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名篇《登鸛雀樓》的作者真相
文丨李定廣 裘江*
摘要和關鍵詞
摘要近年來，學界對“白日依山盡”一詩的作者問題又開始爭論，為全社會所關注。主要有三說：“朱斌說”、“朱佐日說”和“王之渙說”。經過文獻調查和邏輯論證後發現：“朱斌說”疑點重重，因《國秀集》編纂粗陋，有內容自相矛盾、作者張冠李戴等嚴重問題。“朱佐日說”乃“小說家言”，實不可信。“王之渙說”有文物實錄為“確證”，宋人司馬光、沈括等從鸛雀樓漫漶不清的題詩中辨認此詩的作者為五個不同的名字：“王之渙”“王之美”“王文奐”“王之奠”“王文渙”，可知此詩的作者一定姓“王”，不姓“朱”，再結合王之渙墓誌所確認的籍貫，以及歷代文獻對此詩歸屬的記載，可以判定這五個名字中“王之渙”是正確的。
關鍵詞 《登鸛雀樓》 作者 真相 王之渙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這首《登鸛雀樓》在國人心中打下了深深的文化烙印。各種經典詩歌選本選它，國家統一教科書也選了它。長期以來，這首詩的作者為王之渙，基本成為國民的常識。然而近年來，隨著傳統文化熱的興起，特別是詩詞熱的興起，一些知名學者撰文或演講，提出《登鸛雀樓》的作者不是王之渙，給全社會尤其是廣大中小學師生造成很大困惑，學界對此詩的歸屬問題也開始爭議。這一爭議與學界其他學術爭議有一個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為全社會所關注，所以我們有責任儘速釐清真相，對社會有個交代。
一、《登鸛雀樓》作者歸屬之爭議
唐詩名篇《登鸛雀樓》的作者，唐宋兩朝典籍所載說法有七：
其一、朱斌。出自唐芮挺章、樓穎所編《國秀集》卷下。
其二、朱佐日。出自南宋范成大《吳郡志》卷二十二引唐張著《翰林盛事》。
其三、王之渙。出自北宋李昉等所編《文苑英華》卷三百十二。
其四、王之美。出自北宋司馬光《溫公續詩話》。
其五、王文奐。出自北宋沈括《夢溪筆談》卷十五。
其六、王之奠。出自南宋陳應行《吟窗雜錄》卷五十。
其七、王文渙。出自南宋江少虞《新雕皇朝類苑》卷三十九。
當代學者莫衷一是，判給朱斌的聲音最大。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林貞愛《非王之渙詩》①之後，共有近十篇論文論證作者應是朱斌。尤其是陳尚君②、佟培基③、張忠綱④、劉學鍇⑤等先生力主“朱斌說”。也有學者認為朱佐日是武則天時人，即初唐人，比朱斌、王之渙時代更早，應該判給朱佐日。有不少學者撰文認為朱斌與朱佐日是同一人。⑥還有學者認為應該判給王文奐。⑦當然，也有學者撰文再次肯定作者就是王之渙。⑧
其實港臺學者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就在爭論《登鸛雀樓》的作者問題，余光中先生寫於1980年的《三登鸛雀樓》中提到吳宏一先生根據芮挺章所編《國秀集》，推斷此詩當為朱斌所作，又據祝誠的《蓮堂詩話》說是朱佐日所作，且疑朱佐日或即朱斌。餘先生在文中說：“希望吳先生再加考證，把此詩的著作權查個水落石出，免得王之渙落個“五首半”之譏。”⑨餘先生生前未能獲得滿意的解答，本文勉力完成他的遺願。
二、“朱斌說”疑點重重
《國秀集》是由唐國子生芮挺章初編於唐玄宗天寶三載（744），國子生樓穎於唐肅宗上元元年（760）續補定稿並撰序⑩。該書卷下“處士朱斌”名下選一首《登樓》：“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重樓。”與今傳王之渙《登鸛雀樓》除了題目不同，正文僅一字之差，當是同一首詩。該書在“王之渙”名下也收了的三首七絕。
出自《國秀集》的“朱斌說”，是當今所知典籍中對“白日依山盡”作者的最早文獻記載，也是今存唐五代典籍中對該詩作者的唯一記載，乍從文獻學的角度看確實非常有力，因為其他諸說的首出文獻都比《國秀集》晚，先出文獻佔優是理所當然的。然而，從考據邏輯上說，並非晚出的文獻就一定不如早出的文獻可靠，並非早出的文獻就一定沒有錯誤。筆者起初也是相信“朱斌說”的，但通過深入研究後發現“朱斌說”可謂疑點重重。
1、 “朱斌說”何以在《國秀集》之後整個唐、宋、元、明再無響應？直至明末鍾惺、譚元春《唐詩歸》和曹學佺《石倉歷代詩選》才重又提起？清代以後復歸沉寂，再無人主張此說？
首先，《國秀集》編纂粗陋，有內容自相矛盾、作者張冠李戴等嚴重問題，歷代不認可。
