區集中隔離點進行醫學觀察。經海關核酸檢測、市疾控中心複核檢測均為陽性。
4月20日，北京市朝陽區的疫情風險等級忽然變成了高風險地區，根據微博上流傳的說法，同樣是因為留學生隔離期滿後回家，所發生的聚集性感染。
或許正是基於這樣的考慮，留學生們都做出了趨同的選擇：不吃、不喝，這樣就不需要摘下口罩或者起身上廁所，減少減少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從物理層面降低感染的可能性。
（在成都排隊出關，程物化供圖）
只是對於國內的防疫來說，“自律”是遠遠不夠的。下飛機後，留學生們很快感受到了史上最嚴格的防疫策略，而這是他們在機場耗時很長的原因之一。比如凌晨到達成都的小沙覺得太冷想下車拿件衣服穿的請求被拒絕。她身後的老年人以”我們又不是犯人“進行爭辯，結果同樣無效。
後來想想，這可能是留學生與防疫人員不時在機場爆發衝突的最直接原因之一：雙方都處於極度疲憊且敏感的狀態，並且形成這種疲憊且敏感的狀態是多方位的，以至於雙方沒有辦法在短時間內進行充分交流。
比如小沙覺得“輿論偏頗”的原因，是她見證過留學生群體捐款捐物，而她也是其中的一員。那時網友對於國外中國留學生的誇讚和當下人們對於留學生的斥責形成劇烈的反差，而這也是他們萬萬沒想到的結果。
“作為澳洲留學生，我們兩邊疫情都經歷了。延遲畢業和空著的房租，光是我房租，就是1w人民幣一個月，空著幾個月不心疼嗎？”小沙給出了一個非常“實在“的解釋。
回國後的48小時：社區、小區、家人
按照成都現行的防疫政策，在雙流機場隔離兩天後，若核算檢驗結果顯示陰性他們將可以被戶口所在地的社區接回，轉到行政區內的酒店。
鄒鄒和小沙就在兩天後被送到了青羊區的艾克美雅閣大酒店進行隔離，需要支付每天290元的住宿費用，包括三餐飯食，以保證回國人員在外出的情況下，滿足生活的基本需求。工作人員還為此建了個微信群，有專門的管理員與他們進行溝通。
（艾克美雅閣大酒店餐食，小沙供圖）
但這個群基本也只能溝通“就餐情況”。比如入住的當天小沙就發現水池和馬桶壞了，工作人員讓她堅持堅持。他們的微信群時不時會有人說話，其中就有人在群裡反映房間的馬桶上有上一個住客留下的尿滴，“是尿滴，不是尿漬。“
我想聽一聽酒店方的說法，以及瞭解他們在疫情期間工作的感受。但沒有人願意和我討論這個問題，電話那頭的酒店客服人員也禮貌拒絕了這次交流。
相比之下，程物化所住的龍之夢雅仕商務酒店的管理就寬鬆很多：能點外賣，家長也可以送飯過去，費用是260元。
我曾經試著以有住房需求的顧客身份詢問該酒店情況，客服人員告訴我還有房間可以入住，但推薦的是同屬一個母公司的其他酒店，並且表示旗下酒店被政府徵用作為隔離酒店，但境外回來的顧客有規定的地方進行隔離，不必擔心他們亂跑。
隔離期14天結束，程物化、鄒鄒還有小沙都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6號以後出隔離的回家必須居家隔離一週。“程物化正好是5號出隔離，所以社區也就沒管她。但程物化選擇自覺隔離。
從留學生準備回國，到留學生回國隔離結束回家，社區在中間起著重要的作用，根據網上可查的資料，社區人員不僅需要完成隔離政策的傳達，也通常是具體政策的執行者，比如他們需要根據相關部門提供的轄區內留學生名單，逐一進行電話確認，核實他們的所在位置以及近期是否回國。
我曾經試圖聯繫社區，想要和工作人員簡單聊聊有關留學生的話題，但當我表達出採訪需求之後基本都被拒絕了，原因是“有規定”，只有成華區建興路社區的工作人員給了我其他建議，“去隔壁酒店的四樓試一試，那裡有專門接待採訪的人”。
相比之下，住宅小區工作人員給出的往往是比較確切的答案，比如我所住小區門衛的秦阿姨告訴我“都是社區的人在管，其實有沒有留學生回來我們也不曉得”，並且表現出了充分的信任感，“怕啥子哦，春節的時候疫情那麼嚴重都過來囉，現在怕啥子嘛？”
小區業主的對於“鄰居”的瞭解就更茫然了。
住在成華區歸谷建設派的小曾覺得即使有她也不會知道，但也沒必要“太過於顧慮”，畢竟“因為現在國外回來都要集中隔離14天，不管留學生回國後會不會亂跑，我們自己戴好口罩，注意防護就好了呀。”
紅牌樓附近的居民王姐答案相似，“不知道是否有留學生回來”。但得知我正在走訪調查之後，她的情緒變得更加激動，痛斥“有些人就是不自覺”、“拿前線醫生的犧牲開玩笑”——這吸引了一些路人的參與討論，大家談及的最高頻關鍵詞是：
“就是嘛！”
後記
經過前後將近一個月的隔離，程物化、鄒鄒、小沙們獲得了可以自由出行的綠色“天府健康碼”，四川省的疫情疫情響應級別也下調到了“三級”。從她們朋友圈裡開始陸續出現的奶茶、火鍋和聚會的照片來看，一切似乎已經開始恢復正常。
但留學生仍然是新聞的主角，佔用著“社交輿論”這個公共資源。
4月14日北京新增報告境外輸入新冠肺炎確診病例1例。該男子是中國在美國的邁阿密留學生，3月34日抵達北京，在解除隔離之前所進行的新冠病毒核算檢查均為陰性。
患者解除隔離後與父母、弟弟、外公及1位保姆共同生活，獨自居住在一個房間內，單獨用餐，未外出。
4月15日，#留學生髮健康包引外國人圍觀#話題開始登上微博熱搜，媒體報道稱海外留學生陸續收到祖國漂洋過海寄來的健康包，“就像家人發糖，別人家的孩子沒有一樣自豪”。
當然經過了多輪的熱議，目前輿論已經形成了一個相對理性的共識，那就是“們不能將少數情況作為整體評判的標準，個例不具備代表性”。
但有些誤會可能再也難有機會消除了。比如我在採訪過程中，不止一次地嘗試想和程物化、小沙們的爸媽聊聊，想通過“為人父母”的視角來幫助留學生去澄清某些“誤解”，比如“留學生回國是不是動用了關係”、“留學生的家庭是不是都非富即貴”——但沒有留學生答應這個請求，理由是“不想添麻煩”。
這或許就是“群體符號化”的結果，在包括他們在內的集體潛意識裡，“留學生”已經是一個在任何場景都能被賦予特定意義的公共情緒宣洩口：留學生質量、留學的意義、自費留學生父母背景、原生家庭的引導、年輕人的三觀、中外教育環境、社會資源的合理分配，甚至是對於意識形態的對外傳播。
希望這樣的“宣洩”真的能有意義。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程物化、鄒鄒、小沙、吳桐、秦阿姨等人均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