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消說宋朝，在整個中華文化史上，如蘇軾者寥若晨星，他造就了文學史上千秋之事業。《宋史》作者稱其文章：“其體渾涵光芒，雄視萬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評價可謂公允。
看蘇氏之學，滿眼繁花滿樹，瓔珞繽紛。悲歡離合，鬱憤慷慨；弔古傷今，超邁千古；看滄海橫流
看慣風月，胸有溝壑
看群星亂渡，可與日月同光，可與天地同壽，可與萬物共休慼。
雖有錦句妙語，給人們帶來感情上的共鳴和愉悅。但是，探究蘇軾的生活態度、人生經歷、思想脈絡，一切並不像他寫詩填詞那樣豪邁光鮮。
蘇軾少時讀《莊子》，感嘆說：“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可見他早年內心已與老莊思想相合，後來氣度多有莊子的超然物外之風，致使蘇軾雖然以儒學為基，但不為更多的儒家所認可，沒有具備儒家匡扶時世化育人間的思想，比不上稍早於他的韓琦、范仲淹等人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高格。
蘇軾在前期尚能議論朝政，指斥弊端，因“烏臺詩案”出獄時，表面上詼諧輕鬆，寫詩曰：“平生文字為我累，此生聲名不厭低。塞上縱歸他日馬，城東不鬥少年雞。”用“塞翁失馬”比自己的入獄出獄，用“少年雞”譏諷當政之人。其實，他此刻心有餘悸，急急如漏網之魚，此後，他明知新法害民，他不再置一言，取明哲保身的態度。
蘇軾的遊戲人生，表現非一。
在太多的時候，蘇軾執迷於花月之下，出入於佛寺道觀之間，沉醉於山水之中。放浪形骸於市井，蜷身息影於舊跡故址。與門人故舊風雅自許，組織麗詞媚句，謔笑聲高。忘卻了民間底事，家國何情。
蘇軾自恃淵博，意態縱橫，語言常凌駕於他人之上。無論是當朝大臣，還是理學大師，無論是耆老舊臣，還是晚學後輩，無論是舊識，還是新交，都可以是他打趣、取笑的對象。
一次，蘇軾去拜訪宰相呂大防，呂正在午睡，蘇軾等得不耐煩。呂大防醒來，蘇軾說有三對眼睛的烏龜。呂大防認為蘇軾識廣，他有可能見過。蘇軾告訴他，這種六眼烏龜午睡，要睡三隻烏龜的覺。
一素不相識的文人攜帶自己寫的詩拜訪蘇軾，聲情並茂的朗讀，請蘇軾評判。
蘇軾說可打“百分”，那人高興異常。蘇軾又說：“誦讀之美七十分，詩句之美三十分。”
蘇軾與和尚佛印之間更無正形。他到寺中找佛印，問開門的小和尚“禿驢何在？”看到河岸上狗在啃骨頭，打趣佛印“狗啃河上（和尚）骨”。
沒有了儒家循規蹈矩的氣息，在當時的正人君子看來，蘇軾破壞了儒家的學風和思想。蘇軾陷入“烏臺詩案”遭人圍攻，有他平時言語不檢點也不無關係。
讀蘇軾詩文，輕靈、飄逸，常有出塵之風，其實，蘇軾還沒有達到超脫生死的境界。
同大多數人一樣，蘇軾內心也是戀生畏死。1079年，蘇軾陷入“烏臺詩案”，他當時正在湖州太守任上。逮捕他的差人趕到湖州府衙，蘇軾沒有了平時的瀟灑、詼諧、幽默，他躲在後堂不敢出來。押解途中，船過太湖、長江，幾欲跳水自殺，因有顧慮沒有跳成。
在京城御史臺獄中，長子蘇邁負責送飯，父子約定，如果那天送魚，說明情況不妙。一天蘇邁因有事委託朋友送飯，給蘇軾送去的是燻魚，可把蘇軾嚇壞了。他給弟弟蘇轍寫下了訣別詩：“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認為自己凶多吉少，和弟弟訂下了來生之約。
蘇軾又是一個酗酒狎妓者。
蘇軾嗜酒，幾乎每飲必醉，醉時常常不省人事。特別是在黃州、惠州期間，隨處喝醉，醉時半路睡倒。“夜飲東坡醉復醒，歸來已經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當時還鬧了很大的誤會，負責監管的黃州地方官，害怕蘇軾從此不見，後來發現他正在柴房呼呼大睡。
“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寫《水調歌頭》的那年中秋，喝酒一直喝到天亮，大醉。
在杭州時，蘇軾經常攜妓出遊，正是在遊西湖時，認識並帶回年僅十三歲的朝雲，後來成了他的第三任夫人。即便在當時，出沒楚館青樓不為太多的人所詬病。
蘇軾還與廚師、裁縫等輩追逐當世人的追捧。
“東坡肘子”、“東坡肉”至今還被人提起。蘇軾發明了一種特別高的帽子，頂上窄而微向前傾，被稱為“子瞻帽”，引領了一時的風尚。蘇軾自己釀酒。自己治病還給別人治病。
如此專注於屑屑瑣事，那還有餘裕謀劃國計民生。
宋仁宗初讀蘇軾兄弟文章，高興地說：“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宋神宗讀蘇軾文章時，“膳進忘食”，稱蘇軾為天下奇才。蘇軾有匡扶天下之才而終不得其位，也不能歸咎於命運使然，也有其自身的原因。
蘇軾的名頭太多，學識駁雜淵深，學儒家又兼收佛、道、法、刑名縱橫之學。《尚書·大禹謨》有：“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是說只有自己一心一意，精誠地秉承執行中正之道，才能治理好國家。
蘇軾一生文光燦爛，但國家養士，不僅僅為了讓你寫幾篇花團錦簇的文字，而是國有需要，而能為王前驅。
蘇軾做地方官時，也有過一些善政，但對於北宋社稷、對於江河日下的北宋朝廷，無異於隔靴搔癢。
可見，蘇軾是詩人，是詞客，而不是為國擔責、扶危定傾的國之干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