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經考古挖掘，青州發現宋明兩個朝代的古城牆遺址，考古人員還發現，這段明代城牆下還疊壓了宋代城門，宋代城門北側還有一早期石牆，該遺址全長共計2000多米。
北宋城門遺址的發現，北宋城門是目前所見青州最古老的城門遺址，時間上限為宋代，下限則在元末。由城門對應關係，考證出明代重修的“古東陽城故址”沿襲了宋元時期城池輪廓。推導出北宋城門遺址與車轅門大致處於貫通青州南、北兩城的中軸線上；明初南陽城在山東都指揮使葉大旺主持下大規模修繕，這是青州歷史上建造質量最高的城池。然而這卻是對南陽城的一次縮建工程，宋金元三朝原本屬於城區的今東關一帶從此變為附郭。這一重大考古發現，從根本上解決了多年來研究宋代青州城門所處位置的困惑，為重新確認青州古城格局和範圍提供了重要座標參考，對北宋以來整座青州城的認識產生了全局性影響。
一、北宋城門遺址
考古發掘出土的這處城門遺址，確是一個明代以前的建築遺存。謹按青州南陽城於明清兩朝均設四座城門，在《嘉靖青州府志·府治圖》上不見此處開有城門，《光緒益都縣圖志·城內坊巷》中也沒有與它相對應的街巷，這都反映出該城門遺址年代的久遠，可以斷定這是目前所見青州最古老的城門遺址。其時間上限為宋代，下限在元末。最值得稱道的是，這一發現從根本上解決了筆者多年來研究宋代青州城門所處位置的困惑，為重新確認青州古城格局和範圍提供了重要座標參考，對北宋以來整座青州城的認識產生了全局性影響，意義非凡。
北宋時的青州城，地位非同一般，系京東東路治所，“大鎮”、“善藩”、“劇藩”、“海岱名都”的記載屢見於有關宋代典籍，可謂一個時期人們的普遍共識。明道（1032~1033年）中，知青州夏竦《青州州學後記》明確指出青州乃全國首路——京東路的首城，規模宏大，居民眾多：“國家制天下，肇有十八路，京東首焉。西起甸服，東漸淮海，南略淶泗，北際河濮，關防之要，控制之重，城闉之大，室居之盛，青復首焉。”景祐四年（1037年），夏竦又於《青州龍興寺重修中佛殿記》中再次說道：“（青州）城縈帶山嶽，控引川瀆，氣候高爽，風物懋盛，雅俗雜處，修途四達，富焉庶焉，東夏之都會也。”將青州優越的自然條件、便利的交通狀況和富庶的都會風貌表露無遺。根據筆者研究，北宋青州城基本上確立了後世青州城格局，當時的青州城已由唐代的北城南郭形態發展為兩城格局。對此，宋青州益都人王闢之《澠水燕談錄》有著言簡意賅的描述：“青州城西南皆山，中貫洋水（今南陽河），限為二城（即北城東陽城、南城南陽城）。”歷史上南陽河兩岸都是城區的朝代只有北宋，青州城此時達到了建城史上的巔峰期。
考古發現的這處宋代城門遺址於文獻中可尋到蛛絲馬跡。熙寧十年（1077年），一代文豪蘇軾在青州所賦《和人登表海亭》中有“譙門對聳壓危坡”詩句，意即青州南、北兩城的城門對峙聳立於陡峭的南陽河兩岸。這個城門遺址正是“對聳”的兩“譙門”之一——南城的北門。按“譙門”指建有城樓能夠瞭望的城門，可知這處城門遺址上還曾有座城樓。蘇軾稱之“譙門”，並非正式名稱，門名作何？囿於史料，有待續考。這裡明言兩“譙門”位置關係是“對聳”，可推知此城門遺址對岸就是北城南門——青州歷史上著名的“南樓”，現今已是翠和家園小區了。范仲淹知青州曾賦《南樓》詩云：“南樓百尺餘，清夜微埃歇。”寇準知青州時還特意讓臨朐縣主簿趙賀經過這兩座譙門，以示褒揚。《宋史·趙賀傳》載：趙賀“有幹力，知州寇準且知賀。淳化（990~994年）中，調丁壯塞澶州決河，眾多逸去，獨賀全所部而歸。臨朐父老張樂迎賀，準使由譙門過，曰：‘旌賀之能也。’”如今這處與南陽河相依千年的城門遺址終於重見天日，真乃青州歷史文化之幸事。熙寧六年(1073年)，密州教授孔平仲西赴濟南，道經青州賦詩以紀行程，又給我們提供了若干具有珍貴史料價值的信息。如《寄夢錫》雲：“南城趨北城，道路無所隔。”《晚集城樓（南樓）》又云：“高樓百尺修木尾，面對南山翠相倚。”“下視黃埃濁波起，車馬紛紜只螻蟻。”由此可知，當時這兩個譙門之間，車水馬龍，川流不息，熱鬧非凡。
