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論持久戰中的矛盾辯證法
為了進一步學習《矛盾論》，看它是如何應用，我們先學習《論持久戰》，這是面對複雜形勢，能夠抓住問題關鍵的“矛盾辯證思維”實踐。
在抗日戰爭一週年之際，敗亡論、速勝論、持久論爭論不休，面對各種不統一的思想，《論持久戰》的提出，有理有據的駁斥了敗亡論、速勝論，旗幟鮮明的提出了“持久戰”的觀點，並給出了依據、發展趨勢和具體的策略，非常有說服力，為實現抗日戰爭在思想層面的統一奠定了基礎。
敗亡論、速勝論，實際上都是隻看到了矛盾的一面，或誇大了矛盾的一面。面對日本的軍事上的強大，敗亡論者，過於看重強弱這個矛盾，將其看成了矛盾的全部，而忽略了其他矛盾，這就是思考問題的片面性。
速勝論是忽視了強弱這個矛盾，只看到了其他矛盾，對中國優勢誇大的脫離了真實情況，一葉障目，盲目樂觀。或者說，只看到了有利於自己的矛盾，而沒有看到有利於對方的主要矛盾。
強弱、眾寡這個矛盾，是戰爭中的一個經常使用的矛盾，也在《孫子兵法》中處於核心地位。
有人說，《孫子兵法》不是講“以少勝多”，而是講“以多勝少”，這就是典型的片面誇大眾寡這個矛盾，而忽略了其他矛盾，與抗日戰爭時的敗亡論相似。
也有人說，《孫子兵法》講的“以少勝多”，這也不對，他忽略了強弱這個矛盾，這與速勝論的觀點很相似，不能夠客觀的看問題。
從矛盾的規律中發現，強弱、眾寡都是相對的，在一定條件下會相互轉化，因此，《孫子兵法》也非常明確的告訴我們這中間的矛盾關係，它說：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
可見，亂與治、怯與勇、弱與強都是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的，因此他在“謀攻篇”告訴我們：識眾寡之用者勝。
實際上，“謀攻篇”的“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戰之；少則逃之，不若則避之”，其本質上是講識眾寡之用，有什麼樣的兵力，面對什麼樣的對手，採取什麼策略。
因此，我在解讀《孫子兵法》時提出了它的一條主線，即【力量使用的系統方法】，基於自己的資源、對手的資源來確定戰法、對策，而且《孫子兵法》中還有系統的方法、工具和模型。
就像提出論證“持久戰”一樣，既要看到日本在軍事、經濟、武器、組織強大的一面，也要看到他不足的地方，國土面積小、人力不足、經濟持久能力不足，而我方雖然軍事、經濟、武器均不如對方，這是客觀現實，但我們也有優勢，國土面積大，人口多，能夠支持長期戰爭等。
再加上國際環境的分析，唯一獲得勝利的途徑就是：戰略上的持久戰。
再次讀這段關於“持久戰”的矛盾辯證分析，對於讀懂《孫子兵法》也非常有觸動，其中所有內容的分析，孫子兵法中均提供了具體的方法，比如，開篇首句的“地與道”、“五事七計”、作戰篇的經濟分析、軍形篇的“地生度”分析、虛實篇的探測四法等。
尤其是“五事七計”的分析在日本、中國、國際形勢的分析中擴大了其內涵，比如“五事”側重於內部環境分析，“七計”側重於軍事、組織能力分析，也驗證了我在解讀《孫子兵法》時的一些思考。
在《矛盾論》與《論持久戰》的學習中發現，學好並用上《孫子兵法》，必須用矛盾辯證法來研讀它。
專欄
孫子兵法戰術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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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持久戰的三個階段與《孫子兵法》謀攻篇
既然通過敵我形勢的分析，確定了戰略上的“持久戰”才是唯一出路，接下來又講了持久戰三個階段的過程。
這三個階段是：
第一階段，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禦；第二階段，敵之戰略保守，我之準備戰略反攻；第三階段，我之戰略反攻，敵之戰略退卻。
