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臧建文 河北金融學院講師
隨著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過渡，我國勞動力要素也從過去被抑制、被束縛的狀態下逐漸解放出來，勤勞致富成為人們的普遍追求，人口亦呈現出大規模、跨區域的週期性流動，我國人力資源豐富且相對低成本的比較優勢，在全球貿易競爭中日益凸顯出來，也為各地招商引資、企業盈利乃至經濟建設的順利推進，貢獻著源源不斷的“人口紅利”。
勞動力，作為與人的行為密切相關的生產要素，在勞動價格信號指引下，與土地、資本、技術、數據信息等相互組合，在財富創造過程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在微觀上，個體勞動者價值的實現，影響著每個居民家庭的工資收入及其生活水平，在宏觀上，勞動力市場的運轉，關係著就業崗位創造、消費需求滿足等基本民生問題。
但是，近些年來，我國勞動力要素市場化進程，出現某種程度上的停滯，甚至是不進反退，以致於“人口紅利”似將消失殆盡，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問題：
第一，勞動制度性成本加速上漲
用工費用，一般佔企業運營總成本的三分之一，而在用工費用裡，我國制度性成本佔比不斷增加。具體是指，企業參與市場分工交易過程中所創造的增加值，負擔著如增值稅、“五險一金”、個人所得稅、工會經費、殘保金等各類稅費。在此，我們可以稱之為工薪稅，其特徵不僅是種類繁多，而且以勞動力所創造的價值作為稅基，同時，與國際相比，我國工薪稅綜合稅負不輕。
一段時間以來，中低收入階層負擔較重的“五險一金”，其名義徵納比例及繳費基數本就相對較高，加之2018年初，我國社會保險的徵管統一由人社部門劃歸為稅務部門，政策制定者加大“五險一金”徵收強度的用意顯而易見，企業用工制度性成本加重的可能性提高，這對市場主體投資造成了不穩定的預期。
過高的工薪稅這一制度性成本介入勞動力市場，一方面，壓低了勞動者當期的可支配收入，影響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升及消費需求的滿足，另一方面，加重了企業生產經營的稅費負擔，直接減少企業利潤，降低了投資回報率，將迫使跨境資本重新考慮落腳區域，延緩本地區就業崗位的創造。
第二，體制內外工資差距拉大
收入分配存在差距，本是市場經濟競爭之下的正常現象。但是，由非市場因素導致工資收入落差，是經濟發展過程中亟須避免與克服的。其中，我國公有經濟工資收入水平長期明顯高於民營經濟的問題，尤為突出。
圖1：2009-2018年國有與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及兩者差距（元）
如上圖1所示，近十年間，在就業人員平均工資這一指標上，我國國有單位始終高於私營單位，且在近些年國有單位工資增速明顯快於私營單位，導致國有單位與私營單位的工資差距，在2014-2018年從2萬元增加至4萬元，呈現出快速擴大趨勢。
可見，體制內外工資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問題，並未得到妥善解決，甚至部分地方政府在默許甚至無意間加劇這一問題的嚴重性，這將驅使勞動力資源向體制內加速湧入，過度聚集在公共部門，不利於民營企業這一社會財富、就業、稅收貢獻的真正創造者進一步發展壯大，長此以往，或將對宏觀經濟的可持續增長產生負面作用。
第三，跨區域流動不暢
勞動力，作為最具活力的要素，其流動的順暢與否，是經濟體自由度高低的標誌之一。眾所周知，我國戶籍等傳統管理制度，導致外地勞動者無法享受工作所在地的一系列公共服務，又因地方政府公共管理水平及能力參差不齊，勞動者在跨區域流動時，常常受到限制。以“五險一金”所涉及的醫療、養老、住房等參保信息銜接及保險待遇報銷為例，越發成為勞動者遷徙的羈絆。
比如，職工在異地出差或退休後在外地養老期間，因生病住院而發生的醫療費用支出，即使在工作地繳足、繳滿醫療保險，也無法在出差地或養老地及時、便捷的享受醫療保險服務及其報銷待遇。再比如，職工因更換工作出現同城或異地流動，兩地間甚至同城“五險一金”轉移、續接手續繁瑣，信息化運行水平不高，勞動者為此付出相當的時間、精力、金錢等成本。
無論是工薪稅負過重導致企業用工制度性成本過高，還是體制內外工資收入差距擴大致使收入分配不公平，亦或是地區間公共服務水平不一影響勞動力自由流動，均扭曲了勞動力要素市場，不利於勞動力要素的合理化配置，因此，亟待從以下方面著手推進改革：
首先，建立以勞動工資為稅基的輕稅機制。
疫情影響下，政府所出臺的社會保險免徵、減徵與住房公積金緩繳等優惠政策，為無數企業帶來了真切的減稅紅包，一定程度上穩定了宏觀就業與資本投資，降低了疫情爆發對社會經濟運行的負面衝擊。在上述“五險一金”減免稅舉措到期後，政策制定者還應大幅度降低“五險一金”繳納的名義比例，各地方“五險一金”繳費基數的調整須遵循稅收法定原則，以確保企業用工成本穩步下降，保持我國勞動力低成本的比較優勢，並使之常態化、制度化。
其次，改革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等公共部門工資調整機制。
古語有云“不患寡而患不均”，強調的便是國民財富蛋糕劃分的公平性。在居民收入分配領域，以體制內、外工資調整為代表，其基本原則應該是，公共部門平均工資上漲幅度須不高於民營企業的平均工資增速。與此同時，體制內人員工資，因涉及公共財政支出，影響納稅人負擔及其可支配收入，因此，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職工福利待遇的變化，須經過同級人大這一納稅人代議機構的監督、審議乃至博弈，確保相關程序透明、公開、公正。
再次，保障勞動力要素資源的自由流動，廢除不合時宜的限制性措施。
在既往疫情防控過程中，各地方政府出臺的各類限制勞動力流動的舉措，往往以勞動者經濟利益為代價，隨著疫情防控形勢持續向好，此類措施應果斷廢除，特別是受疫情危害較小的地區，應鼓勵且保障勞動力在本區域內的流入及流出，促進轄區內企業復工、復產，加速區域內居民消費，刺激市場內需增長，實現供求良性互動，致力於恢復社會經濟秩序的正常運行。
最後，提升“五險一金”經辦機構信息化處理水平及能力。
無論是養老、醫療、失業、工傷、失業等社會保險，還是住房公積金，其不同區域參保信息的有效銜接與經辦部門的高質量服務，既是地方政府職能機構的基本職能及必須義務，也是勞動者作為參保方的應有權利，尤其地方政府間信息化處理水平及能力的提高，將直接減輕勞動者跨區域流動的遵從成本，促進勞動力要素自由度的提升，為現代市場經濟的穩妥推進，提供基礎性制度創新條件。
綜上所述，當前，中國經濟能否化“危”為“機”，離不開“人口紅利”的再造，而工薪稅制輕簡化、收入分配公平性與勞動力流動自由保障，是勞動力資源優勢能夠進一步發揮的必要條件。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