滾滾的南陽河水之所以未將兩岸交通隔阻，系因宋代河上建有多座橋樑，僅見諸記載者即有石橋、木柱橋、飛橋（又名虹橋）、釣橋和南洋橋。如《宋史·五行志》載：景德三年（1006年）“八月，青州山水壞石橋。”《澠水燕談錄·事志》雲：“先時，跨水植柱為橋，每至六七月間，山水暴漲，水與柱鬥，率常壞橋，州以為患。明道中，夏英公守青，思有以捍之，會得牢城廢卒，有智思，疊巨石固其岸，取大木數十相貫，架為飛橋，無柱。”《續資治通鑑長編》稱：熙寧十年（1077年）青州於南陽河“南岸置釣橋。”《齊乘·益都水》載：“曾肇《南洋橋記》曰：‘……南洋河，今橋所在是也。’”
青州城在北宋至少曾三次重修，據《續資治通鑑長編》載：慶曆四年（1044年），知青州陳執中上言：“‘奉詔權罷修州城，契丹雖遣使再盟，然未保情虛實，恐未可遽廢防守之備。況秋稼大成，人心樂於集事，舊城比已興工剗削，高下可窺，若遂中輟，它日不免重困於民，乞遂乘時完緝。’奏可。先是，有言執中率民錢修州城，民甚苦之。故有詔罷其役也。”《續資治通鑑長編》又載：熙寧十年（1077年）“詔修青州城，建樓櫓，南岸置釣橋。”《宋史·曾孝序傳》雲：宋末，知青州曾孝序“繕修城池，訓練士卒，儲峙金谷，有數年之備，金人不敢犯。”
宋青州南城有幾個城門？是怎樣安排佈置的？謹按宋時南城是有西門的，這可見諸宋代文獻記載。如南宋潘自牧《記纂淵海·京東東路》明謂：“範公泉，在（青）州城西門外。”作為西門城樓的“西樓”亦見諸有關文獻，如知青州寇準有詩名《青州西樓雨中閒望》，又曾賦《中書秋日有懷青社舊遊因書一首》雲：“曾倚西樓吟暮雨”。西門既然存在，正北門又發掘出來，則今萬年橋東應該還有一個面臨南陽河的東門才比較合乎空間邏輯。竊喜這個推測竟被以往發現所證實。2002年青州市政公司在沿南陽河埋設汙水排洩管道時，於萬年橋東百餘米處1米多深河床下，挖出了當年虹橋幾十根深置河底的松樹木樁。翻檢《光緒益都縣圖志》中的《城內坊巷》和《城外坊巷》還在此處標註著“天橋址”（南岸）、“天橋”（北岸）。可見，歷史上著名的虹橋位置就應在這裡了。這樣看來，南城僅在南陽河沿岸便有三個城門——正北門、西（北）門、東（北）門。這是為加強南、北兩城聯繫，才闢出了多個城門。考慮到城南、城東都應設有城門，則宋時青州南城至少建有五座城門。按元朝南陽城（即宋青州南城）有五座城門，很可能沿襲的是北宋城門建置。
元地理學家於欽《齊乘·郡邑》載：青州北城東陽城“東西長而南北狹”。這啟示出與此形態相符的《光緒益都縣圖志·城外坊巷》中的“古東陽城故址”至少是元時輪廓。筆者發現《元史·順帝紀》還有“（至正）十八年（1358年）春……益都土門萬歲碑僕而碎”的記載。“萬歲碑”雖僅一見，卻可考知。據《齊乘·亭館》載：“碑亭，舊城（指東陽城）北，世祖皇帝平李璮後，賑恤青人，民立聖德碑，翰林閻復子靜文。”青州在元代唯有世祖平李璮碑立於城北，此外別無其他皇帝碑刻，“萬歲碑”即翰林閻復所撰“聖德碑”無疑矣。值得注意的是，“古東陽城故址”中還標有“土城口”，這不就是《元史》所載“益都土門”嗎？