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攝影師詹布魯恩拍攝的五四運動示威者。
1924年，匡互生在春暉中學時與部分師生合影。前排右一為匡互生，右二為朱自清。
不惟他們看不出學生們有痛打曹章等的決心，並且也不相信學生們會有什麼暴動的——老實說，最大多數的學生，實在沒有這種預備的。
（一）五四運動不是偶然發生的，是有醞釀很久的原因的……（四）五四運動不是一班青年最初就能全體贊成的，而且最初還受過許多人的強烈反對。
——1925年，匡互生《五四運動紀實》
“五四”前夜的三撥學生
1919年5月3日晚，8時。
北河沿北京大學法科大禮堂中，正在召開“全體學生大會”，除了北京大學以《國民》雜誌社成員為主體的一批學生代表之外，還有另外13所學校“學生代表”（對於這個表述頗值得懷疑，肯定不是所有的學校都有選舉派出代表的舉措），一共1000多人。會場氣氛極為熱烈，有《京報》社長、北大新聞研究會講師邵飄萍報告巴黎和會關於山東問題的決議，中國外交失敗的經過和原因，有北京大學預科一年級學生劉仁靜拿出菜刀來要當場自殺，也有北大法科學生謝紹敏齧破中指，撕下衣襟，血書“還我青島”四個大字……最後會議決議次日舉行全體學生示威遊行，提出阻止中國代表在巴黎和會上簽字，要求收回青島，反抗日本與列強，懲辦賣國賊等要求。會議主席、記錄、宣言起草者都是北大學生，奠定了五四學生運動“罷不罷，看北大”的基調。
而另一批北大《新潮》雜誌社的學生代表，如傅斯年、羅家倫，對此事還矇在鼓裡。原本北大學生的倡議，是5月7日“國恥日”（日本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二十一條”）在天安門舉行遊行示威。5月3日是清華學校紀念典禮，羅家倫等人去了海淀觀禮，到晚上八九點鐘回來，才發現遊行示威的日期居然提前到了明天！而且自己還被推舉為二十名召集委員之一，且須負責《五四運動宣言》的起草。
這一夜無人入眠，北京大學一共製作了3000多面旗子，計劃印刷5萬份的宣言，也只來得及印2萬份。
如果此時有一部攝影機在夜空中俯瞰，從沙灘與北河沿一直往南，越過天安門廣場、東交民巷與中華門，停在南新華街，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操場北端的西花廳裡，會看到一場秘密會議剛剛結束。會議討論主題是“對於中日的示威運動，本會應取何種態度？”
“本會”指的是當晚正式成立的，由同言社、健社擴大發展而來的“工學會”。到5月3日為止，工學會有會員55人，其中有10人是北京高師校外成員。工學會的靈魂人物，也是同言社與健社的發起人，是北京高師數學系四年級學生匡互生。校外的工學會成員，基本都是匡互生的湖南同鄉。或許其他工學會成員還不知道，匡互生與北京大學的羅章龍、易克嶷等人，還組織了一個八所國立學校湖南籍學生為主體的“秘密行動小組”，平時都用化名。
早在確定5月7日示威遊行時，秘密行動小組就達成共識：單純的遊行示威，不可能逼迫政府罷免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賣國賊”，必須有人實施暴力行動，才能震懾政府，促進收回膠濟鐵路。
秘密行動小組一直在做“暴力行動”的準備，探查曹、陸、章的住宅，查明行動的門路、進出的路線等等。比如曹汝霖在趙家樓的住址，就是從高師附小曹汝霖兒子處探聽得到的。他們又集中到廊房頭條衚衕的照相館，從那裡陳列的政界名人照片中辨認曹、陸、章的長相。
據說，行動小組原來的計劃，是5月7日學生集會抗議，同時國民外交協會會在中央公園舉行國恥紀念大會，曹汝霖將應邀出席之際，當眾刺殺曹汝霖，造成國際影響。（夏明鋼《五四運動親歷記》）匡互生自幼習武，自然以他為首。三四位核心會員立下遺囑，交代後事，準備好了犧牲自己。但計劃有變，遊行就在明天！遊行的安排與細節盡皆知悉，工學會成立會議討論的，是如何利用這次遊行示威，達到暴打甚至刺殺曹、陸、章等人的目標。
倉促之間，無法搞到炸彈、手槍。（有一位同盟會的老會員答允為秘密行動小組提供一把手槍，未遂）工學會成員盡其所能，準備了些火柴、煤油放在身上（周予同《五四的前夕——悼互生兄》《五四回憶片斷》《火燒趙家樓》均講到此事，最早見於周予同《論五四·過去的五四》，《北京大學“五四”十四週年紀念特刊》，又見熊夢飛《憶亡友匡互生》）。
