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雅典在人類文明中光輝閃耀，但蘇格拉底的之死似乎是雅典和它所象徵的自由抹不去的汙點，其果何由？
如果說蘇格拉底的定罪起由 “腐蝕青年”和 “不相信城邦所信奉之神”，不如說是控訴者害怕他對城邦所行民主制度構成威脅。
在《蘇格拉底的審判》中：
“蘇格拉底和雅典民主政體發生矛盾的起因是他在哲學的三個根本問題上和大多數雅典同胞乃至古代希臘人有著深刻的分歧。”
斯東（著），董樂山（譯），《蘇格拉底的審判》，三聯書店出版，P6
這些分歧不在抽象哲學概念上，而是牽涉到雅典人當時所享有的民主和自治權利的基礎本身。蘇格拉底所宣教的 “智者統治，別人服從”的極端蔑視民主和自治的學說都與這種權利背道而馳，尤其是在民主政體被獨裁專政推翻過再次得以恢復後，雅典民主派不禁對蘇格拉底近乎宣揚反民主的學說
產生警覺。- 在雅典獨裁專政期間，他對民主的緘默更是讓一些人認為他對民眾權利和社會都漠不關心。
- 此外，他以神諭為由拒絕辯護，更是被視為蔑視司法制度，以至於在第一次投票中錯過了無罪開釋的機會。
- 但這不是他所稱為避年老疾病之 “求死”。在他眼裡，辯護的勝利是 “他所蔑視的民主的勝利”，這是他不能接受的。
即便他敗於第一次投票，但真正遞及鳩酒的卻是第二次量刑表決——流放之拒絕、言語之狂妄、罰金之荒謬、法庭之蔑視，一步步地激怒著陪審團, 讓本可以用一句恭維、一篇辯詞就可以獲得的釋放泯滅。
至此，一個以智慧著稱的 “詭辯家”，被一群被他 “蔑視”的人票死；一個除了追求思想和言論自由外沒傷害過任何人的人，被一個標榜自由民主的城邦處死。
這是諷刺還是悲劇？
當習慣性地把這種矛盾歸罪於某個時代時，卻又因其間救贖的可能性而齟齬，彷彿一切罪與罰都是命中註定。
蘇格拉底追求的是自由的神性，是超越城邦民主的哲學自由；但遺憾的是：他終究還是凡胎肉體。
生而為人，故而終究困於枷鎖——沒有人能脫離與外界的種種聯繫。
或許，在蘇格拉底眼裡：To be or not to be is not the question；The vital question is how to be and how not to be——如果這是他的目的，這場審判或許是他一場以殺生成仁完成的殉道所換來的勝利。只是，生而為人，難棄 “生生之德”，即便以其聖徒般的寧靜和寬容，也不得不讓雅典人將他判為罪人。作為讀者，不禁為此扼腕嘆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