這座“土門”是元東陽城的一個北門，它基本與南陽河南北兩岸的宋代“天橋址”、“天橋”在同一軸線上。以往研究者大多僅關注“土城口”西的鎮青門和車轅門（又名武曲門），而忽視了它作為“土門”的存在價值，但這恰是說明“古東陽城故址”至少系元城輪廓的關鍵因素。按金元時青州治南陽城，東陽城以“舊城”狀態存在，這表明當時並未對此地已有的古東陽城進行大的修補，金元東陽城牆和城門沿襲著宋代風貌。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山東都指揮使王德重修東陽城，當然還是在宋元城池輪廓基礎上的大規模修繕。
既然青州南城沿南陽河設有三個城門，則三門外都應建有各自獨立的橋樑。那麼，兩“譙門”間的這座橋樑是何橋呢？由《嘉靖青州府志》所示表海亭位置來看，它與這座宋門遺址隔河相望。《齊乘·亭館》雲：“表海亭，府城北南洋橋北，惟古臺存焉。”元初名儒郝經《青州山行》詩：“飲馬南洋橋……酌別表海亭。”由此可知，兩譙門間的橋樑乃南洋橋無疑。因為南洋橋與表海亭近在咫尺，所以郝經才會有如此吟詠。南洋橋是否也是一座虹橋呢？目前還不得而知。不過，它曾一度是座釣橋。據《宋史·王居卿傳》載：“青州河貫城中，苦泛溢為病。居卿即城立飛樑，上設樓櫓，下建門，以時啟閉，人誦其智。”對此，《續資治通鑑長編》稱：熙寧十年（1077年）“詔修青州城，建樓櫓，南岸置釣橋，從轉運使王居卿請也。”兩相對照，可知這裡的“飛樑”非虹橋，而是一座釣橋。又由《嘉靖青州府志》知：這次修南洋橋勒立了“曾肇撰修橋記，米芾書（丹）”的石碑。曾肇系“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鞏之弟，米芾更是“宋四書家”之一。今後的考古發掘工作還要注意尋找這通立於河畔的珍貴碑刻。
宋代城門遺址的發掘揭示，直接暴露出這裡就是北宋青州南城的正北門。如前所考，兩“譙門”位置關係是“對聳”，則此城門遺址與東陽城“南樓”兩點構成一線當無疑義。由於兩“譙門”間的南洋橋在溝通南、北兩城交通上發揮著重要功能，它必然與兩城內的主要街道相銜接，這便確立了一條貫通南、北兩城的中軸線。這條中軸線北端直達北城北門車轅門，南端的南城南門則在新建的石坊路南頭附近。需要指出的是，此中軸線並非一條絕對直線，而是大致直線，因為車轅門與北宋城門遺址存在著近百米的偏差。我認為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古代城池中的城門未必都是完全正對的。僅以清代南陽城為例，北門瞻辰門與南門阜財門即非南北正衝，亦有著近百米的偏差。這可能是受當時城內建築影響，不得已而讓城門稍微有所偏移。賈繼閔先生《青州表海亭與南洋橋故址考》一文認為“宋南洋橋故址應在今石坊大橋東側”，但驗諸考古發現的宋城門遺址，南洋橋故址卻當在石坊大橋西側。賈先生正是依據與車轅門的南北正對關係來推測南洋橋位置的。結合《光緒益都縣圖志·城外坊巷》可知，這條中軸線左右還存在著兩條小軸線：一是鎮青門和岱宗門南北對應呈一條軸線。二是土城口（土門）與“天橋”所銜接的南城東北門在一條軸線上。這三條軸線便是構成宋代以降青州城格局的主框架。一般認為，鎮青門、車轅門為明山東都指揮使王德重修東陽城時的遺蹟，現在從城門對應關係來看，這兩座城門宋代就已在此位置，它們不是王德新闢城門無疑。