就是說，第一階段敵擁有絕對優勢，他的主要策略是進攻，而我處於劣勢，則只能做防禦；而到了第二階段，敵人的優勢在衰減，我的優勢在突顯，故進入一種均勢狀態，敵人從戰略進攻轉為戰略保守，而我則為進攻開始做準備；到了第三階段則與第一階段完全反過來，我戰略進攻，敵人戰略退卻。
這就是矛盾在一定條件下轉化的原理，優勢劣勢也不是絕對的，它也此消彼長，相互轉化。
讀到這裡，想到了《孫子兵法》謀攻篇的“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戰之；少則逃之，不若則避之”這個力量對比的三種狀態。
十圍五攻，是說兵力上十倍於敵人，戰力上五倍於敵人，處於絕對優勢狀態；
倍分、敵戰，則是說兵力上與敵人差不多，戰力上相等，這是處於一種均勢狀態；
少逃、不若避，是兵力不如人，戰力也不行，處於絕對弱勢的一種情況。
這三種情況與《論持久戰》中講的“持久戰”三個階段完全一致，開始階段敵強我弱，故敵進攻我防守，在運動中消耗對方，在消耗中，戰線拉長，敵人消耗變大，就進入了雙方均勢的狀態，敵人的優勢也不明顯了，我的劣勢也不明顯了，進入一種“僵持狀態”，但這種狀態中，有利的矛盾在向我方轉移，隨著我們的反攻準備，就進入了我之處於優勢狀態，敵人處於劣勢狀態。
可見，這三種優勢、均勢、劣勢狀態，也是戰爭轉化的路徑，國共之間的力量變化也是這樣一個變化路徑。
當然，在分析彼我優劣勢的時候，關於兵力與戰力的問題，冷兵器時代與抗日戰爭時的熱兵器（機械化初階）時代完全，武器戰鬥力可以降低對兵員數量上的要求，更側重在分析“兵眾孰強，士卒孰練”上。
但《論持久戰》中也明確提出要避免“唯武器論”，武器是戰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因素，決定因素是使用武器的人。
所以，力量的分析，不僅有武器力、軍事力、物資、經濟等這些物質的方面的內容，還有人的主觀能動性、戰鬥意志等這些精神方面的因素。
《孫子兵法》中說“修道而保法”，“道”可以讓“上下同欲”、鼓足士氣；“法”可以使結構穩定、賞罰得宜和始終如一的行動力。
道，所體現的精神力量；法，所體現的就是物質力量，即軍隊的組織、協同能力。
可見，戰爭就是力量的競賽！
力量是會變化的，參與戰爭的雙方力量在消耗中此消彼長，故《孫子兵法》要求“勝敵而益強”，以在勝利中積累自己，而這力量發生變化的節點就是戰略戰役動作的機會，作為將領要能夠準確判斷戰場形勢。
物質力量會被消耗掉，精神力量的人心、士氣也會變化，尤其士氣是會洩的。
在進入“持久戰”的具體戰法前，還描繪了“為永久和平而戰”這樣一個理想的前景。也可以說，這是抗戰的一個目標，理想層面的一個目標，到今天也是實現了這個目標，至少中國經歷了幾十年的和平，但注意忘戰必危。
三、有正確理論的軍隊，才是能打勝仗的軍隊。
分析了敵我實力、優劣勢和國內、國際形勢之後，得出結論要在戰略進行“持久戰”，接下來要討論的是怎麼做的問題。
就像《孫子兵法》，廟算好了，目標定了，預算也有了，接下來該討論具體的是操作方法。它在始計篇講廟算，各種情況的評估，作戰篇講預算，謀攻篇講目標管理，接下來軍形、兵勢、軍爭、虛實、九變等都是具體做法的操作套路，我們可以按照戰鬥力生成模式理解，與《論持久戰》不同的是，孫子兵法給的是通用的模型，《論持久戰》的敵我、環境等形勢已經明朗，故給出的是具體的戰法。
在這些策略中，首要的是能動性，戰鬥力要素中，武器、人和人與武器的關係，人是主體，儘管現在無人技術發展很快，但網絡侵入的防控沒做到位的情況，依然離不開人。
之所以將“能動性”作為第一條來講，是因為“持久戰”不是等來的，是做出來的，行動出來的。
但這個行動有個前提，就是基於客觀事實，《論持久戰》說，做就必須先有人根據客觀事實，引出思想、道理、意見，提出計劃、方針、政策、戰略、戰術，方能做好。
就是說，有正確理論的團隊，才是能打勝仗的團隊。
怎麼找客觀事實？
《孫子兵法》首篇的“五事七計”，就是在軍事分析客觀事實的宏觀方法，我們講過多次，死生之地的“地”，對應的是“五事”，講組織的處理，處在一個什麼環境下，社會環境、人文環境、經濟環境、人口環境、地理環境、地緣環境、國際環境等；存亡之道的“道”，對應的是“七計”，是一個組織的具體能力。
當然，這個工具不僅評估自己，也要把敵人放到這個模型中，來正確認識彼我之間的具體的情況，而後得出正確的結論，採取正確的方針、戰略和戰術。