《國秀集》流傳至今已歷經一千多年，但人們對該書的相關情況似乎知之甚少。筆者多年研究唐詩選本，對《國秀集》瞭解較多。此書編者芮挺章與樓穎二人同為玄宗開元末國子生，國子生即國子監所屬如太學、國子學、四門學等就讀以備應試的學生，唐代稱“生徒”，修完學業通過“監試”獲得參加進士科考試資格，稱為“國子進士”，與地方州府推薦的“鄉貢進士”身份一樣。注意：唐人稱的“進士”是準備參加進士科考試的人，是沒有考取前的稱呼（考取後稱“前進士”），與明清所謂的“進士”指考取後的人完全不同。《國秀集》中芮挺章與樓穎二人的署名分別為“進士芮挺章”和“進士樓穎”，可見兩人當時已獲得參加進士考試資格。他們編《國秀集》目的之一應該是為科舉考試“練兵”服務，故所選多為五七言近體。唐代是抄本時代，想得到許多人的“家集”很難，晚唐太子校書郎顧陶花三十年時間編定《唐詩類選》，仍感嘆“終恨見之不遍”①，芮挺章與樓穎二人既非官員，亦非社會知名文人，僅為兩個在校學生，沒有社會地位和文化地位，交往範圍小，以二人當時的身份和能力，其編選《國秀集》的材料來源，亦不過是學館內資料以及身邊人的習作，名家作品只能假手轉抄、筆錄所見零篇散章而已。其所錄詩人的選擇範圍，所錄詩人水平高下，所選詩歌文字正誤，作品歸屬是非等，錯誤甚多，甚至嚴重自相矛盾。如樓穎自序稱其選錄範圍是“自開元以來，維天寶三載”之“見在者，凡九十人”②。但所錄劉希夷、杜審言、宋之問、董思恭諸家均卒於開元以前，李嶠、張說、張九齡、王泠然、崔曙、王之渙等人，在樓穎編成作序時也都不是“見在者”。可見其自相矛盾之嚴重。其所選詩人及相應詩作尤失水準。明人許學夷在《詩源辯體》中強烈批評：“其所選十數名家而外，皆不知名，故其詩多不工。”③民國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評曰：“顧觀其所選，如李嶠、宋之問、孟浩然諸人，入選都非佳構，至若梁洽、康庭芝、董思恭、鄭審、程彌綸、荊冬倩輩，其詩尤庸陋。”④即使選了盛唐名家“如李頎、常建、孟浩然、張九齡等，所選也都非佳作”⑤，可見編者資料來源之侷限。再者，初唐既然選了杜審言、沈佺期、宋之問，為何不選同時的四傑、陳子昂？既標榜只選盛唐，初編於唐玄宗天寶三載（744），續補定稿於唐肅宗上元元年（760），又為何李白、杜甫、岑參均不見收，反而收錄年輩稍晚於杜甫、主要活動於天寶、大曆時期的樊晃、嚴維？還有，其所錄作品歸屬張冠李戴者，如：卷下“李頎”名下所收《白花原》一首，經李珍華、傅璇琮、佟培基等先生考證，實為王昌齡《白草原》，作者、題目皆誤①；卷下“於季子”名下所收《南行別弟》一首，經傅璇琮先生考證，實為韋承慶詩②。值得注意的是，《國秀集》編選分為上中下三卷，捲上“凡二十四人”，卷中“凡二十四人”，何以卷下突然“凡四十人”？而且作者張冠李戴的問題都出在卷下。卷下乃全書收尾工作，芮挺章“堆案颯然，無與樂成，遂因絕筆”③之後，應是後來樓穎續補定稿草率所致。因此，卷下所收所謂朱斌《登樓》詩或是樓穎在草率續補中張冠李戴。
其次，《國秀集》淹沒不傳，至宋代被發現於舊書攤後又經宋人轉抄、明人翻刻，難免訛誤。
既然《國秀集》朱斌詩張冠李戴的可能性較大，那為何盛、中、晚唐至五代人沒有糾正呢？《國秀集》抄本自編訂以後，經唐五代直至北宋元祐三年（1088）均不見對其有任何文獻提及。宋代官方書目最全面的《新唐書•藝文志》和《崇文總目》均未著錄。傅璇琮先生也認為“且終唐之世，是否流傳，也不甚清楚，《新唐書•藝文志》未曾著錄，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其流傳不廣。”④若不是劉景文於元祐三年（1088）發現於舊書攤，曾彥和“借本錄之”（曾彥和跋）即借來轉抄，恐怕也難逃亡佚的命運，亡佚就不存在“朱斌說”了。其轉抄中剝蝕之訛，魯魚亥豕之誤，必不能免。且《國秀集》唐宋抄本早佚，目前可見最早版本不過是明初翻刻本，翻刻中難保不會再出訛誤。直至明末鍾惺、譚元春《唐詩歸》和曹學佺《石倉歷代詩選》才重又提起則《國秀集》，並提出《登鸛雀樓》作者問題，恐與轉抄、翻刻不無關係。若此，則“朱斌說”更加值得懷疑。
2、《國秀集》編者對王之渙瞭解甚微，連其代表作《涼州詞》都弄錯。
《國秀集》還有一特點，就是在編選詩人時總是冠之以身份頭銜，即便所選詩人在被錄入集中時並無任何官階、頭銜，通常也冠以“進士”或“處士”等名號。《國秀集》將“白日依山盡”詩歸之於“處士朱斌”，至少說明編者對朱斌還有所瞭解——知其為處士。而《國秀集》所選九十位詩人中未列任何官階、頭銜、稱號的僅有四人，依次為：薛維翰、孫欣、王之渙、王羨門。而這四人，正是編者因所知甚少因而胡亂編寫的詩人代表。薛維翰是玄宗時期人，尤工絕句、擅寫閨怨。有名句“頻放剪刀聲，夜寒知未寢”行世，早在開元中便已進士及第。《唐詩紀事》載“維翰登開元進士第”①，而《國秀集》只書姓名，可見編者對其所知甚微。孫欣與王羨門在當時亦當是有名有姓的人物。孫欣和高適有交且曾獲其贈詩（高適有詩《別孫欣》）。王羨門則在當時亦早有名聲，宋代陳思刊印的《寶刻叢編》“唐瀘州刺史康玄辯墓誌”，便是“唐王羨門撰（開元十二年）”②。能為瀘州刺史作墓誌，定不是無名小人物。考之薛維翰、孫欣和王羨門事蹟，可以確定編者對所知極為有限的詩人才只錄姓名。傅璇琮先生在列出四人名單之後，說：“由此可見，即使在天寶時，王之渙的事蹟就已所知甚少了。”③傅先生所言不虛。同是唐人的薛用弱在其《集異記》中記錄“旗亭畫壁”事時，也反覆將王之渙稱為“王渙之”。再看《國秀集》對所錄王之渙詩的文本，當頭一首便是王之渙“傳乎樂章、布在人口”的名篇《涼州詞》。然《國秀集》所載卻是：“一片孤城萬仞山，黃河直上白雲間。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編者竟然將王之渙的代表作都搞錯了，前兩句詩的順序完全顛倒，為“粘對”格律所不允許。這樣低級嚴重的錯誤恐怕難說是粗心的“錯簡”，而是其對王之渙瞭解甚微。編者既不熟悉王之渙的作品，也不瞭解其生平仕歷，那麼將其名作《登鸛雀樓》錯放在朱斌名下也是很有可能的。
