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最重要的期望和道德感情，是深信战争是畸形的，尽管可能难以阻止；和平才是人们期望的常态，尽管可能难以获取。这当然不是古往今来人们对战争的看法，恰恰相反，人类史告诉我们：
战争才是常态，和平只是例外。在荷马《伊利亚特》的故事中，精确描写战场上死伤者的身体，是反复出现的故事高潮。战争被视作男人义无反顾的事业，惨重的伤亡也阻吓不了他们，而直视死亡的勇气，才是一种令人赞叹的荣誉。
用文字或图像表现战争，需要一种坚定、无畏的超然态度。达·芬奇指导如何描绘战争时，强调艺术家必须有勇气和想象力去全面展示战争的恐怖：被征服者和失败者要脸色惨白，额头凸起、皱紧，额头上的皮肤要有痛苦的沟纹……上下牙齿分开，就像张口恸哭……让死者局部或完全覆盖着尘土……血要看得见，从尸体蜿蜓滴入尘土。其他挣扎在死亡痛苦中的人，要咬紧牙关，转动眼睛，双拳贴着身体紧握，双腿弯曲。
画家所担心的，并不是给予观者的舒适感，反而是绘出的效果没有让人颤栗：不够具体，不够详尽，不能让人感同身受，没有激发出观者的怜悯。如果“怜悯”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被我们当成对蒙受不幸者的愧疚之情的话，那么怜悯便可引起人们的道德判断。
“怜悯”绝非灾难性不幸事件中，与恐惧共生的，而是似乎被所激发出的恐俱、颤栗稀释了。面对惨烈的画面，人们内心产生的恐惧洪流往往淹没了怜悯。达·芬奇之意是，艺术家的目光必须不带怜悯。图像必须够震慑，而在这恐惧之中，则含有一种具有挑战性的美。
把血迹斑斑的战争风景视作美，以崇高、恐怖或悲剧来表现美，是艺术家笔下的战争画面中常见的。这种理念，应用于摄影，是行不通的：在战争摄影中发现美，未免太冷酷了。但那毁灭的风景，却依然是一种风景。
废墟中也有一种美。如果在“九·一一”袭击之后不久，就认为世贸中心废墟的照片也有“美”，未免太过轻浮和亵赎生命的神圣。人们充其也只是敢说，这些照片是“超现实“的。这是一句胡乱凑合的委婉话语，背后却隐藏着关于“美”这一不光彩的概念。但它们确是“美”的，有很多确实是美的——包括吉勒斯·佩雷斯 。
苏珊·梅塞拉斯和乔尔·迈耶罗维茨这样资深摄影师拍摄的照片，那个变成集体坟墓的地点本身，被冠以“废墟”之名。这地点当然不是“美”的，因为照片往往改造其对象，不管对象是什么。然而，事件被转变为图像，只要不是真实生活中的图像，就有可能是美的——或令人恐惧的，或难以忍受的，或还能忍受的。
改造，是艺术的本质。但是，摄影作为灾难和应受谴责事件的见证，如果它看上去像“美学”的，也即像是艺术的，就会备受抨击。摄影的双重力量，是提供纪录和创造视觉艺术作品，而在摄影师应该或不应该做什么的问题上，已制造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夸张。
近来，最普通的夸张，是把这些力量视为对立面。表现苦难的摄影，不应是“美”的，就像说明文字不应带有道德判断。这种观点认为，一张“美”的照片会分散对其严肃对象的注意力，把注意力转向媒介本身，从而削弱了照片作为纪录的地位。照片含有太多混乱的信息。它大叫：立即停止。但它也惊呼：多么壮观！
就拿第一次世界人战期间拍摄的最慑人的照片之一来说吧：一队因毒气致盲的英军，每个士兵用手搭着前一个士兵的左肩，蹒跚地走向一个换药所。这个场面，仿佛来自某部惨烈的战争电影——金·维多1925年拍摄的《大检阅》，以及G·W·帕布斯特 的《西线战场1918》、刘易斯·迈尔斯通 的《西线无战事》，或霍华德·霍克斯 的《拂晓侦查》（全都摄于1930年）。
战争的照片，往往成为战争题材电影重建战场的灵感，但倒过来，也好像是对电影中的战场的模仿，这种情况已对摄影师的事业造成不利。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在1998年拍摄的《拯救大兵雷恩》中，再造盟军“进攻日”登陆奥马哈海滩的场面，广受好评。他用来确保这真实性的来源，就包括罗伯特·卡帕在登陆期间以巨大的勇气拍摄的照片。
但是，当一张战争照片看上去像是来自电影的硬照时，便显得不真实，尽管其中绝无排练成分。擅长拍摄世界各地悲惨境况的摄影师塞巴斯提奥·萨尔加多 ，一直成为这场针对“不真实之美”新运动的主要抨击目标。尤其是他称为“迁移，转变中的人性”的七年计划，一直遭到持续不断的抨击，谴责他制作的美丽壮观的巨幅照片——因为它们有“电影感”。
不管这种批评多么不公平，萨尔加多的展览和摄影集所突显的这种“人类一家”式的、类似圣洁的辞令，确实伤害了这些照片。
萨尔加多的照片，还因其展示悲惨画面时，往往善于适应商业化环境而遭到严责。但问题在于照片本身，而不在于它们如何展示或在哪里展示：在于照片聚焦于无权无势、生活在底层的人，他们全都被弱化成对苦难命运的万般无奈。
意味深长的是，文字说明中都没有这些人的姓名。然而，照片若不提其对象的姓名，就等于与名人崇拜合流，尽管不是故意的。这种做法，加强了对另一种对立的摄影的贪得无厌的追求：只提名人的姓名，而这等于是把无名者贬为他们的职业、种族和苦难的典型人物。
萨尔加多这些摄于三十九个国家的移民照片，在单一标题下，汇集了一大群困境各不相同的人。把苦难放大，把苦难全球化，也许能刺激人们感到有必要多“关心”，但也会使人们觉得苦难和不幸实在太无边无际，太难以消除，太庞大，根本无法以任何可能的政治干预来改变他们的困境。一个在这样的尺度上构思的题材，只会使关注者的同情心不知所措，而且也逐渐会变得空泛。
但是一切的政治，就像一切的历史，都是具体的。确切地说，任何认真思考历史的人，都不可能也认真地对待政治；同样，认真对待政治的人，也不会认真的反思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