《論持久戰》這裡一個值得我們高度關注的概念就是，指導戰爭的人們不能超越客觀條件允許的限度期求戰爭的勝利。
這是底線要求，不僅是指揮員，企業老闆也需要警醒這個限度。
接下來，要做的是政治動員。
任何一個管理者都需要有極強的動員能力，我們看國外那些總統選舉，考驗他們的不僅僅是財力，更主要考察的是他們的動員能力，看誰能發動選民們將選票投給自己。
營銷考驗的也是動員能力，看哪個品牌能夠將消費者動員起來，發動大規模購買。
戰爭的動員分兩個層面，一是國家層面，充分的發動群眾，讓大家知道為什麼打仗，打仗跟他們有什麼關係。
至於動員的方式，《論持久戰》中提出了許多，諸如靠口口相傳，靠傳單佈告，靠報紙書冊，靠戲劇電影，靠學校，靠民眾團體，靠幹部人員等等。
這似乎跟營銷高度相似哦。
《孫子兵法》中“五事”的“道”：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與之生，可與之死，而民弗詭也。
這個“令”字，其實就有戰爭政治動員的意思，當然也包含著另一個層面。
二是組織內部動員，我們熟悉的《亮劍》，團長李雲龍戰前一番講話，立刻激發了戰士們的激情，這屬於組織內部動員，提高團隊成員的士氣。
動員能力，是組織管理者重要能力，也是成功的首要條件。《論持久戰》說：這是一件絕大的事，戰爭首先要靠它取得勝利。
四、戰爭的根本目的
戰爭是力量的競賽！
這個力量會在戰爭中此消彼長，改變其原來的形態，其戰爭態勢也會發生改變，這個變化來自於主觀的努力，多打勝仗，少犯錯誤。
故在戰爭根本目的上《論持久戰》明確指出，要“保存自己，消滅敵人”。有人拿這句話與《孫子兵法》中的“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混淆，經常拿這個觀點去談《孫子兵法》。
這樣的混淆，其本質都是字面意思的理解，先說《孫子兵法》講的什麼，“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在“軍形篇”是講制陣之法，是說基於地形布好陣，創造不敗之基本防禦陣型，同時也隨時可變陣成攻擊陣形，變陣的依據是敵人出現了“虛”。
這個所謂戰機或“虛”的實現，可能是我從對方陣形中一眼發現的，也可能是我通過分合、挑動，在調動對方的過程中創造出來的。
就像“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求勝”也是說的陣形，基於地形布好陣以後，再去出兵挑逗、攻其所必救等，以使對方動起來發現其虛實，為進攻做準備。
所謂敗兵，還沒有擺好陣就開戰了，這樣求勝則就難了，一是地形之勢不容易用上，二是完全陷於被動的狀態。
再說“保存自己，消滅敵人”，這裡是講攻防，消滅敵人主要通過進攻這一手段，保存自己是防禦；進攻，是直接為了消滅敵人，同時也是保存自己，因為不消滅敵人，自己將被消滅；防禦，直接為了保存自己，同時也為輔助進攻或準備轉入進攻的一種手段。
這是攻守之間的辯證法，攻中有守，守中亦有攻，但《論持久戰》中強調，消滅敵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只有大量消滅敵人，才能有效保存自己。
這種攻守辯證觀點，與《戰爭論》克勞塞維茨的觀點一致，強調進攻，跟《孫子兵法》的攻守辯證有區別，冷兵器時代其攻守依託於陣形，故它在攻守上沒有側重，或更側重於守。
有人說，古代的攻守辯證比克勞塞維茨的高明，實際上，這要依據客觀事實條件，熱兵器、機械化時代，甚至信息化戰爭時代，由於武器技術的進步，打擊能力的進步，其戰鬥力生成模式也在變化，其攻守思維也在變。
既然明確進攻是主旋律，能盲目的進攻嗎？
當然不能，《論持久戰》反覆強調，再高明的將領也不能脫離現實客觀條件，只能在這個框架裡指揮，打勝仗。
因此，在抗日戰爭的三個階段中，第一階段敵人是進攻，我方是防禦，故在防禦中進攻；第二階段保守我準備反攻，則在持久中速決，第三階段敵人防守我反攻，則主旋律是進攻。
就第一二階段而言，我方在戰略上防禦、持久，但在戰役、戰鬥上則是進攻和速決。
因為日本以少兵臨大國，以少兵臨多兵，雖然他軍力很強，但總體上來講，是在我包圍之中，是我以多對少，所以在內線戰場上，我就是“內線的持久的防禦戰”，而在外線戰場上，我則充分發揮主動性、靈活性，採取“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