這是“五四”的前夜。關於明天，有的人想著一場“有紀律的抗議”（如傅斯年、段錫朋），有的人想著“聯合北京所有的學生，組織一個永久的機構”，也有人想著“反抗人類的蟊賊而犧牲”的快樂。各懷心事，風雲將起。
誰第一個打進趙家樓、划著火柴？
1919年5月4日下午，4時。
3000多學生齊集天安門廣場，打算到美國公使館遞交請願書，到日本公使館抗議示威。沒想到受阻東交民巷。於是有人高喊“大家到外交部去，大家到曹汝霖家裡去！”這時候哪裡有什麼集體決定？連遊行總指揮傅斯年都無法控制遊行隊伍。有人提出了明確的目標，正處於迷茫狀態的學生隊伍自然轉了向。
如果我們不被幾乎佔據了所有明面上學生領袖位置的北京大學完全吸引了視線，會發現五四當天參與的十三個學校裡，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是最積極的。他們第一批到達天安門廣場（那時北京大學遊行隊伍還在沙灘校門處與蔡元培校長談判），也是他們打出與“反對強權”、“抵制日貨”、“還我青島”截然不同的、目標明確的對聯：
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遺臭千古
賣國求榮，早知曹瞞遺種碑無字；
傾心媚外，不期章惇餘孽死有頭。
——北京學界淚挽
這副頗有創意的輓聯就緊跟著兩面五色國旗的後面，極為引人注目，同時也給了遊行學生與圍觀市民一個明確的仇恨目標。這副輓聯的作者是北京高師學生張潤芝。張潤芝是工學會成員。而數年之後，還有人在報上撰文，認為此聯作者是匡互生。匡在北京高師的領袖地位，可見一斑。
而更為人注目的，是學生隊伍經過一個半小時的鬱悶行軍，抵達趙家樓曹汝霖住宅時，遇到早已守候在那裡的軍警阻擋，這時候，誰第一個打進了趙家樓？又是誰點燃了震驚中外的那把火？
或許是親眼所見，也或許是出於“爭榮譽”的考量，羅家倫在回憶錄中將第一個爬進趙家樓的人說成北大預理科學生蔡鎮瀛，而傅斯年侄子傅樂成則將這份光榮獻給自己的父親傅斯博。但更多的親歷者回憶，都指認匡互生是第一個進入趙家樓的學生，或者他幫助下的高師同學：
互生縱身躍窗戶，以拳碎其鐵網而入，陳錫、鍾巍、夏秀峰、易克嶷諸先生繼之。互生方入，一巡警抱之，踣擊於地，其他皆退避，門遂啟。（熊夢飛《悼亡友匡互生》，1933）
大門旁邊本有矮屋，大概是供傭人住的地方。屋有小窗，鑲以玻璃，但也緊密閉著。當時，互生兄首先用拳頭將玻璃打碎，從窗口爬進，將大門洞開，於是群眾才一鬨而進。（周予同《五四的前夕——悼互生兄》，1933）
此外，承認匡互生是“打進趙家樓第一人”的親歷者，還有北京大學的楊晦、北京高師的楊明軒、張作人、周予同等人。從回憶錄來看，距離“五四”時間越久，匡互生打進趙家樓的細節越豐富，而是匡互生還是陳藎民最先進入曹宅，也呈現出一種調和的趨勢。
匡互生在《五四運動紀實》中，完全沒有提出自己是否首位進入曹宅的學生，只是說“那些預備犧牲的幾個熱烈同學，卻乘著大家狂呼著的時候，早已猛力地跳上圍牆上的窗洞上，把鐵窗沖毀，滾入曹汝霖的住宅裡去”。倒是對於放火一事，匡互生在五四運動後曾對同鄉樂天宇“很謙虛地回答說：‘何功之有，不過劃燃一根取燈兒（即洋火，北京當時名取燈兒）而已”。
不過，這根“取燈兒”從何而來？也有不同的說法。按羅章龍的說法，火柴、煤油都是頭天已經準備好的，而俞勁回憶說還有大街上游行時，匡互生讓他快跑去買盒火柴，他當時還奇怪匡互生又不吸菸，要火柴幹嗎？後來才恍然大悟。然而張石樵言之鑿鑿地說：“至今仍有不少人誤把匡互生說成是燒國賊的放火者，這應該加以更正，真正放火者為俞勁（又名慎初）。我們不能為此而改寫歷史。”（《懷念五四壯士匡互生》）
匡互生是不是第一個打進趙家樓，恐怕很難說清，他打破玻璃窗應該是事實，但誰先跳進牆去，就不好說了。放火倒應該是蓄謀已久的舉動，雖然隨身帶著煤油，卻臨時在大街上才買火柴，有些奇怪。5月4日，匡互生多次表示要向警局自首放火事實，換回無辜被捕的同學，都被身邊朋友勸阻。（參見熊夢飛《憶亡友匡互生》等回憶文章）
匡互生的五四運動
周予同《火燒趙家樓》接著還講了一個頗有意思的細節：放火的舉動，被擔任遊行大會主席的北大學生段錫朋發覺，跑來阻止說：“我負不了責任！”匡互生毅然回答：“誰要你負責任！你也確實負不了責任。”此事也很難判斷真假，但其中透露出的兩派學生“道不同”，倒是當時的實情。