三、“朱佐日說”實不可信
“朱佐日說”最早為南宋范成大的《吳郡志》所載：
朱佐日，郡人。兩登制科，三為御史。子承慶年十六登秀才科，代濟其美。天后嘗吟詩，曰：“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問是誰作？李嶠對曰：“御史朱佐日詩也。”賜彩百匹，轉侍御史。承慶嘗為昭陵挽，詞入高等，由是父子齊名。（《翰林盛事》）④
范成大自注此條引自盛中唐間人張著的《翰林盛事》。不僅將《登鸛雀樓》系之朱佐日，並且對其有相關的身份、背景描述。朱佐日的形象較之朱斌更加豐富鮮活，詩的歸屬也是以故事的形式交代清楚。可知朱佐日乃武則天時期的人，“兩登制科，三為御史”自然也非常人。如果此條成立，那麼朱佐日活躍於武后時期，頗有可能性是《登鸛雀樓》的作者。
讀者疑問的是：朱斌和朱佐日是否同為一人？若不是一人，《國秀集》和《翰林盛事》同是唐人作品，成書時間前後僅相差一二十年，何以出現兩人同佔一詩而唐宋人皆不予糾正？若同為一人，“處士朱斌”和“兩登制科、三為御史”朱佐日的身份矛盾如何化解？
遍檢兩《唐書》《全唐文》等重要的唐代文獻，皆未載朱佐日、朱承慶父子姓名，唯宋以後的幾部吳地地方文獻如《吳中人物誌》載其父子姓名，內容與《吳郡志》基本相同。
值得慶幸的是，上世紀出土的唐人墓誌中，有一方朱佐日墓誌，全稱《大唐故信都郡武強縣尉朱府君墓誌》，志雲：“佐日，會稽人也。”已與《吳郡志》所載之“郡人”不合。後雲其“年卅，國子進士擢第，居無何，署信都郡武強縣尉，以判選也。天寶十三載七月終於睦仁裡私第，春秋四十九”，並雲“屈於黃綬”①，那麼其平生僅官至縣尉，與《吳郡志》所載“兩登制科、三為御史”牴牾。據墓誌，朱佐日生於公元705年，該年武則天去世，所謂“天后嘗吟詩”便是無稽之談。
當然，范成大所引《翰林盛事》之朱佐日，與出土墓誌之朱佐日，生平差異較大，會不會是同時代同姓名的兩個人？這種巧合也不能絕對排除。即便墓誌的出土，難以完全否定“朱佐日說”，但結合另一條證據，應該可以否定“朱佐日說”了。這條證據就是，《吳郡志》所載朱佐日子朱承慶“年十六登秀才科”事，是違背史實的。唐代的“秀才科”很是特殊，雖有設置且為常選科目但極其難考。李林甫在《唐六典》謂秀才科“取人稍峻，自貞觀後遂絕”②。《通典》和《舊唐書·職官志》均謂秀才科貞觀後廢絕。“貞觀”為唐太宗年號，從公元627到649年，也就是說公元649年以後就沒有“秀才科”了。但《新唐書·選舉志 》則雲“高宗永徽二年，始停秀才科”③。《文獻通考》所載《唐登科記總目》自永徽二年起，便不再有秀才及第的記錄。“永徽”為唐高宗年號，永徽二年即公元651年。就是說，“秀才科”最遲於公元651年便停廢。朱佐日之子朱承慶若要登秀才科，必須在永徽元年（650）以前。而范成大引《翰林盛事》謂其父親朱佐日在“天后”當政時期任“御史”，“天后”當政時期即公元684年至705年，“御史”屬於從七品上階至從六品下階官員，為唐代中低級官員。按最低推算，假定武后當政的第一年即公元684年，作為中低級官員的朱佐日就已經50歲，則高宗永徽元年（650）朱佐日才16歲。其子朱承慶應該尚未出生，則其“登秀才科”便是天方夜譚。
范成大《吳郡志》自注此條引自唐人張著（張鷟之孫）的《翰林盛事》。關於《翰林盛事》一書的記載，從《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遂初堂書目》《直齋書錄解題》到《宋史·藝文志》均有著錄。可見在有宋一代《翰林盛事》還是流傳較廣的，既然大家都能見到《翰林盛事》一書，何以宋人均不將《登鸛雀樓》詩歸於朱佐日呢？這從側面說明宋人看到的《翰林盛事》中很可能並無此記載，應該是范成大為了標榜吳地人傑地靈而誤錄了“小說家言”。還舉一條旁證：早於范成大的王十朋在注蘇軾詩“井落依山盡”句時引“唐王文奐題鸛雀樓詩云：白日依山盡”，又在注蘇軾“筆研耕學死”句時“援張著《翰林盛事》：王勃能文，請者甚眾。金帛盈積。人謂，心織而衣，筆耕而食。”①此前擔任掌管文書秘閣圖籍秘書監的王十朋在見過《翰林盛事》後，不把《登鸛雀樓》著作權歸朱佐日，卻把著作權歸於“王文奐”，不是很能說明問題嗎？
四、“王之渙說”證據充分
（一）文物實錄是“確證”
王國維曾在《古史新證》中提出“二重證據法”，即用文獻資料與考古文物相結合的方法,來考證客觀的歷史實在。這一科學方法數十年來得到很好地貫徹和進一步發揮，解決了許多重大疑難問題。
現在的問題是：唐人題詩的鸛雀樓至宋代是否還存在？其上諸家題詩的墨跡保存時間是否足以讓宋人看到並抄錄？也就是說，如果能親眼看到鸛雀樓上諸家所題之詩的署名，並謄錄下來，那應該是最可信的，其他紙質文獻的不同記載皆可忽略。因為作者本人親手題寫在鸛雀樓上的詩，還能署錯名嗎？
首先，我們看看北宋大史學家司馬光（1019－1086）的《續詩話》：
