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閒來無事，便找了馮友蘭先生的《原儒墨》一書來讀。一開始只是想著打發時間，誰知看完之後竟受益匪淺，有茅塞頓開之感。
馮友蘭先生在書中講到了儒墨兩家，在列舉其他文學大家思想的基礎上，又有著自己獨到的見解，條理清晰，有著很強的邏輯思維和思辨意識。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便是書中對儒士與俠士的見解。
從字面上來理解，儒士和俠士都是士的一種，我們在平時也經常提到士。那什麼是“士”呢？按照馮友蘭先生的觀點，士起源於貴族政治崩壞以後，也就是所謂的“官失其守”之時。
貴族政治崩壞以後，社會上便出現了一大批流動分子，這些人自成一個階級。和普通人不同的是，他們不會從事生產勞動，而是以賣其技藝為生，被有錢人家臨時僱用。
而根據出身和技藝的不同，士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儒士，另一類則是俠士。 兩者都是有才能者的通稱，都是某方面的專家。
儒士是指知識禮樂之專家，他們出身於上層社會，所推崇的自然是上層社會原有的制度和道德。儒士多從事相書教禮的工作，後世稱其為文專家或文士。
和儒士不同，俠士則是指打架作戰之專家，他們出身於下層社會，所推崇的自然是下層社會的那一套。俠士多從事打仗的工作，後世稱其為武專家或武士。
說到這裡，就不得不提一下儒士與儒家、俠士與墨家的關係了。我認為，儒士是一種職業，而儒家則是先秦諸子中的一家。儒士以相書教禮為生，而儒家則是在相書教禮的基礎上，推行禮樂制度，並以此為依據，試圖治理天下，即所謂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關於俠士和墨家，馮友蘭先生則認為
墨家出自於俠士之中。墨子所領導的團體，是俠士的團體，而且俠士的生活，都可以在墨子的著作中找到蹤跡。儘管如此，墨家和普通的俠士還不一樣。同樣是幫人打仗，墨家中多是有主意之人。此外，在善戰的基礎上，墨子還講治國平天下之道，不僅要打仗，還要治理攻打下來的國家。對於俠士團體中的義氣和道德，墨子將其系統化、理論化，並試圖將其推廣到天下。
儒士與俠士雖然有著不同之處，但歸根到底，他們都是賣技藝才能的專家，都有著共同的道德追求，那就是“受人之託，忠人之事”了。
我們都知道，儒士與俠士都是為有錢權者臨時僱用，若是無人問津，就像是諸侯失去國家一樣，則會想方設法為自己謀求出路。一旦被人所用，便是盡心盡力，以報答對方的知遇之恩。
我們常說“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對於儒士與俠士來說更是如此。這種道德追求始終貫穿於中國的歷史發展中，一直延續到今天。這種精神經過歷史的打磨，不曾褪色，直至今日還熠熠生輝。
“食君祿，報君恩。”對於儒士和俠士來說，他們是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名，臨大節而不可奪的君子。對於他們來說，所託付的事情一定要盡心竭力地去做好，一定要盡忠，如果不能做到的話，則需要以身殉之。
儒士中的子路，俠士中的孟勝，都用生命踐行了這一道德追求。雖然同樣是以身殉之，不過儒士在這一點上似乎不像俠士那般板執，需要根據當時的情況而定，有些隨機應變的意思。
儒士和俠士，都是當時的一種職業，就如同方士、辯士、法術之士一樣。他們都是以賣其技藝為生，都有著道德追求。這種“受人之託，忠人之事”的精神，在今天看來仍有十分深刻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