據《光緒益都縣圖志·大事志下》載：“（洪武）十一年（1378年），都指揮使王德修東陽城。《嘉靖（山東）通志》：‘時拓地建齊藩，故修此城。（南陽城）官廨、廟宇大半移建，宋元以來故址遂湮’。”明初“拓地建齊藩”是青州歷史上城市結構發生巨大變化的重要原因，它造成了宋元以來數百年城市格局的大破壞。事實上，南陽城區範圍的消長變化，正發生在元末明初。《齊乘·郡邑》載：元益都路“府城五門，週二十里，俗稱南陽城。”而《光緒益都縣圖志·營建志》雲：明南陽城“周十三里有奇……門四。”對比之下，發現一個重要歷史信息，明比元南陽城周長少了近七里，這可不是個小數字，這片城區哪裡去了？這個問題還沒有人關注和研究，筆者認為這片少了的城區就是現今的東關。
種種跡象表明，青州東關一帶在宋金元三朝應為城區，而非附郭。如所周知，南陽城向西因南陽河阻隔已無發展空間，向西南則距角樓村漢墓群較近，向正南上世紀90年代初所建神話藝術宮曾出土宋明時期壁畫墓葬，這三個方位無疑都不會是城區範圍了。現在只有城東的東關一帶，有可能屬於宋金元城區了。證之以宋代王曾宅第、元代真教寺都地處東關，以及金山東東西路統軍司和元益王府第皆在南陽城東門內的歷史事實，問題已是一目瞭然。
王曾系北宋宰相，青州人。歐陽修《集古錄·唐鶺鴒頌》雲：“當皇祐至和之間，餘在廣陵，有勅使黃元吉者，以唐明皇自書《鶺鴒頌》本示餘，把玩久之。後二十年，獲此石本於國子博士楊褒。又三年，來守青州，始知刻石在故相沂公宅。”可知青州建有王曾宅第。又據清段松苓《益都金石記》稱：“按王沂公宅，在今東關壽昌寺後，無復屋宇，惟老鴉腳樹一株而已。”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青州知府張玉樹曾立碑於王曾故居遺址前，碑曰：“宋宰相王文正公故宅。”其地在今東關糧市街中段路南，積兒巷東側。令人費解的是，宰相王曾宅第怎麼會在明清南陽城的外郭東關，而非城內呢？真教寺乃元代三大伊斯蘭教寺院之一，位處今東關昭德街上，它為何也建在了南陽城外郭呢？
山東東西路統軍司系金王朝為防備南宋而設在青州的最高軍政機構，元代益王買奴更是以宗室藩王坐鎮青州。令人蹊蹺的是，山東東西路統軍司和益王府故址居然都位於明清南陽城東門內？如此緊靠城牆與城門，根本不符合尊崇重視原則。《光緒益都縣圖志·人物誌》載：“至正十七年（1357年）三月，毛貴陷益都路，買奴偕馬睦火，並投東關井中死。”很顯然，買奴之所以“投東關井中死”，正因益王府地近東關的緣故，這也是東關當時屬於城區而非附郭的佐證之一。
毫無疑問，明清南陽城東城牆已非宋金元南陽城東城牆，而是向西推移後劃除了原屬城區的東關一帶。東門外護城河也是明初葉大旺重修南陽城所開鑿，宋金元時尚無。由於城區縮小，城門自然隨之由五門減少為四門了。這樣一來，一系列疑惑都破解了，所有的問題皆得到了合理詮釋。
綜上可知，明清時期作為南陽城附郭的東關在宋金元諸朝屬於城區，這使得我們對歷史上青州城區範圍的認識更加全面了。可以說，北宋青州城是青州歷代最大的城池。唯惜宋末金初接連不斷的兵燹戰亂對這座城市的摧毀是致命性的，直至清末青州城區的範圍再沒有能力恢復到鼎盛期的規模。
報紙報道稱：“宋代城門疊壓在明代城牆的下面，由城門、城牆、甕城、石鋪路面組成。”發掘者判定這處城門遺址時代為北宋的依據：一是城門兩側殘存城牆系用宋代花紋青磚壘砌而成。二是“在挖掘過程中，現場收集了很多陶器、瓷器碎片，據此初步斷定出城門及石鋪路為宋朝的。”筆者現場考察親見，宋城門遺址比明城牆向北凸出近5米，表明此城門是突出城牆外，門洞上方為平臺，平臺南的城牆上建有城樓。這種形制的城門在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上可以尋見概貌，這正是其為宋朝城門的證據之一。