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思達
不管在後世那些文人士大夫的筆下寫得有多麼美好，仁宗朝對一般的普羅大眾來說，都絕不是一個理想的時代。只要稍微翻看一下時人留下的資料就能明白，慶曆年後的普通宋代百姓其實被壓榨得有多苦。
出現這種局面，最直接原因就是宋夏戰爭所帶來的巨大財政壓力。宋夏戰爭爆發之後，北宋常年在西北用兵，同時還要留下足夠的兵力防守遼國，監視國內。軍隊很快就增長到125萬（慶曆年間），幾乎是北宋建國初期的6倍。雖然這支軍隊在對外戰爭中一敗再敗，但養軍的費用卻不能省下。龐大軍費開支成為北宋政府財政的重頭，也迅速壓垮了整個財政。到了慶曆年間，政府平均每年都有差不多300萬緡的赤字，到了皇祐年間，不計其他，光錢這項的財政赤字就已經達到徵收正賦的4倍之多。
如此大的財政赤字，宋仁宗和他的士大夫們也只能通過種種方法增加稅收，無非就是擴大商、酒、鹽稅徵收範圍、玩弄手法加重稅負、創造新徵收項目等。特別是商、酒、鹽等各種雜稅的徵收，到了慶曆年間，下至果瓜都有稅，使得收入增加到了仁宗即位之初的4倍，讓正常的兩稅收入都顯得比重下降了。顯然，這種狀況反映出的絕不是什麼商業更加發達，而是剝削更加沉重，仁宗時代普通百姓，承擔了比以往更多的重負。在這種情況下，爆發影響深遠的貝州王則之亂，似乎也是在所難免的了。
慶曆之際，彌勒教在河北路極為盛行，“自州縣坊市，至於軍營，外及鄉村，無不向風而靡”（張方平《論京東西河北百姓傳習妖教事》）。在這些信眾中，有早年因為饑荒流落到北宋貝州（今河北邢臺）參軍的一名小軍官王則，據說他當年離家之時，母親為了日後重逢見面相認，在他背上了刺下了一個“福”字。可能是由於體質原因，這個“福”字高高隆起，使得王則被神化公推為當地彌勒教的領袖。憑藉著彌勒教作為工具，王則在德、齊諸州有著相當影響力，甚至連貝州州吏張巒、卜吉都是其屬下。這個彌勒教到底是什麼類型的宗教，現在已無從得知。有學者通過他們奉為經典的《滴淚經》就是摩尼教的《佛說滴淚》一書推斷，可能是摩尼教有所關係。也就是說，王則和後來江浙起義方臘，很可能有著某種淵源關係。
王則原定於慶曆八年（1048）正月初一聯絡各地信徒，截斷澶州浮橋，在河北多地同時發動起義，不過由於他徒弟潘方淨自作主張，想要行刺北京（今河北大名）留守，結果未成反而被捕，迫使他只能提前到慶曆七年的十一月二十八日發動起義，一舉拿下了貝州，俘虜了知州張得一等官員，宣佈自立為“東平郡王”，建國“安陽”，改元“得聖”。按照他原定計劃，除了貝州之外，其他同夥還要在河北深州、齊州等諸地同時發動，但因為貝州行動提前，官府已經得到消息有所準備而未能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