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節是由一個國家制定的用來紀念國家本身的法定假日。
1949年12月12日，新中國政府通過了《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的決議》，將每年10月1日，即新中國成立的偉大日子，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
這一節日具有全國性、全民性的特點，近代民族國家籍此以塑造國家認同、凝聚民心，此外，國慶閱兵也是向國際社會展現國家力量與決心的重要平臺。
在新中國成立的七十餘年中，國慶節共舉行了十五次閱兵典禮。
分別是1949年至1959年間的11次（1960年，本著勤儉建國的方針，中共中央、國務院取消了一年一度的閱兵典禮）、1984年35週年慶、1999年50週年慶、2009年60週年慶以及2019年70週年慶。
並非所有國家的國慶日都是國家成立的日子，出於本國的歷史傳統，世界上許多國家的國慶日有著各自的含義。
如法國的國慶日在每年的7月14日，這是為了紀念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佔巴士底獄，推翻君主政權的壯舉，象徵著自由與革命。
美國的國慶日，即獨立日，在每年的7月4日，1776年的這一天，大陸會議在費城正式通過《獨立宣言》，宣告英屬北美殖民地將脫離英國獨立，故以此日為獨立日。
而與我國同為東亞國家的日本，其國慶日一般來說有兩個，一個是2月11日，即建國日，另一個則是日本天皇的誕辰，名為“天長節”。
這種全國性的節日似乎與近代民族國家的建立息息相關。但事實卻並非如此，“國慶”並不是近代民族國家的“專利”。
歐洲南部的袖珍國聖馬力諾早在公元301年9月3日國家成立之初，便確定了這一天為國慶日。儘管國家體量甚小，但在曲折複雜的歷史進程下，這一節日卻幸運地維持了近兩千年未被中斷。
其實，國慶活動在我國也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詩經》中描述了類似於國慶盛況的場面，西晉時期的文學家陸機在《五等諸侯論》中提出了有關“國慶”的概念。
唐玄宗將自己的誕辰定為“千秋節”，為我國最早的具有國慶性質的節日。隨後各代，雖名稱各有不同，但將皇帝的誕辰定為舉國同樂的國慶之日已成不變之制。
那麼，我國曆史上最古老的“國慶”是怎樣一番場景？各代的“國慶”又都有什麼不同的特點呢？下面，我們將溯流追源，詳細地談談我國曆朝歷代國慶日的承嬗離合。
一.“國慶”的起源
我國曆史上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中的《小雅·甫天》記載：“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谷我士女。”
這一段文字描述了為慶祝五穀豐登，國家在盛大的祭祀儀式中獻祭羔羊，琴瑟和鳴，農夫歡慶的盛大場景。
西周時期禁止民眾飲酒作樂，老百姓只有在特定的慶典中才有此縱情狂歡的機會，從意義、氛圍、性質上來說與後世千秋節、萬壽節民眾聚集、鼓樂齊鳴的全國性歡慶活動頗有共通之處，似可視為我國國慶慶典之濫觴。
“國慶”這一詞語在西晉時期始見諸文獻，當時的著名文學家陸機在《五等諸侯論》中寫到：“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
這句話的意思是人臣在國慶的時候獨佔利益而不能與君、與民同樂，那麼在君主遇到危機時也不會與其共同應對。
在此，“國慶”一詞帶有舉國歡慶、與民同樂的意涵，但還沒有具體為一個固定的全國慶典日。那麼，作為非歲時節日的國慶日什麼時候才正式出現呢？
二.國慶節之始——唐宋時期的國慶節
我國曆史上最早具有國慶性質的節日出現在唐朝，名為“千秋節”，史籍載：