此城門寬約3.5米左右，似與文獻所載宋時青州城氣勢存在出入，其實考古發現的南宋都城臨安（今杭州）錢塘門也寬僅4米，況且這處城門遺址上還曾建有高大的城樓。這樣推算起來，就與文獻記載趨於接近了。發掘顯示，石鋪路上的車轍痕跡頗深，有的地方竟達8釐米左右，這絕不是存世僅160餘年的北宋一朝所能造成的，這是個人推斷城門使用時間下限晚至元末的原因之一。事實上，明城牆直接疊壓在了宋城門遺址上，就需要考慮宋城門在金元兩代仍然繼續使用，還是早已廢棄？發掘者認為“隨著朝代的更替，宋代城門被廢棄。”這顯然說得不夠明確。元初郝經《青州山行》詩云：“飲馬南洋橋，摩玩米芾記。”由此可知，金末元初南洋橋尚存，仍屬交通要津，這處城門當然還在使用。
至於此城門的毀廢原因，我推測是元末戰亂所致。考南陽城在元末曾遭受過兩次戰爭嚴重破壞：一是據《元史·察罕帖木兒傳》載，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元朝廷派遣名將察罕帖木兒自濟南率領大軍東攻青州，當時南陽城為紅巾軍劉福通宋政權益都行省治所。察罕帖木兒命諸軍環城列營，凡數十處，大治攻城器具，百道並進，城內紅巾軍全力拒守。元軍挖出深溝，築起長圍，“遏南洋河以灌城中”。最後元軍穴地而入，佔領南陽城。二是由《元史·普顏不花傳》知，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命大將徐達率軍猛攻青州南陽城，元朝守將普顏不花“捍城力戰”，拼死抵抗，但因內缺糧草，外無援兵，幾天後城池被徐達攻破。南陽城在短短五年時間裡兩次飽受戰爭創傷，這處城門難免遭到戰火殃及而毀壞。數年後，葉大旺重修南陽城遂將其廢棄。
中國古代城池中甕城的設置興盛於五代、北宋。宋代州城大多設有甕城，起著屏障城門的作用。因受地域限制，青州宋城門遺址外的這個甕城規模極小，甚至並未建造。報紙報道說：“在宋代城門北側14米處，考古人員還發現一早期石牆，與宋代城牆遺址方向一致呈東西向，用大石塊壘制而成。該石牆疊壓在宋代城門北側路土的下面，考古專家判斷，石牆的時代應早於宋代城門。”由於宋城門遺址外必須有座橋樑與它對應，而熙寧十年（1077年）朝廷曾應京東路轉運使王居卿之請修建青州城，當時於南陽河“南岸置釣橋”，因此這處石牆或與釣橋基址有關。但要繼續發掘，看其長度和範圍再定性質，也不排除是固岸長堤或者城防輔助性建築——羊馬牆下的鵲臺的可能。
二、明代城牆遺址
明代南陽城牆被考古發掘出來，展示了一段明城牆的真實風貌，我們清晰可見，它是磚包土結構。關於南陽城的建置沿革史，《光緒益都縣圖志·營建志》載：“建始之年不可考，唐宋以來皆因之。本土城，明洪武三年（1370年），守禦都指揮葉大旺甃以甓石，增崇數尺，周十三里有奇，高三丈五尺，池廣亦如之，深丈有五尺。門四：東曰‘海晏’（舊名海岱），南曰‘阜財’（舊名雲山），西曰‘岱宗’（舊名泰北），北曰‘瞻辰’（舊名凌霜）。天順間，都指揮高源、知府趙偉、徐鬱修城樓、臺、鋪。正德七年（1512年），僉事牛鸞、知府朱鑑；嘉靖八年（1529年），知府江珊，相繼修。嘉靖十三年（1534年），兵備僉事康天爵增筑西門月城。國朝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知府陶錦修城東門及南門樓，又修東南隅文昌樓。六十年（1721年），重建樓垣。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知府李濤請帑修。道光二十一年、二十二年（1841、1842年）知府方用儀、署知府英桂倡捐重修。”南陽城毀於近世，此次考古發掘前僅萬年橋東南側和範公亭三賢祠附近城牆遺蹟尚存，顯示著巍峨壯觀的雄姿。
