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9日16時30分，在暫停兩天後，2018年廣州國際燈光節重新開放。由於首次實行“預約制”，南方日報記者在現場看到，市民持身份證或短信驗證有序進場，場外地鐵等公共交通運力也相對26日晚的“首秀”有所緩解。
26日晚，由於開幕式人流量超出場地負荷，主辦方當晚叫停燈光節21時的廣州塔燈光秀；翌日，廣州塔燈光秀宣佈暫停2日。
事實上，這並不是廣州國際燈光節第一次中途“熄燈”。自2011年首辦以來，儘管每年主辦方都不斷總結經驗，進一步細化各種保障措施和提高服務，但似乎對人們的熱情總是“始料未及”，在交通保障、人流疏導、應急預判等方面顯得“捉襟見肘”。
截至29日晚記者發稿時，通過預約來到燈光節現場的市民不僅看到了光彩奪目的燈光藝術作品，也感覺現場秩序比以往有所改善。
儘管如此，不少市民、專家對提高廣州國際燈光節管理水平提出建議。怎樣才能讓市民有更好的遊玩體驗？如何透過燈光節更好地展現廣州魅力，打造一張城市名片？
一問：
設置更多分會場能否緩解主會場壓力？
從2011年開始，廣州燈光節的場地規模在不斷地擴大。2015年開始設置分會場，主辦方表示，分會場的設計，就是希望分流，參觀者不必同一時間湧到珠江新城。
據介紹，今年燈光節除了花城廣場的主會場，同樣也設置了珠江前航道七座橋樑、珠江新城12座連廊、黃埔區分會場等4個展示區域，共設41組燈光作品。
然而，即便有這樣的設計，仍然無法避免今年燈光節主會場“爆棚”的窘境。26日晚開幕式吸引了大量遊客湧往花城廣場，造成該處人山人海，周邊地區車輛擁堵，嚴重超出安全負荷的局面。
“花城廣場就在廣州塔的對岸，同時位於廣州市的中軸線上，把這裡設置為燈光節主會場有著明顯的優勢”，華南理工大學教授韋小鴻說，但也正因為這樣的“CBD”優勢，使得本來已經人流密集的地域容易因重大節日而造成壓力。
作為金融、科技、商務、服務等產業的高度集聚區，珠江新城花城廣場一帶有大量企業及員工。“燈光節主會場選址花城廣場，對工作、生活在這裡的人們容易帶來不便，尤其燈光節開放時間與下班高峰重合，更造成了擁堵等問題。”有學者認為，為了緩解壓力，可以考慮一是另選主會場，二是設置更多分會場來分散人流。
從2015年起，廣州燈光節已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光年”大型文化活動，成為與法國、悉尼燈光節齊名世界三大燈光節之一。據瞭解，里昂燈光節和悉尼燈光音樂節採用的就是“全城模式”。比如，在里昂燈光節上，80多個燈光小品分散在城市中心的不同地區。
有學者指出，通過分散的景點來自然分散人流，緩解擁堵壓力，還能更大程度地展示城市風貌，帶動全城消費。“這樣既緩解壓力，又使人們有遊樂的興趣，去探尋城市的各個角落，有助展現羊城更多富有特色的景點和區域。”
二問：
公共交通“飛站”能否有效導流人群？
年年辦、年年堵，面對逐年增加的參觀者，廣州國際燈光節的主辦方也不斷吸取經驗，推出更多“治堵”方法。
據瞭解，2011年第一屆燈光節舉辦時，並沒有採取地鐵“飛站”的措施，後來逐步完善交通管控，並開始實施地鐵“飛站”。今年，為了人員分流，燈光節舉辦期間每日18:00至22:00，APM線海心沙、大劇院、花城大道、婦兒中心站將停止對外服務；地鐵珠江新城站B1口只進不出，B2口只出不進；同時對途經花城廣場、廣州塔周邊區域的公交線路採取臨時調整措施。
然而，26日晚上，人流量嚴重超出了預估，儘管地鐵、APM等公共交通採取了“飛站”措施，但反而導致了周邊公共交通運輸壓力陡增。記者在五羊地鐵站看到，受珠江新城站管控影響，分流至此排隊進站的隊伍“打蛇餅”地一直從地下排到了路面。有市民反映“足足等了一個多小時才得以上車”。
與此同時，為了控制客流，從去年開始，廣州燈光節採取單向行走，即入口與出口分開，市民進去花城廣場後，基本上沒有機會“走回頭路”。