“開元十七年八月五日，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張說等上表請以是日為千秋節，著之甲令，佈於天下，鹹令休假。”（《唐會要》卷二十九）
開元十七年，唐玄宗李隆基以其誕辰八月初五日為“千秋節”，並賜假三日。
節日當天，大臣要進獻萬壽酒，王公外戚需進獻金鏡綬帶，而普通百姓則佩戴絲制的承露囊，相互問候贈禮。正如王安石《拒霜花》所述：“開元天子千秋節，戚里人家承露囊。”
此外，這一天在長安城還有盛大的演出。據《新唐書》所載，每年的千秋節，唐明皇李隆基都會在花萼相輝樓擺下盛大的宴會。
由諸國使節奉上祝福與禮品，皇帝也會回賜“千秋鏡”等物品，君臣外賓飲酒共慶。掌管宗廟禮儀的太常卿列隊於樓下，樂隊既奏雅樂，亦彈胡曲。
五坊使引良馬、大象、犀牛入場為戲，數百衣著華麗的宮女擊打雷鼓，奏《小破陣曲》，金吾衛士則身執甲杖肅然立於兩側，京城的群眾也紛紛走出家門觀看這一盛景，一時間摩肩接踵、萬人空巷，可謂一派太平盛世景象！
後世的唐朝皇帝仿照玄宗將自己的誕辰定為舉國歡慶之日，“千秋節”先後更名為“天長節”、“地平節”、“慶成節”、“慶陽節”等等。
但由於安史之亂爆發後唐朝綜合國力由盛轉衰，“千秋節”舉國狂歡的場景與盛唐一同遠去，從此僅殘存於一代唐朝人的記憶之中。
宋朝沿襲了唐朝舉國慶賀皇帝誕辰的這一節日，稱為“聖節”，肇始於宋太祖建隆元年，其在位期間的“聖節”稱為“長春節”。
以後歷代皇帝即位之初，宰相便帶領群臣奏請設節為皇帝慶生，前代帝王的“聖節”就此為新皇“聖節”所代替。
宋朝的國慶日僅休假一日，但宮廷宴會的排場卻絲毫不次於大唐“千秋節”。《東京夢華錄》記載了宋徽宗時“天寧節”的宏偉場面：
文武百官簪花依次上殿祝壽，隨後與遼國、高麗、西夏使節並坐於大殿之上，教坊樂部數百人列于山樓下彩棚中，皆裹長腳幞頭，服紫緋綠三色寬衫，鍍金凹面腰帶，又有高架大鼓二面，彩畫花地金龍，擊鼓人背結寬袖，身套黃窄袖，垂結帶金裹鼓棒，兩手高舉互擊，每遇舞者入場，則排立者叉手，舉左右肩，動足應拍，一齊群舞，謂之“挼曲子”，在此期間，皇帝共賜九盞御酒，每一盞御酒飲後都有不同的節目上演。
值得一提的是，北宋時曾為兩位皇太后立過此節，分別是仁宗時的太后劉氏，立生日正月初八為“長寧節”以及哲宗時宣仁太后，立生日七月十六為“坤成節”。
除此之外，政府還要在各地的僧寺、道場開建
“祝聖壽”道場，且下令禁止屠宰、民間喪葬以及執行死罪等有違天和的活動。三.由歡慶到莊嚴——明清國慶節的嬗變
明清時期的國慶節名為“萬壽聖節”，亦稱“萬壽節”。作為我國帝制時期的最後兩個朝代，一方面，這一時期中央集權高度集中，皇權達到中國歷史上的頂峰。
另一方面，作為東亞地區的龐然大物，兩朝與周邊國家的外交遵行以“厚往薄來”為原則的朝貢體制。
與之相應，慶賀皇帝誕辰的“萬壽節”上升到了與“正旦節”、“冬至節”併為明代三大節的高度，節日氣氛也由唐宋時期的歡慶逐漸轉化為莊嚴。
明開國君主朱元璋極其注重禮樂制度在國家治理中發揮的作用，有明一代的禮制幾乎都確立於洪武年間。
國慶節，這一在唐宋時期以舉國歡慶為主的全民狂歡日在明代轉變成了規矩嚴苛、條目清晰的“萬壽節”。
這一點可以從“萬壽節”的朝賀制度中看出，據《明會典》《禮部志稿》等史籍載，明代的“萬壽節”有著兩套平行的朝賀體系，一套是命婦，一套是百官藩國。
在這種制度下，誥封的命婦需要向太后、皇后與太子妃朝賀，百官藩國包括皇族、宗藩、百官、聖賢后裔、羈縻衛所、土司、附屬國，他們既需向皇帝朝賀，也需向太子朝賀。
值得一提的是，明代首創了聖賢后裔朝賀制度，給予孔孟後人以殊遇，體現了明代統治者以儒治國的理政思想。
“萬壽節”當日清晨，一陣密集的鼓聲響起標誌著朝賀典禮的正式開始：
一鼓，文武百官著朝服列於午門外；二鼓，引禮官引百官從左右掖門入；三鼓，執事官伺候皇帝起駕，落座於大殿。
皇帝升御座後，又有贊禮官主持進表、宣表、奏樂等一系列活動，最後百官將皇帝送到華蓋殿，朝賀皇帝的儀式才結束。