南陽城因瀕臨南陽河而得名，又由於明城池輪廓形似臥牛，俗稱“臥牛城”。該城至遲金朝已得其名。於欽《齊乘·郡邑》所引金人李餘慶《齊記補》中首次明確提到“南陽城”之名，即青州“（金）天會（1123~1137年）中……治南陽城。”對於南陽城的始建時間，目前權威說法是《光緒益都縣圖志》編纂者們的考證結論——北魏孝明帝熙平二年（517年）重修東陽城，同時於陽水之南筑南郭。但筆者研究發現，這僅是一個建立在理論上的推測而已，其實南郭此前業已見諸正史。如《宋書·沈文秀傳》載：明帝泰始三年（467年），北魏蜀郡公拔式統率數萬大軍包圍青州東陽城，“十月，進攻南郭。”這條資料明確無誤地告訴我們，劉宋時的東陽城已是一座建有南郭的城池。再如《魏書·刁雍傳》載：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北魏壽光侯叔孫建率軍“攻東陽，平其北城三十許步。”從東陽“北城”可推導出南陽河南岸應當建有南郭，這座“北城”是相對於南郭而言的。此時上距東晉青州刺史羊穆之於義熙六年（410年）建造東陽城不過13年，因而我們有理由認為東陽城及南郭應是同時建造。於欽就曾推測南郭與東陽城“或皆羊穆之所築”，看來確實有些道理。
明代大規模修繕南陽城的時間存在兩種說法，即洪武三年和四年（1370、1371年），均見《光緒益都縣圖志》及所引明代文獻。這一年的出入，我意應該分別是開工和竣工的時間。那麼，明初為何要重修南陽城呢？這是因為該城經過元末農民戰爭的破壞，已經殘破不堪了。當時在山東都指揮使葉大旺主持下，對南陽城進行了全面修復，從“已出土180米長明朝城牆遺址”來看，牆體雄偉堅固，無疑是青州歷史上建造質量最高的城牆。我認為明南陽城建造質量較高並不斷重修的原因有三：一是元末明初出現了中國歷史上最後一次大規模的城池建造運動，這也是歷史上用磚石築造城池的最大一次築城運動。南陽城被“甃以甓石”，正是這一時代背景下的產物。二是青州政治地位重要的緣故。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於青州置山東行中書省，轄全省6府15州89縣。九年（1376年）山東行中書省改名山東承宣布政使司，西移濟南，青州由省會降為府治。一般認為這是青州地位的大下降，其實不然。明王朝建國後在政治上實行分封制度，洪武十五年（1382年）太祖第七子齊王朱榑就藩青州，建造了規模宏大的齊王府，這個親王府邸實乃一座城中城，其北門“廣智門”距離出土的這段明城牆不過數百米。齊藩廢后，漢王朱高煦又被詔封青州，他是當時除成祖朱棣、太子朱高熾外，大明王朝的三號人物。朱高煦雖未奉詔就藩，但這足以表明青州在明統治者心中的分量。弘治十二年（1499年）憲宗第七子衡王朱祐楎就藩青州，傳六世七王，直至明亡。由此可見，明代南陽城不僅曾系山東行中書省治地，更是齊藩、衡藩所在，政治地位十分突出。三是南陽城很可能是動用軍隊修築而成。洪武三年（1370年）升青州衛為山東都衛指揮使司（八年改都指揮使司）。都衛指揮使司節制方面，長官稱都指揮使，正二品，執掌全省軍政。葉大旺身為首任山東都指揮使，乃地方最高軍事長官，可以直接動用兵力修建城池。此後重修東陽城、南陽城的王德、高源官職也是都指揮使，而且齊王府的修建任務還明載是由軍隊承擔完成。毫無疑問，動用軍隊比徵調民夫修建城池更有效率，可謂事半功倍。