唐之中葉，文章特盛。其姓名湮沒不傳於世者甚眾。如河中府鸛雀樓有王之美、暢諸詩。暢詩曰：“迥臨飛鳥上，高謝世人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王詩曰：“白日依山盡，黃河徹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二人者，皆當時賢士所不數。如後人擅詩名者，豈能及之哉！②
司馬光是絳州夏縣人，鸛雀樓名勝就在其家鄉附近，應該很年輕時就去看過，假定他20歲（公元1038年）去登樓，距離盛唐人題詩約300年。司馬光正是有感於部分唐代詩人“姓名湮沒不傳於世”，於鸛雀樓之上抄下王之美與暢諸的兩首詩。“不數”者，不算在內也。從司馬光這段話可見“王之美、暢諸”二人到北宋時名氣不大，不算名人和賢士，人們不大瞭解他們。如果此“白日依山盡”的作者“王之美”就是王之渙的話，說明司馬光對王之渙也不太熟悉，否則應會糾正為王之渙。
其次，我們看看北宋大科學家沈括（1031－1095）的《夢溪筆談》：
河中府鸛雀樓，三層，前瞻中條，下瞰大河。唐人留詩者甚多，唯李益、王文奐、暢諸三篇，能狀其景。李益詩曰：“鸛雀樓西百尺牆，汀洲雲樹共茫茫。漢家蕭鼔隨流水，魏國山河半夕陽。事去千年猶恨速，愁來一日即知長。風煙並在思歸處，遠目非春亦自傷。”王文奐詩曰：“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暢諸詩曰：“迥臨飛鳥上，高出世塵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①
文中的“留詩”指留題詩。沈括從鸛雀樓看到並抄錄的與司馬光略有不同。從這段話可知，鸛雀樓上唐人題詩甚多，沈括認為最好的有三篇，即李益、王文奐、暢諸三人的題詩。“暢諸”與司馬光看到的相同，所不同者，“白日依山盡”的作者一記為“王之美”一記為“王文奐”，必有一人看錯，或者兩人都不確。
這裡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沈括是一位嚴謹的科學家，他在《夢溪筆談》中記錄了許多從親眼所見的文物中謄錄詩文，以及用文物對紙質文獻中的詩文進行訂正的事，沈括往往親眼目驗方敢去偽存真，體現了沈括對於詩文記錄的科學、客觀態度。如卷十四“藝文一”這兩條記載：
長安慈恩寺塔有唐人盧宗回一詩，頗佳。唐人諸集中不載，今記於此：……②
韓退之集中《羅池神碑銘》有“春與猿吟兮秋與鶴飛”，今驗石刻，乃“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③
盧宗回登元和十年(815)進士第，題詩慈恩寺塔當在該年春，距離沈括抄錄時已經270多年。鸛雀樓“白日依山盡”題詩距離沈括抄錄時約330年。沈括作為極具理性、客觀的科學家，他對於鸛雀樓上唐人題詩的記錄是嚴謹真實的。不過，他何以把“白日依山盡”詩作者錄成“王文奐”？
最後，我們看看宋陳應行輯《吟窗雜錄》所載：
河中府鸛雀樓有暢諸、王之奠留題。暢詩曰：天詩圍平野，河流入㫁山。王詩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李益詩曰：漢家簫鼔隨流水，魏國山河半夕陽。④
《吟窗雜錄》一書是彙集自魏文帝至北宋梅堯臣的詩格類著作，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為蔡襄之孫蔡傳（1066—1126）所輯，蔡傳是北宋人，一本記為南宋初人陳應行所輯。這段話值得注意的是：1、正文中“留題”二字，說明確實是從鸛雀樓題詩上錄下來的。2、只各錄了三人的一聯名句，說明他認為在眾多題詩中惟有這三人詩有佳句。3、把“欲窮千里目”一詩的作者記為“王之奠”，又與司馬光所記“王之美”、沈括所記“王文奐”不同，三人中必有兩人看錯，或者三人都不確。
此外，南宋江少虞《新雕皇朝類苑》也有類似記載，又把“白日依山盡”作者記成“王文渙”。不過，北宋彭乘《墨客揮犀》卷三、北宋李頎《古今詩話》等，也均有類似記載，均把“白日依山盡”作者記成“王之渙”。
通過以上羅列分析，現在我們可以得出初步結論：鸛雀樓“白日依山盡”題詩距離司馬光、沈括抄錄時約300—330年，歲月既久，樓上字跡自然漫漶剝蝕，加上唐人題詩多為行草，若詩歌正文某些字剝蝕不清，倒可以結合詩意和格律得到較準確的推斷，若作者姓名字跡漫漶不清，判斷起來就要困難得多，所以不同的人辨認的結果也就不同，“王之渙”“王之美”“王之奠”“王文奐”“王文渙”這五個名字之中，只能有一個是正確的，參照《文苑英華》《唐詩紀事》等宋代較權威的唐詩文獻，以及查考五個名字作為詩人在唐代文獻中的相關記載，初步推斷應該是“王之渙”正確。
那麼《文苑英華》中所錄“王之渙《登鸛雀樓》”是否也錄自鸛雀樓上題跡呢？今檢《文苑英華》卷三百十二，王之渙此詩緊隨“暢當《登鸛雀樓》”後①。“暢當”實為“暢諸”②，應該是明人弄錯③，暢諸是開元時人，暢當是大曆時人。從《文苑英華》將這兩首《登鸛雀樓》排在一起，而不和王之渙、暢諸（或暢當）的其他詩排在一起，可以推斷，也是錄自鸛雀樓上題詩。