這樣“內線的持久的防禦戰”與“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這對矛盾又形成了，也是用矛盾法解決問題的一種方式。
面對敵強我弱，整體戰略態勢不利於我，就採用這樣的辦法，通過小勝的積累，逐漸扭轉整體的戰場態勢。
就像《孫子兵法》兵勢篇的造勢、用勢，首先也是通過奇正變化創造效應，不斷積聚效應，實現勢險節短之用勢，完成戰場態勢的轉變。
五、關於掌握戰場主動權
行動自由是軍隊的命脈！
在《論持久戰》中，確定了“外線的速決進攻戰”總體方向，規定了“外線”這個範圍，“速決”這個時間，接下來考慮的是實施上的主動性、靈活性和計劃性的問題。
主動性，就是軍隊行動的自由權，也即戰場主動權，離開了主動權就意味著被打敗或被消滅。
《孫子兵法》所講的“致人而不致於人”就是主動權，某個角度講，整部兵書都是講如何獲得主動權，形兵佈陣、因形造勢、分合為變、後發先至、知戰地與戰日、我專敵分，這些都是為了獲得戰場主動權。
在《論持久戰》的語境下，主動權核心在於外線範圍內，我們想在哪裡打，就在哪裡打，想什麼時間打，就什麼時間打。
這就涉及到了與之對應的戰法，即運動戰與游擊戰。運動戰是正規兵團，在某個地點集中優勢兵力，利用地形，以“突襲”的方式打殲滅戰，它具有流動性，不計較一城一地的得失，只要條件允許就圍殲一部分敵人。
游擊戰則更加靈活，某個點上打一下就走，根本不戀戰，也不給敵人留出反攻的時間，就撤了。
無論是運動戰，還是游擊戰利用的都是“攻其無備，出其不意”的思想，有人總結說，任何戰爭都是從奇襲開始，這是對的，運動戰與游擊戰更是如此。
通常而言，作戰是分許多序列的，奇襲是第一個戰鬥序列，這個序列中己方的損傷率幾乎為零，敵人的損傷率取決於他的反應速度和戰術素養，而到第二個戰鬥序列的時候，敵方開始組織反擊，這時候雙方互有損傷，這個序列的損傷取決於雙方的武器裝備。
因此，一般而言游擊戰只打第一個作戰序列，埋伏到某個地方，突然襲擊，等敵人組織反擊的時候，我就撤了，從而有效降低我的損傷，畢竟武器裝備很落後，久了傷亡不起。
運動戰則充分利用有利的地形，儘量在第一個奇襲的戰鬥序列中給敵人造成更大的損傷，在後續的戰鬥序列中，利用地形的優勢降低己方的損傷。
這種如《孫子兵法》虛實篇所言的“知戰之地，知戰之日”的打法，就是掌握戰場的主動性。
這種主動權的把握，《論持久戰》從兩點來講，一是取決戰爭力量的優勢，這是客觀基礎，是不能忽視的；二是主觀指導的正確性，這同樣不能忽視。
忽視戰爭力量這個客觀優勢，就會造成盲目樂觀，以為靠指揮的智慧就可以改變戰局，這不科學；忽視主觀指揮的正確性，就會形成逃跑主義思想，處於弱勢就放棄抵抗，這也是要命的。
那麼，擺在抗日將士面前的課題就是，基於現有兩軍軍力財力等物質基礎作地盤，互爭優勢和主動的主觀能力的競賽。
第一，要知彼知己，通過偵察手段，加上指揮員的推論和判斷，減少錯誤，實現正確指導，多大勝仗。
第二，創造局部優勢和主動。在抗日戰爭的第一階段，敵強我弱，我們要抓住敵人戰線中的劣勢，一戰而勝，各個擊破，逐漸實現由局部優勢變成全局優勢。
第三，策略上用錯覺和不意，贏得主動。所謂“兵者，詭道也”，就是給對方製造錯覺，示假形以使其判斷失誤，從而給其“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的打擊。
可見，製造錯覺和出敵不意就是一對親兄弟，始終要聯繫在一起用，這兩個思想也同時體現在《孫子兵法》始計篇的下半部分“變法”部分。
說到變，其核心就是靈活性。
大家熟悉而又覺得非常高深的“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論持久戰》一下點到它的穴位上，這個“妙”就是靈活性。
就是基於客觀情況，審時度勢（這個勢，包括敵勢、我勢、敵勢等）而採取及時的和恰當的處置方法的一種才能，即是所謂的“運用之妙”。
這是運動戰、游擊戰的靈魂。
靈活性與計劃性二者是否矛盾呢？
《孫子兵法》中也存在這樣的問題，始計篇既講“四詭八權”又講“廟算勝”，這似乎也有點靈活性與計劃性的衝突。
其實，二者並不衝突，任何一個戰役都事先要有計劃，哪怕中間會做各種調整，也必須有事先的計劃和準備，否則就會陷入被動。