頗需一提的是，這次修城較之元朝有四個大變化：一是將城池從周長二十里縮減為十三里，去除了原屬城區的今東關一帶。也就是說，葉大旺重修南陽城不是擴建而是縮建。明初因元末戰亂，青州人口驟減，城區幾為廢墟，這是城市規模壓縮的根本原因。南陽城這次雖系縮建，卻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不僅是青州歷朝城市建設中修建質量最高的一次，而且比同時重修的濟南城規模還大。洪武四年（1371年）全面修繕濟南城，土城牆變磚城牆，全城周長十二里四十八丈，高三丈二尺。青州南陽城較之濟南城不僅周長略長，還高出三尺。二是將整座城池“甃以甓石”，變成磚城。三是增加城牆高度並開鑿護城河。既比原來元城牆“增崇數尺”，又開鑿了“廣三丈五尺，深丈有五尺”的護城河。其中，東門海岱門外護城河在宋元時尚無，系明代新開鑿。四是城門由元代五門減少為四門，即廢棄了考古發現的這處宋迄元末的城門及東北門。又於這兩個廢棄城門之間新創了萬年橋北的凌霜門。順便指出，與凌霜門隔河正對的東陽城南門——南天門亦非宋元城門無疑，它是王德修東陽城時為與凌霜門對應而新闢的城門。在這四個變化中最大的變化是壓縮了城區規模，將元南陽城縮建為明“臥牛城”了。
還應補充說明的是，南陽城何時由土城變為磚城？明康天爵《增築青州府城記》稱：該城“歷唐、宋、金、元，率皆覆土。明洪武辛亥（1371年），始加甓甃。”這一說法，恐有不妥。據《元史·世祖紀》載：“（中統）二年（1261年）……李璮擅發兵修益都城塹。”對此，《元文類·張宏行狀》則明確說道：“益都因澗為城……今更包以磚石。”李璮乃金末紅襖軍首領李全、楊妙真夫婦之子，他調動軍隊將益都城（即南陽城）“包以磚石”，憑藉堅城，對抗朝廷。這說明早在蒙元時青州南陽城已由土城變為磚城，這就從根本上動搖了明初“始加甓甃”的傳統說法。那麼，為何康天爵對李璮“包以磚石”往事未置一詞呢？這有兩種可能：一是經過元末戰亂，百年前的磚城已基本被毀，鮮為人知。二是康氏有意對前朝叛臣修城之事不屑一提。竊以為後者可能性較大。因葉大旺是對元城牆“增崇數尺”、“甃以甓石”，所以明城牆內所包之土城牆，即元城牆。我們今後的考古發掘工作，需要留意尋找元磚城遺蹟。概而言之，南陽城牆包磚始自蒙元李璮割據山東時，此前一直為土城，正式大規模磚砌城牆則在明初。
文獻中的明代南陽城資料頗值一提。明人吳斌在《青州歌》中高唱：“青州高城雄九州，城門天上飛瓊樓。”“嵯峨城闕帝子宮，天人遙鎮滄海東。”康天爵《增築青州府城記》盛讚道：“南枕山麓，北距河流，雉堞翬飛，樓觀雲麗，隱然東方一巨鎮也。”清《咸豐青州府志·形勝考》則評雲：“倚山俯澗，基址壯闊，雉堞排密，積穀屯兵，可容十萬，所謂天府之國，古王伯所爭都。山東之地以青州為根本，濟南為門戶，此言非虛論也。”
關於“水門遺址”，報紙報道：“由長方體的巨石壘成”，“東西長26.2米，與明代城牆一體而向北突出3.1米，殘高2米，與益都縣圖志對照吻合，基本確定為益都明城的水門遺址。”但就筆者現場考察情況來看，這不是水門遺址，因為既未發現水門涵洞，又見遺址內部系夯土結構。這實際上是一個城臺遺址。如所周知，城臺亦稱牆臺，是城牆上每隔一定距離就修建的凸出牆外的臺子，平面有長方形、半圓形兩種，因外觀狹長，狀如馬臉，俗稱馬面。城臺一般依據需要而設，大多建在城牆外側陡峭崖邊，砌有垛口，可以瞭望、放哨、屯兵和存放戰備輜重（如滾木、雷石），主要功能是加強城池防禦能力。當敵人逼近、準備登城時，守兵可憑藉城臺，消除城下死角，自上而下三面攻擊敵人。由《光緒益都縣圖志·城內坊巷》知，清南陽城共建有24個城臺，僅北門瞻晨門與西門岱宗門之間即有5個城臺和1個“水門址”。