據瞭解，這樣設計的初衷是為了控制客流和避免混亂，但也使得大量遊客並不能快速找到出入口，而且容易造成了人群“騷動”。廣州市民劉先生說，26日晚雖然21時已知道取消燈光秀，但由於參觀線路過於集中，他只能隨著人流往前走，在珠江新城“滯留”到近23時才能離開。
有學者指出，除了對燈光節周邊公共交通有更好地統籌，包括加大運力等措施外，也需要科學設計場內的遊覽線路。比如，里昂燈光節的遊線組織就較為合理，值得借鑑。據介紹，里昂燈光節共設置了三條主要遊覽線路，不同的遊覽流線上有明確的方向指示，引導人流沿著不同的線路有秩序地觀賞。
三問：
服務如何更“貼心”？
27日，主辦方取消了27日、28日兩天的廣州塔燈光秀，並把原本只預計在最後兩日實行的預約制提前到29日開始，需要參觀燈光節的市民需在網上憑身份證進行預約。
與預期相似，29日傍晚，記者來到入口發現，首次實施預約制的燈光節雖然依舊人頭攢動，但秩序井然。
實際上，今年不僅增加了網上預約制度，還只設置兩個入口通道，其它路口實施“只出不進”管制措施，以保證會場秩序；同時增加志願者和工作人員的疏導等。
但從實際效果來看，依然不足。
第二，現場指引需更明顯。相比廣州燈光節主要依靠志願者和工作人員的指引，里昂燈光節遊覽區所有的路燈以及其他功能性照明均帶上了臨時性的“紅罩子”，變身指示燈，遊客只要看著紅色光引導，就能找到觀賞區，而每一處大型燈光表演結束，均會在建築上投影出大幅的退場方向，引導人流快速疏散。
第三，交通疏導應更人性化。不少參加了開幕式的市民指出，當天地鐵“飛站”，珠江新城附近的公交站點取消，主辦方又沒有提供接駁巴士，出租車和網約車一車難求，使人在花城廣場的他們形同陷入“孤島”。
對此，暨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胡剛表示，舉辦燈光節有利於宣傳廣州，拉動產業發展，提高人們文化娛樂生活水平，是值得去做的，但在做的過程中需要逐步改進安全、交通、服務等方面的問題，例如，既然無法依靠公共交通，就應實時監控當天人流情況，提供接駁車輛；拉長活動時間，同時也延長宣傳週期，以減少人流量集中出現；加強網上預約服務，會場觀看攻略以及注意事項讓市民提前瞭解，使觀看更加有序。“燈光藝術作品一年比一年炫目，但只有服務更人性化，才會讓市民真正體驗到燈光節的樂趣。”
四問：
風險預判是否到位？
人流量超出負荷時，燈光節採取了“熄燈”叫停的辦法，這是否能說明主辦方有風險管控的預案機制？
對此，韋小鴻說，首先，燈光節晚上，花城廣場人員非常密集，疏散難度大，在這樣一個緊密的空間內，從風險管理學的角度來看，風險是非常大。“風險源包括電力安全、人員疏散、刑事案件出現等。”他說，對於這些風險，必須要提前做好風險預案，還需要做人員疏散的演習。
其次是如果風險出現，要能夠及時地響應，包括主辦方、公安、武警等各方面要能夠良好地聯動，而不能只是僅靠單方面的力量。
“燈光節那天花城廣場人流湧動，無法及時疏散，這可能暴露出主辦方對風險預估偏低了，而且沒有良好的響應措施，快速疏散人群。”韋小鴻說。
“人實在太多，有安全隱患，讓燈光節喊停也是一種應急預案。”胡剛也表示，但如果把應急預案做在前面，提前預判會存在哪些風險，然後採取措施，主辦方的處境會主動很多。
此外，有學者指出，日常大型集會的安全演習也要列入城市管理的常態中，這是城市現代化進程中，一種城市管理智能化和風險管理意識的體現。
例如臨近的香港，平時會對民眾給予必要的風險告知和人群疏散培訓演練。在大型集會活動時，主辦方都會進行人流量的評估，事先執行必要的限流措施，並劃定責任田讓每片區域都有專人維護，還有醫療人員配備及民安隊支援等。
“不少城市的經驗都提醒了我們，事前的風險預判及防禦措施，是保證一場活動正常舉辦的前提，同時也是城市智慧和現代化所必須的管理思維。”韋小鴻說，希望廣州燈光節能越辦越燦爛，真正成為這座城市的一張絢麗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