正如《國民》主編之一黃日葵分析的那樣，北京大學學生中有兩種傾向：“一種傾向是代表哲學文學一方面，另一種傾向是代表政治社會的問題方面。前者是新潮雜誌社，後者是國民雜誌社。”《新潮》與《新青年》編輯部的師長比較接近，定位也是學生刊物，而《國民》則近於社會雜誌，與傳媒界的關係較深。匡互生基本屬於《國民》陣營，但更激進，秘密行動小組中很多人也都是《國民》雜誌的編輯成員，如易克嶷，還有同屬新民學會的一幫湖南人，如羅章龍。
匡互生年齡不小，又從小習武，為人急公好義，果斷決絕，在北京高師自然便成為學生領袖。他十歲時，就在家鄉湖南邵陽經受過饑荒。十三歲入長沙邵陽中學，因為在作文裡痛斥袁世凱委任的湖南督軍湯薌銘，引來軍警抓捕，後被迫隱匿山林，改名換姓才得以存活。匡互生在“五四”期間表現突出，讓他成為“箭垛子”式人物，各種傳說都往他身上附會。
可以確定的是，五四事件呈現如此的面目，跟匡互生為首的工學會、秘密行動小組等組織的預謀與籌劃，關係緊密。一是將學生運動的指向，從泛泛的“外爭國權”，具體化為針對個人的“內懲國賊”；二是在東交民巷受阻時，呼籲學生隊伍轉向趙家樓；三是在軍警保護下，以暴力形式闖入趙家樓，並縱火毆人，令學生運動變為政治事件、法律事件。幾乎可以說，五四運動的爆發與行進，不在傅斯年、段錫朋等人的想象中，倒是在匡互生、易克嶷、羅章龍這些湖南人的軌道上一路向前。
匡互生等人並不怕殺人放火，他們已經做好被抓償命的準備，他們不怕做第二個譚嗣同。他的這種一往無前的決絕精神，在五四運動後的教育事業中也展露無遺。他破格任用沒有學歷的毛澤東為湖南第一師範教員，又曾為一位學生黃源上體育課戴氈帽的權利，辭去白馬湖春暉中學的教職，與豐子愷、朱光潛等朋友在上海創立立達學園。創辦立達學園時，他曾找過黎元洪捐款，黎元洪派副官接待，以計劃自辦大學為藉口，只捐20元。匡互生拒不接受，欲拂袖而去，經副官力勸才勉強收下。
匡互生還曾組織中韓互助社，為此得到大韓民國流亡政府的感謝狀。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日軍入侵上海，匡互生掩護韓國志士30餘人，混入立達學園師生，自上海疏散至無錫。4月，日本軍民齊聚虹口公園，慶祝天皇誕辰，在匡互生的暗中支援下，韓國志士尹奉吉潛入會場投擲炸彈，當場炸死侵華日軍司令白川義則大將等人，日本總領事重光葵重傷。這種舉措，與匡互生在五四運動中的思路，實如出一轍。
匡互生只活了42歲，但他像一顆劃過夜空的熾熱流星。1925年，因為有人在一次五四紀念會上說“五四運動是烏合的一場鬧劇”，匡互生拍案而起，會後又撰寫《五四運動紀實》一文，刊發於《立達半月刊》，嗣後結集成書。在文末，匡互生列出了七點結論（一般的五四運動回憶錄都沒有收入）：
（一）五四運動不是偶然發生的，是有醞釀很久的原因的。
（二）五四運動雖然沒有生命上的犧牲，但最初真正預備犧牲的實在有二十餘人之多，並且因為預備犧牲者努力的結果，便引起其他多數的預備犧牲者，所以運動的力量就因此增大了。
（三）五四運動能使無論什麼——惟利是視的商人，殺人不眨眼，休慼無關於的外國人以及平時只知有命令，不知有公道正義的警察等——都受感動的，就在於運動者有犧牲的決心。
（四）五四運動不是一班青年最初就能全體贊成的，而且最初還受過許多人的強烈反對。
（五）五四運動所以不為軍人政客的詐術所破壞所汙辱的就在大家所抱的目的是非常地正大光明，並且完全是公共的。
（六）五四運動所以能夠持久就在於平時有團體的鍛鍊，臨時有相當的組織。
（七）五四運動所以能使奸滑狡獪的政府窮於應付的，就在於運動者的思想超出政府的思想上，因而根據思想所發生的計劃也就超出政府的預料以外了。
匡互生認為，如果不依照上述的結論而“妄作主張”，只會導致“轟轟烈的五四運動的精神就澌滅殆盡，甚至於一切罪惡都假這群眾運動的名詞以行”。此種感慨，早在1919年夏末，匡互生就已經對好友熊夢飛發出了這樣的感慨：
“七月後純潔之民眾運動，漸為投機者藉以風頭，失卻大眾信仰，而政府頗知應付之方，舊調不可復彈矣！”
這就是匡互生理想中的五四運動：一個“純潔之民眾運動”。他是一位無政府主義者，他從來沒有因為“打進趙家樓第一人”得到過什麼。1945年秋，毛澤東在重慶談判時會見巴金，談到匡互生時說“他是一個苦行僧”。從“五四”前後，匡互生就已經是如此了。
□楊早（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