考古發掘的這處城臺遺址正是“水門址”西邊第一個，因其地近“水門址”，導致誤判。這個城臺遺址系磚石結構，下面石砌，上部包磚（已佚）。筆者於遺址上看到一件殘留腐朽木柱的柱礎，謹按城臺有實心、空心兩類，空心者牆體開窗，守兵可躲藏其中攻擊敵人。這個柱礎表明此城臺或屬空心城臺，但這要進一步清理後才能做出判斷。考明南陽城在這一帶確實曾建有一個水門，據《嘉靖山東通志·山川下》載：“張仙洞，在陽溪（南陽河）北岸，與（青州）府城水門相對。”對此，《光緒益都縣圖志·營建志》說得很明白，這是“舊水門”；《城內坊巷》圖中也標註得很清楚，此乃“水門址”。可知這個明水門在清代業已廢棄，清人所見自非全豹，很可能當時就搞錯了。我推測這個“水門址”位於萬年橋西鐸樓西北，地當今衡王橋東數十米處，如果進行發掘或許還能找到。清南陽城於“東北角樓下（有）大水竇，洩城內陰溝之水。”此大水竇承擔起了前朝水門的作用。
三、保護利用措施
作為青州首個考古發掘出來的宋代城門遺址，對於整座青州古城研究具有彌補缺環的重要意義和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學術價值。回首反觀出土的這段明代城牆，竟是如此的雄偉大氣。對照《光緒益都縣圖志·縣城全圖》可知，明清城牆堅實厚重，固若金湯，兼有防禦、防洪雙重功能，具有重要的歷史、藝術、科學價值。這是青州文明發展的見證，是寶貴的不可再生資源。有鑑於此，筆者建議對這處文化遺存儘快採取保護和利用措施。
首先，組織專家考察現場，召開學術研討論證會。申請將遺址公佈為山東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劃定明確保護範圍，城牆延伸區內不得搞任何建設，已經在建的工程項目立馬叫停或限制建築規模，切實保護好這一難得的文化遺產。
其次，在科學保護規劃基礎上，賦予遺址適當利用方式，做到保護與利用並重，達到文化遺存長久傳承目的。北宋城門和明代城牆在青州古城修復建設之際，應世而出，保護利用，正當其時。令人欣喜的是，遺址的發掘成果及周邊環境適合就地建設考古遺址公園。目前看來，對這處文化遺存最大的威脅是風吹日曬雨淋，考古遺址公園可採取沿城牆上方建造長廊的方式對牆體加以保護。北宋城門屬於珍貴歷史遺蹟，更需加倍用心呵護，可在遺址上加蓋木質城樓或搭建大型頂棚，起到保護和標示城門位置的雙重作用。採用考古遺址公園這種開放保護方式無疑是合理的，既能使遺址在自然狀態中呈現著當年風貌，又可徹底拉近公眾與考古的距離，讓越來越多的人直擊和觸摸文化遺產，瞭解腳下的歷史，感知城市的興衰。這樣在保護好遺址的同時，又為青州旅遊業注入新活力，實現了文化遺存的社會價值，收到保護與發展雙贏的功效。
最後，爭取加大考古資金投入，繼續擴大發掘範圍，進一步加強對遺址佈局結構和功能的深入探索。須知挖出有價值的東西不易，研究起來更難，這項工作還需積極跟進。 ZNR中國網 浙江頻道 浙江權威新聞宣傳要以這次考古發掘為契機，展開對整座南陽城城牆的摸底調查，這對研究青州歷史文化將有深遠意義。還要注意結合城牆和城門自身特點，從古代交通，甚至文學角度，尋找更多與青州城有關的歷史文獻資料，以便讓社會各界對青州古城有著更深瞭解，為將來遺址的全面展示和申報全國重要考古發現做好充分準備。（李 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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