《文苑英華》主編李昉（925—996）看到題詩大約在公元944（本年20歲）—982（本年九月始編《文苑英華》）之間。而據王之渙墓誌，王之渙（688—742）是絳州（今山西絳縣）人，鸛雀樓雖離其家很近，但當時並非特別有名，他登鸛雀樓題詩時間，在其辭官歸鄉“悠遊青山……在家十五年”④之時，據李希泌先生確切考證，在公元727—741之間⑤，距李昉看到題詩相隔220年左右。到司馬光、沈括等看到題詩距離王之渙在鸛雀樓題詩大約300—330年。
有學者質疑：鸛雀樓上王之渙等人題詩到宋代還能否看到墨跡？會不會是宋人補題的？不然為何唐人李翰《河中鸛鵲樓集序》只提到暢諸詩而不提王之渙詩呢？⑥
“鸛雀樓”一名“鸛鵲樓”，在唐代河中府 (今山西永濟市)①，唐·殷堯藩《和趙相公登鸛雀樓》詩自注：“樓在河中府，前瞻中條，下瞰大河”。宋人眼中的鸛雀樓已是名勝，自然受到保護。宋釋文瑩《湘山野錄》載宋真宗曾至河中府登鸛鵲樓。②
據乾隆《蒲州府志》卷三“古蹟·鸛雀樓”載：“唐世諸公猶多題詠，歷宋至金明昌時猶存。……元初樓已就毀。”③明昌是金章宗年號，即公元1190—1196年。金明昌時猶存，被毀是在哪一年呢？鸛雀樓被毀是在金元光元年（1222）即蒙古成吉思汗十七年，本年蒙古木華黎進攻金河中府，金守將侯小叔下令燒燬鸛雀樓和蒲津渡浮橋。《金史·侯小叔傳》載：“夜半坎城以登，焚樓、櫓，火照城中。”④金、元大戰中一場大火，將這座“江北第一名樓”化為灰燼！
那麼，鸛雀樓上王之渙等人題詩到宋代李昉、司馬光、沈括，歷時已220—330年之間，還能否看到墨跡呢？前引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說他到慈恩寺塔抄錄唐人盧宗回題詩事，該題詩已270多年，仍然清晰可辨。再舉一例，長安慈恩寺塔（即大雁塔）唐人題名拓本《慈恩雁塔題名卷》也是由宋人拓下的，今藏中國社科院，收有唐貞元二年（786）到鹹通四年（863）的雁塔題名，較為清晰。該拓本的來歷，宋陳思《寶刻叢編》載《慈恩雁塔唐賢題名十卷序》有詳細記載：
重和戊戌，察讎書東觀，偶與同年柳伯和縱談及此，擊節悵然。明年，伯和出使鹹秦，暇日率同僚登絕頂，始命盡劃斷壁，而所得尤富。皆前此未見者。又俾刊者李知常、知本摹拓，隨其斷缺，不復敢增益一字。⑤
據此可知，雁塔題名拓本是宋徽宗“重和戊戌”之“明年”即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所拓。貞元二年（786）的題名到宣和元年（1119）共333年。既然333年的雁塔題名，仍可清晰辨認，那麼鸛雀樓上王之渙題詩到宋代李昉、司馬光、沈括時在220—330年之間，怎麼就不能辨認呢？
既然宋人仍能辨認，那麼就沒必要補題。況且，如果真是宋人補題，那字跡一定非常清晰，就不會有宋代諸名家從鸛雀樓所錄姓名出現“王之美”“王之渙”“王文奐”“王文渙”“王之奠”的差異。這些所謄錄姓名的差異，不正好從反面說明，鸛雀樓上諸詩的字跡不是宋人補題，而是漫漶剝蝕的唐人舊跡嗎？再者，臆測宋人在文物上公然造假，亦不太恰當。
既然不是宋人補題，那為何唐人李翰《河中鸛鵲樓集序》只提到暢諸詩而不提王之渙詩呢？讓我們先看李翰《河中鸛鵲樓集序》：
後周大冢宰宇文護軍鎮河外之地，築為層樓。遐標碧空，影倒洪流，二百餘載，獨立乎中州。以其佳氣在下，代為勝概，四方雋秀有登者，悠然遠心，如思龍門，若望崑崙。河南尹趙公，受帝新命，宣風三晉，右賢好事，遊人若歸。小子承連帥之眷，列在下客。八月天高，獲登茲樓，乃復俯視舜城，傍窺秦塞。紫氣度關而西入，黃河觸華而東匯，龍據虎視，下臨八州。前輩暢諸，題詩上層，名播前後，山川景象，備於一言。上客有前美原尉宇文邈、前櫟陽郡鄭鯤，文行光達，名重當時。吳興姚系、長樂馮曾、清河崔邠，鴻筆佳什，聲聞遠方。將刷羽青天，追飛太清，相與言詩，以繼暢生之作。命予紀事，書於前軒。①
據李翰此文，鸛鵲樓（鸛雀樓）為後周宇文護始建。“河南尹趙公”即趙惠伯，唐德宗建中二年（781）春，河南尹趙惠伯新調任河中尹②，李翰在其幕下，秋八月奉命登鸛雀樓集會而作此序。序中對於前人鸛雀樓題詩只提到“前輩暢諸”一人，而不及王之渙，何也？
其實在建中二年（781）八月李翰登樓之前，已在鸛雀樓題詩的不止暢諸一人。撇開王之渙不說，李益、耿湋等人亦早已在鸛雀樓題詩了。李益鸛雀樓題詩，宋代沈括等人已抄錄。李益（746—829）是涼州姑臧(今甘肅武威)人，大曆四年(769)進士及第，大曆六年(771)又中“諷諫主文科”，授華州鄭縣主簿。“華州鄭縣”即今陝西渭南市華州區，在華山腳下，離蒲州鸛雀樓僅一河之隔，李益登鸛雀樓必在大曆六年(771) 任鄭縣主簿時。耿湋（736—787），是蒲州（今山西永濟市）人，代宗寶應二年(763)登進士第，雖然鸛雀樓就在其家鄉，但登樓題詩應在其進士及第成名之時，故耿湋《登鸛雀樓》詩當作於寶應二年(763)或稍後。
可見，在李翰登樓前至少有四人題詩鸛雀樓：暢諸、王之渙（或朱斌）、李益、耿湋。而李翰序文只提暢諸一人，蓋因暢諸是“前輩”，且有功名和時望，暢諸在玄宗開元初即登進士第，九年(721)中拔萃科。而王之渙既無功名亦無時望，李益、耿湋又與李翰是同輩人，當時聲望也不大，故皆未提及。如果“白日依山盡”詩是朱斌所題，李翰又為什麼沒有提朱斌呢？其實，序文只需列舉個別榜樣，不必全面記錄，即使到李翰之後鸛雀樓上唐人題詩更多，北宋司馬光專門去抄錄，也只錄二人，沈括也只錄三人。