朝賀典禮完畢，皇帝會在奉天殿賜大宴。大宴與朝賀儀式一樣，也有著一套相當繁雜的禮儀制度。
大宴開始後，按身份高低先後落座，四品以上的官員方能坐在殿內，五品以下官員則坐在大殿的東西走廊。
與宋朝國慶宴相仿，百官共向皇帝進酒九次，每一爵酒飲後，教坊司會奏響不同的音樂，並伴隨著不同意義的舞蹈。
待九爵酒進過，百官跪送皇帝還駕，宴會就此結束。整個宴會在禮制的指導下進行，氛圍比起前朝國慶宴自然肅穆規整了許多。
清代的“萬壽節”較之明代規模更為宏大，禮儀亦繁瑣，其中，整旬“萬壽節”的籌辦尤為統治者所看重。
如康熙五十二年，聖祖玄燁六旬萬壽盛典便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進行籌辦，早在盛典以前，康熙帝便派遣諸多大臣分祀天、地、太廟、社稷。
僅在盛典前的祭祀就撰寫了六十道祭文，又取黃縀銷金龍夾袱六十個，盛祭文竹筒六十個，帛匣六十個，寫祭文白鹿裱紙六十張、香亭一座、龍亭一座、御仗一對、降真香六十柱、速香六十斤。
此外，還要在京城佈置大量的建築景觀，包括各處道路的修繕、對街道兩旁商鋪的收購以及諸多假山、亭臺的修葺油飾等。
與此同時，民間也會籌辦各種各樣的慶祝活動。比如各地衙門以及會館商鋪一律張燈結綵，又有鬧市區懸掛五色彩幔，舞榭歌臺處處精心佈置，光明徹夜。
“萬壽節”的影響並不僅限於當日，節前節後的許多活動也受此影響。首先，文武百官需身穿蠎服七日以示對皇帝的敬重，名為“花衣期”。
如遇正旬萬壽節，這一時間還要延長，前文提到的康熙六旬大壽所規定的“花衣期”便有二十一天。
其次，賀皇帝誕辰的全國性慶典自然要與喪葬刑罰之事錯開，史籍載，“萬壽節”前後一個月各官衙不理刑名，恩赦之人一律開釋，有喪葬出殯者也要與這一時段相比。
這種規模宏大的國慶盛典雖能彰顯清王朝的鼎盛國力，增加一定的“國際威望”，但於民生實際並無裨益。
如果說康熙朝的“萬壽節”對於當時官員廉潔、財政充裕、計劃精深的清政府而言尚在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
那麼晚清政府在財政捉襟見肘，海外列強窺伺的情況下卻依舊大操大辦，浮誇的節日靡費僅能造成勞民傷財乃至國基動搖的後果。
正所謂：“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這種“國慶”的代價對於普通百姓來說未免有些沉重。
結語
國慶佳節在我國有著悠久的傳統，早在唐玄宗開元年間便為紀念誕辰設有“千秋節”，全國休假三日，減免賦稅，率土同慶。
此後歷朝歷代的皇帝均延續了這一皇帝賜宴，百官鄰國祝壽，全國人民歡慶的傳統。與此同時這一節日的意義、地位、氛圍也發生了一些轉變。
在宋代，不只是為了紀念皇帝的誕辰，皇太后的誕辰有時也被立為國慶之節。而明代的“萬壽節”甚至成為了三大節之一，這一非歲時節日被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與之相對應的是節日禮儀的正規化，其氛圍也由歡慶逐漸轉向了莊嚴。
如今，國慶節不僅具有紀念新中國成立，凝聚民心的意義，也是佇立於世界的新中國籍由閱兵儀式，展現本國現代化軍事成就的舞臺。泱泱大國風，文明禮儀邦，願祖國昌盛富強！
參考文獻：
http://www.gov.cn/test/2005-05/24/content_18251.htm中國政府網
朱瑞熙：《宋代的節日》，《上海師範大學學報》1987年第3期
石偉華：《明代節日朝賀制度研究》，2014年福建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李曉媛：《清代萬壽盛典研究》，2017年山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文/史海觀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