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管锥

随看随想

诗文选本于古典作品的普及教化之功,不容轻忽。许多选辑本、注释本、笺疏本,因其精当可靠,允称经典:如程俊英之于《诗经》、余冠英之于汉乐府、王伯祥之于《史记》、余嘉锡之于《世说新语》、萧涤非之于杜诗、唐圭璋之于宋词,等等。

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视域开阔,特色鲜明,虽不是《管锥编》《谈艺录》那样的煌煌大著,却同样享有盛誉。该书自序,钱先生论及选作“去取的标准”,堪称精彩纷呈的诗论。所选诗作之前,诗人简介文字,每作点评臧否,涉笔成趣,简直灼见睿识的现代“诗话”,令人悦目赏心。这里选刊关于苏轼、秦观各一则,可窥其一斑。(任余)

苏轼(1037—1101)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士,眉山人,有《东坡集》《后集》《续集》。他一向被推为宋代最伟大的文人,在散文、诗、词各方面都有极高的成就。他批评吴道子的画,曾经说过:“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从分散在他著作里的诗文评看来,这两句话也许可以现成地应用在他自己身上,概括他在诗歌里的理论和实践。后面一句说“豪放”要耐人寻味,并非发酒疯似的胡闹乱嚷。前面一句算得“豪放”的定义,用苏轼所能了解的话来说,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用近代术语来说,就是:自由是以规律性的认识为基础,在艺术规律的容许之下,创造力有充分的自由活动。这正是苏轼所一再声明的,作文该像“行云流水”或“泉源涌地”那样的自在活泼,可是同时候很谨严的“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李白以后,古代大约没有人赶得上苏轼这种“豪放”。

他在风格上的大特色是比喻的丰富、新鲜和贴切,而且在他的诗里还看得到宋代讲究散文的人所谓“博喻”或者西洋人所称道的莎士比亚式的比喻,一连串把五花八门的形象来表达一件事物的一个方面或一种状态。这种描写和衬托的方法仿佛是采用了旧小说里讲的“车轮战法”,连一接二地搞得那件事物应接不暇,本相毕现,降伏在诗人的笔下。在中国散文家里,苏轼所喜欢的庄周和韩愈就都用这个手法;例如庄周的《天运》篇连用“刍狗已陈”“舟行陆、车行水”“猿狙衣服”“桔槔”“柤梨橘柚”“丑人学西施”六个比喻来说明不合时宜这一点,韩愈的《送石处士序》连用“河决下流”“驷马驾轻车就熟路”“烛照”“数计”“龟卜”五个比喻来表示议论和识见的明快这一点。在中国诗歌里,《诗经》每每有这种写法,像《国风》的《柏舟》连用镜、石、席三个形象来跟心情参照,《小雅》的《斯干》连说“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翚斯飞”来形容建筑物线条的整齐挺耸。唐代算韩愈的诗里这类比喻最多,例如《送无本师》先有“蛟龙弄角牙”等八句四个比喻来讲诗胆的泼辣,又有“蜂蝉碎锦缬”等四句四个比喻来讲诗才的秀拔,或像《岣嵝山》里“科斗拳身薤倒披”等两句四个比喻来讲字体的奇怪。但是我们试看苏轼的《百步洪》第一首里写水波冲泻的一段:“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四句里七种形象,错综利落,衬得《诗经》和韩愈的例子都呆板滞钝了。其他像《石鼓歌》里用六种形象来讲“时得一二遗八九”,《读孟郊诗》第一首里用四种形象来讲“佳处时一遭”,都是例证。词里像贺铸《青玉案》的有名结句把“烟草”“风絮”“黄梅雨”三者来比“闲愁”,就是“博喻”的佳例,最突出的是嫁名谢逸的《花心动·闺情》用“风里杨花”等九物来比好事不成。上古理论家早已著重诗歌语言的形象化,很注意比喻;在这一点上,苏轼充分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苏轼的主要毛病是在诗里铺排古典成语,所以批评家嫌他“用事博”“见学矣然似绝无才”“事障”“如积薪”“窒、积、芜”“獭祭”,而袒护他的人就赞他对“故实小说”和“街谈巷语”,都能够“入手便用,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他批评过孟浩然的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这句话恰恰透露出他自己的偏向和弱点。同时,这种批评,正像李清照对秦观的词的批评:“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在那种创作风气里古典成语的比重。

不用说,笺注家纷纷给这种诗吸引。在北宋早有赵次公等五家注的苏诗,南宋到清又陆续添了十多家的注本,王文诰的夸大噜囌而绝少新见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在清代中叶做了些总结工作;其他像沈钦韩的《苏诗查注补正》和张道的《苏亭诗话》卷五都算得规模比较大的增补。最可惜的是陆游没有肯替苏轼的诗集作注,这跟杜甫和李白的“樽酒细论文”没有记录一样,是文学史上的大憾事。

秦观(1049—1100)字少游,又字太虚,高邮人,有《淮海集》。在苏轼苏辙兄弟俩的周围有五位作家,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和陈师道,所谓“苏门”。张耒和晁补之都有诗把这一“门”五口儿描写在一起,仿佛是来了个“合家欢”。不用说,一家人之间也往往分个亲疏厚薄,陈师道就觉得苏轼待秦观比待自己亲热,后人还代他抱不平。这五位诗人并不模仿苏轼的风格,而且除掉陈师道受黄庭坚的影响以外,彼此在创作上各人走各人的路。晁补之的诗最差。只有一点值得提起:宋代对李白虽然推崇,不像对杜甫那样的效法;晁补之和同时的徐积、郭祥正也许是欧阳修、苏轼以后仅有的向李白学习的北宋诗人。徐积甚至说杜甫比起李白来,就像“老骥”去追赶“秋鹰”“霜鹘”。

秦观的诗内容上比较贫薄,气魄也显得狭小,修辞却非常精致;只要看李廌《师友谈记》里记载他讲怎样写律赋的许多话,就知道他对文字的琢磨工夫多么细密,怪不得朋友说他“智巧饾饤,只如填词”,又说“铢两不差,非秤子上秤来,乃算子上算来”。他的诗句“敲点匀净”,常常落于纤巧,所以同时人说他“诗如词”“诗似小词”“又待入小石调”。后来金国人批评他的诗是“妇人语”“女郎诗”,其实只是这个意思,而且不一定出于什么“南北之见”。南宋人不也说他的诗“如时女游春,终伤婉弱”么?“时女游春”的诗境未必不好。艺术之宫是重楼复室、千门万户,决不仅仅是一大间敞厅;不过,这些屋子当然有正有偏,有高有下,决不可能都居正中,都在同一层楼上。

(选自钱锺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10月第3版)

《中国教师报》2020年07月15日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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