故《孫子兵法》雲：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無算乎！
一方面要計劃，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另一方面要儘可能多的考慮各種突發情況，預設各種預案，這才是廟算。
主動性、靈活性、計劃性是在運作戰、游擊戰中對指揮員的基本要求，陣地戰在當時情況用的比較少。
越讀越有種感覺，這就是對《孫子兵法》的生動解讀。
六、作戰樣式與角色
戰爭的樣式基於敵我雙方的力量對比，同時，每一種作戰樣式也有著自己的角色和使命。
《論持久戰》基於日軍與我方具體形勢提出了運動戰、游擊戰、陣地戰三種作戰樣式，它們相互配合有效打擊日軍。
在這三種作戰樣式的角色和使命上，《論持久戰》這樣定義，抗日戰爭總體上既是消耗戰，又是殲滅戰。具體到作戰樣式上，大抵運作戰執行的是殲滅任務，陣地戰執行的是消耗任務，游擊戰是執行消耗任務同時又執行殲滅任務。
可見，三種作戰樣式在任務上有區別，之所以在任務上進行區分，是為了實現戰爭目的“保存自己，消耗敵人”，這是針對日軍優勢量身定製的作戰樣式，按照這樣的任務和使命去執行，可以有效的消耗、殲滅日軍，最大程度的保存自己。
論持久戰是在抗戰全面爆發十個月左右時間而作，是對過去一段時間的總結，這裡也指出了日軍的長處，不僅武器裝備精良，其官兵的戰術素養樣很高，即其軍隊的組織性，反應速度都很好，而且其士氣也非常高。
士氣，是一支軍隊的第一戰鬥力。
在這個問題上，《論持久戰》給出的方法是，一方面在政治上、國際宣傳上、日本人民運動上多做工作；另一方面是重點，就是在軍事打殲滅戰，以實際行動把這個因之前沒有打過敗仗，對中國人輕視而產生的士氣打掉。
所以，在運動中包圍迂迴，對日軍進行殲滅，不能包圍其全部，就包圍分割部分，要在一切有利的條件下進行速決，實施殲滅。
提出這樣的思路，也是基於日軍全面侵略中國這十個月中所存在的問題，《論持久戰》中講，至少有五個問題，為我們提供了可勝的空間，可乘之隙。
一個是不斷增兵，說明日軍對中國估計不足，開始時想的比較簡單，輕視了中國的力量，這犯了《孫子兵法》所講“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錯誤，只想成功，未充分考慮失敗的種種可能性，多容易失敗；二是沒有主攻方向，兵少地大，向前推進的過程中，留下駐守後，前進沒有兵了；三是沒有戰略協同，幾個集團內部難以協同，這是強勢一方的難題，分進合擊，重要的協同一致，如《孫子兵法》的“率然”一樣，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四是失去戰略時機；五是包圍多殲滅少，這是指揮上的問題。
這些問題，後雖有改進，但仍給中國軍隊留足了空間。
最後，強調抗戰勝利的根本，即兵民是勝利之本。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全軍全民的統一戰線，不是黨派之間的統一戰線，要動員全民、全軍參戰，才是發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根本目的。
其實，這裡體現了兩層含義，一是最大程度的動員民眾，發動大家都投身到抗日戰爭中，能參軍的參軍，能打游擊的打游擊，總之以各種形式打擊、消耗、殲滅日軍；二是要實現官兵根本目標的一致，大家一致對外，建立良好的官兵關係、軍民關係。
至於講到搞不好這官兵、軍民關係的根本原因，《論持久戰》認為，是態度的問題，或根本宗旨的問題。
這個問題解決了，抗日財源、兵員的問題都解決了，豈有不能將日軍趕出去的道理？
結論就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必然勝利！
到這裡，《論持久戰》就學習完了。
總結一下，客觀、正確的分析敵我力量是一切正確判斷的基礎，基於客觀條件制定策略是打勝仗的根本，不悲觀（強調以多勝少，容易面對強敵悲觀），不盲目樂觀（強調以少勝多者，容易盲目樂觀）是決策者要具備基本的思維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