顏真卿侄子顏防貞元九年（793）所撰《鸛鵲樓記》①，對鸛雀樓題詩應有更詳細的記載，可惜今已不存。中唐高僧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中提到：“故有人云：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②這應該是《文苑英華》之前最早引用王之渙《登鸛雀樓》詩句的，但沒提作者姓名，大概也是因為對王之渙不甚瞭解。
（二）王之渙生平及歷代對此詩歸屬的判斷是“輔證”
首先，從朱斌、朱佐日、王之渙三人生平看，朱斌除了《國秀集》稱其“處士”外，其生平籍貫一無所知，歷代文獻未見任何記載，朱佐日則無論是會稽人還是吳郡人，均離蒲州鸛雀樓甚遠，其墓誌亦未雲其到過蒲州。王之渙的籍貫長期以來被誤作“太原人”（《唐詩紀事》）或“薊門人”（《唐才子傳》），直到上世紀初其墓誌被髮掘出來，才知道他是河中府絳州人，鸛雀樓正在起家附近，加之墓誌載他辭官回鄉“悠遊青山……在家十五年”，所以他登鸛雀樓是必然的。還有，《登鸛雀樓》詩的豪邁風格與墓誌介紹他的個性與詩風“慷慨有大略，倜儻有異才，嘗或歌從軍，吟出塞，皦兮極關山明月之思，蕭兮得易水寒風之聲”亦相合。
其次，從歷代對此詩歸屬的判斷看，王之渙佔有壓倒性優勢。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南宋彭叔夏撰寫的《文苑英華辨證》十卷，專門對《文苑英華》中“字畫魯魚，篇次混淆”③進行辨正，這本“考訂商榷，用功為多”④的書，對《文苑英華》所收王之渙《登鸛雀樓》詩的著作權並沒有提出異議。古人直接討論這一名篇的歸屬問題，表達自己看法的，大概是清代的王士禛，其《池北偶談》卷十七“朱佐日”條中說：
張昶景春《吳中人物誌》雲：“武后嘗吟詩‘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云云。問是誰作，李嶠對曰：‘御史朱佐日詩也。’賜彩百匹。子承慶嘗為昭陵輓詩，入高等，由是父子齊名。”按此詩諸集皆作王之渙，之渙開元間詩人。《紀事》《詩話》亦不載佐日名字，張說不知何據。⑤
王士禛認為“朱佐日說”證據不足。只是王士禛所說的明人張昶的《吳中人物誌》，並非“朱佐日說”的最早記載，而是來自范成大的《吳郡志》。
為全面瞭解歷代學者對“白日依山盡”一詩的態度，茲將歷代重要典籍中對這首詩歸屬的記載情況列表如下：
作者說
記載文獻
備註
朱斌
唐：芮挺章《國秀集》
明：曹學佺《石倉歷代詩選》、鍾惺、譚元春《唐詩歸》
清：彭定求等《全唐詩》（注：一作王之渙詩）
將王之美、王之奠、王文奐、王文渙，皆歸為王之渙
朱佐日
宋：范成大《吳郡志》、王象之《輿地紀勝》、鄭虎臣《吳都文粹》
元：祝誠《蓮堂詩話》
明：李賢《明一統志》、明刻本《蘇州府志》、張昶《吳中人物誌》
清：馮桂芬《蘇州府志》、王初桐《奩史》、趙宏恩《江南通志》
王之渙
宋：李昉《文苑英華》、司馬光《續詩話》、沈括《夢溪筆談》、彭乘《墨客揮犀》、李頎《古今詩話》、計有功《唐詩紀事》、阮閱《詩話總龜》、胡仔《苕溪漁隱叢話》、陳應行《吟窗雜錄》、江少虞《新雕皇朝類苑》、曾慥《類說》、王十朋《東坡詩集註》、洪邁《萬首唐人絕句》、陳起《江湖小集》、謝枋得《千家詩》
明：高棅《唐詩品彙》、胡應麟《詩藪》、唐汝詢《唐詩解》、胡謐《山西通志》、蔣德璟《蔣氏雚經》、李攀龍《古今詩刪》、胡震亨《唐音統籤》、周珽《唐詩選脈會通評林》
清：彭定求等《全唐詩》（注：一作朱斌詩）、陳廷敬《御選唐詩》、徐倬《全唐詩錄》、黃生《唐詩摘抄》、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徐增《而庵說唐詩》、黃叔燦《唐詩箋註》、蘅塘退士《唐詩三百首》、費經虞《雅倫》、潘德輿《養一齋詩話》、錢維誠《摭拾掌故草稿》、王士禛《帶經堂詩話》、《池北偶談》、《唐賢三昧集》、《唐人萬首絕句選》、李瑛《詩法易簡錄》、張英《淵鑑類函》、張玉書《佩文韻府》
從表中可知，歷代支持“朱斌說”的總共三個半典籍，皆是唐詩總集類文獻，再未查到支持“朱斌說”的第四個典籍。
支持“朱佐日說”的總共十家典籍，沒有一部是唐詩總集類文獻，基本上是地誌類文獻，皆源自范成大《吳郡志》，范成大自注引自唐人張著《翰林盛事》，然《翰林盛事》一書早已亡佚，無從查考。
歷代全部詩話類典籍皆支持“王之渙說”，唐詩總集類典籍除了表中這三個半典籍外，亦全部支持“王之渙說”。一般認為，宋人對唐詩的判斷是最值得我們重視的。通過檢索統計發現，宋代文獻中，除了吳地方誌文獻外的全部文獻皆支持“王之渙說”，這一點決不可忽視或小覷。我們知道，清代人多擅長考據，飽學之士甚多，除了《全唐詩》將此詩分屬“王之渙”“朱斌”名下外，其他唐詩總集、詩話、筆記等皆支持“王之渙說”。
總結：通過以上的文獻排比和邏輯論證，首先，可以十分確定的是，“朱佐日說”乃“小說家言”，實不可信。其次，可以確定的是，北宋司馬光、沈括等不同的人從鸛雀樓漫漶不清的題詩中辨認此詩的作者為五個不同名字：“王之渙”“王之美”“王之奠”“王文奐”“王文渙”，有一個共同點是這首詩的作者一定姓“王”，不姓“朱”，再聯繫《國秀集》“張冠李戴”等諸多疑點，所以此詩作者為“朱斌”的說法也可以排除。最後，再結合王之渙墓誌所確認的生平尤其是籍貫，以及歷代文獻尤其是宋代文獻對此詩歸屬的記載，在“王之渙”“王之美”“王之奠”“王文奐”“王文渙”這五個名字中，可以判定“王之渙”是正確的。
至此，“白日依山盡”一詩的著作權真相應該水落石出，當是王之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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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東亞唐詩學文獻整理與研究》（18ZDA248）。
①林貞愛《非王之渙詩》，《社會科學戰線》1982年第4期。
② 陳尚君《補遺六種札記》，見《中國古典文學叢考》第二輯，復旦大學出版社1987年11月版，另見《中華讀書報》2018年09月12日08 版。
③佟培基《全唐詩重出誤收考》，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頁。
④張忠綱編《全唐詩大辭典》（語文出版社2000年版）直接將《登鸛雀樓》改署“朱斌”。
⑤劉學鍇《唐詩選注評鑑》已改詩題為《登樓》，作者署“朱斌”，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版，第172頁。
⑥如史佳《作者質疑》，《學術月刊》1987年第2期；周生春《王之渙作詩辨正》，《浙江大學學報》1993年第2期，等等。
⑦俞鋼、範熒主編《中國歷史懸疑係列 隋唐五代卷》，上海辭書出版2016年版，第160頁。
⑧張軍《作者考略》，《江西社會科學》1987年第5期；李希泌《盛唐詩人王之渙家世與事蹟考》，《晉陽學刊》1988年第8期。
⑨余光中著《余光中集（第七卷）》，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29頁。
⑩參陳伯海、李定廣《唐詩總集纂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7頁。
① 見陳伯海、李定廣《唐詩總集纂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61頁。
② 見陳伯海、李定廣《唐詩總集纂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9頁。
③ 明許學夷《詩源辯體》，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355頁。
④ 民國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卷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935頁。
⑤傅璇琮《國秀集·前記》，傅璇琮、陳尚君、徐俊編《唐人選唐詩新編》，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275頁。
①見《古籍整理與研究》第五輯, 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91頁。另參傅璇琮、陳尚君、徐俊編《唐人選唐詩新編》，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337頁。佟培基《全唐詩重出誤收考》，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0頁。
②見傅璇琮、陳尚君、徐俊編《唐人選唐詩新編》，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352頁。
③見陳伯海、李定廣《唐詩總集纂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9頁。
④見傅璇琮、陳尚君、徐俊編《唐人選唐詩新編》，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275頁。
① 宋計有功著，王仲鏞校箋《唐詩紀事校箋》卷二十，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660頁。
② 宋陳思《寶刻叢編》卷八，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26頁。
③ 傅璇琮《靳能所作王之渙墓誌銘跋》，見其《唐代詩人叢考》，中華書局1980版，第58頁。
④ 宋范成大《吳郡志》，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35頁。
① 周紹良主編《全唐文新編》第2部第3冊，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4669頁。
② 唐李林甫《唐六典》，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45頁。
③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163頁。
①宋王十朋集註《東坡詩集註》卷二十三、卷二十五，四部叢刊景宋本。
②見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78頁。
① 宋沈括撰，胡道靜校注《新校正夢溪筆談》，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63頁。
② 宋沈括撰，胡道靜校注《新校正夢溪筆談》，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56頁。
③ 宋沈括撰，胡道靜校注《新校正夢溪筆談》，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50頁。
④ 宋陳應行輯《吟窗雜録》卷五十“雜題”類，中華書局1997年影印版，第1309頁。
① 明刻本《文苑英華》誤作“張當”，傅增湘《文苑英華校記》引舊抄本作“暢當”，見《文苑英華校記》第四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影印版，第341頁。
② 敦煌寫本有此詩，署名“暢諸”，見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303頁。另參岑仲勉《讀全唐詩札記》，收入其《唐人行第錄（外三種）》，中華書局2004年版。
③ 明刻本《文苑英華》錯訛較多，使用時須結合傅增湘《文苑英華校記》，參陳伯海、李定廣《唐詩總集纂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00頁。
④ 此為墓誌原文，見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第一冊，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447頁。
⑤李希泌《盛唐詩人王之渙家世與事蹟考》，《晉陽學刊》1988年第8期。
⑥《唐才子傳校箋》謂“司馬光《溫公續詩話》、沈括《夢溪筆談》卷九又云鸛雀樓上有之渙、暢諸等詩，然李翰……僅雲樓上有暢諸題詩，不及之渙……是宋時樓上之詩，為後人補題，非唐人原題”，見《唐才子傳校箋》第五冊，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85頁。
①據《新唐書》“方鎮表”及“地理志”，唐開元時仍名蒲州，至德元載（756）始升河中府。
②宋釋文瑩《湘山野錄》捲上：“真宗西祀回蹕，次河中，時長安父老三千人具表詣行在，乞臨幸，且稱‘漢、唐舊都，關河雄固，神祗人民，無不望天光之下臨也’。上意未果，召種司諫放以決之。時種持兄喪於家，既至，真廟攜之登鸛鵲樓，與決雍都之幸。”
③乾隆《蒲州府志》卷三“古蹟•鸛雀樓”，見《中國地方誌集成•山西府縣誌輯》第66冊,鳳凰出版社2005年版。
④元脫脫《金史》卷一百二十二，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2671頁。
⑤宋陳思《寶刻叢編》卷七，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15頁。
① 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七百一十，中華書局1966年影印版，第3665頁。
② 五代劉昫等《舊唐書•德宗紀》：“（建中二年正月丁亥）以河南尹趙惠伯為河中尹，河中、晉、絳、慈、隰等地都防禦觀察使。”
①宋佚名《寶刻類編》卷四，中華書局1985年影印本，第114頁。
②唐釋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卷下，東方出版社2017年版，第123頁。
③④見陳伯海、李定廣《唐詩總集纂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02頁。
⑤清王士禛《池北偶談》，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418頁。
作者簡介
李定廣（1966—），文學博士，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唐宋詩詞。
裘江（1992—），男，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唐宋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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