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人最重要的期望和道德感情，是深信戰爭是畸形的，儘管可能難以阻止；和平才是人們期望的常態，儘管可能難以獲取。這當然不是古往今來人們對戰爭的看法，恰恰相反，人類史告訴我們：
戰爭才是常態，和平只是例外。在荷馬《伊利亞特》的故事中，精確描寫戰場上死傷者的身體，是反覆出現的故事高潮。戰爭被視作男人義無反顧的事業，慘重的傷亡也阻嚇不了他們，而直視死亡的勇氣，才是一種令人讚歎的榮譽。
用文字或圖像表現戰爭，需要一種堅定、無畏的超然態度。達·芬奇指導如何描繪戰爭時，強調藝術家必須有勇氣和想象力去全面展示戰爭的恐怖：被征服者和失敗者要臉色慘白，額頭凸起、皺緊，額頭上的皮膚要有痛苦的溝紋……上下牙齒分開，就像張口慟哭……讓死者局部或完全覆蓋著塵土……血要看得見，從屍體蜿蜓滴入塵土。其他掙扎在死亡痛苦中的人，要咬緊牙關，轉動眼睛，雙拳貼著身體緊握，雙腿彎曲。
畫家所擔心的，並不是給予觀者的舒適感，反而是繪出的效果沒有讓人顫慄：不夠具體，不夠詳盡，不能讓人感同身受，沒有激發出觀者的憐憫。如果“憐憫”像亞里士多德所說的那樣，被我們當成對蒙受不幸者的愧疚之情的話，那麼憐憫便可引起人們的道德判斷。
“憐憫”絕非災難性不幸事件中，與恐懼共生的，而是似乎被所激發出的恐俱、顫慄稀釋了。面對慘烈的畫面，人們內心產生的恐懼洪流往往淹沒了憐憫。達·芬奇之意是，藝術家的目光必須不帶憐憫。圖像必須夠震懾，而在這恐懼之中，則含有一種具有挑戰性的美。
把血跡斑斑的戰爭風景視作美，以崇高、恐怖或悲劇來表現美，是藝術家筆下的戰爭畫面中常見的。這種理念，應用於攝影，是行不通的：在戰爭攝影中發現美，未免太冷酷了。但那毀滅的風景，卻依然是一種風景。
廢墟中也有一種美。如果在“九·一一”襲擊之後不久，就認為世貿中心廢墟的照片也有“美”，未免太過輕浮和褻贖生命的神聖。人們充其也只是敢說，這些照片是“超現實“的。這是一句胡亂湊合的委婉話語，背後卻隱藏著關於“美”這一不光彩的概念。但它們確是“美”的，有很多確實是美的——包括吉勒斯·佩雷斯 。
蘇珊·梅塞拉斯和喬爾·邁耶羅維茨這樣資深攝影師拍攝的照片，那個變成集體墳墓的地點本身，被冠以“廢墟”之名。這地點當然不是“美”的，因為照片往往改造其對象，不管對象是什麼。然而，事件被轉變為圖像，只要不是真實生活中的圖像，就有可能是美的——或令人恐懼的，或難以忍受的，或還能忍受的。
改造，是藝術的本質。但是，攝影作為災難和應受譴責事件的見證，如果它看上去像“美學”的，也即像是藝術的，就會備受抨擊。攝影的雙重力量，是提供紀錄和創造視覺藝術作品，而在攝影師應該或不應該做什麼的問題上，已製造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誇張。
近來，最普通的誇張，是把這些力量視為對立面。表現苦難的攝影，不應是“美”的，就像說明文字不應帶有道德判斷。這種觀點認為，一張“美”的照片會分散對其嚴肅對象的注意力，把注意力轉向媒介本身，從而削弱了照片作為紀錄的地位。照片含有太多混亂的信息。它大叫：立即停止。但它也驚呼：多麼壯觀！
就拿第一次世界人戰期間拍攝的最懾人的照片之一來說吧：一隊因毒氣致盲的英軍，每個士兵用手搭著前一個士兵的左肩，蹣跚地走向一個換藥所。這個場面，彷彿來自某部慘烈的戰爭電影——金·維多1925年拍攝的《大檢閱》，以及G·W·帕布斯特 的《西線戰場1918》、劉易斯·邁爾斯通 的《西線無戰事》，或霍華德·霍克斯 的《拂曉偵查》（全都攝於1930年）。
戰爭的照片，往往成為戰爭題材電影重建戰場的靈感，但倒過來，也好像是對電影中的戰場的模仿，這種情況已對攝影師的事業造成不利。斯蒂芬·斯皮爾伯格在1998年拍攝的《拯救大兵雷恩》中，再造盟軍“進攻日”登陸奧馬哈海灘的場面，廣受好評。他用來確保這真實性的來源，就包括羅伯特·卡帕在登陸期間以巨大的勇氣拍攝的照片。
但是，當一張戰爭照片看上去像是來自電影的硬照時，便顯得不真實，儘管其中絕無排練成分。擅長拍攝世界各地悲慘境況的攝影師塞巴斯提奧·薩爾加多 ，一直成為這場針對“不真實之美”新運動的主要抨擊目標。尤其是他稱為“遷移，轉變中的人性”的七年計劃，一直遭到持續不斷的抨擊，譴責他製作的美麗壯觀的巨幅照片——因為它們有“電影感”。
不管這種批評多麼不公平，薩爾加多的展覽和攝影集所突顯的這種“人類一家”式的、類似聖潔的辭令，確實傷害了這些照片。
薩爾加多的照片，還因其展示悲慘畫面時，往往善於適應商業化環境而遭到嚴責。但問題在於照片本身，而不在於它們如何展示或在哪裡展示：在於照片聚焦於無權無勢、生活在底層的人，他們全都被弱化成對苦難命運的萬般無奈。
意味深長的是，文字說明中都沒有這些人的姓名。然而，照片若不提其對象的姓名，就等於與名人崇拜合流，儘管不是故意的。這種做法，加強了對另一種對立的攝影的貪得無厭的追求：只提名人的姓名，而這等於是把無名者貶為他們的職業、種族和苦難的典型人物。
薩爾加多這些攝於三十九個國家的移民照片，在單一標題下，彙集了一大群困境各不相同的人。把苦難放大，把苦難全球化，也許能刺激人們感到有必要多“關心”，但也會使人們覺得苦難和不幸實在太無邊無際，太難以消除，太龐大，根本無法以任何可能的政治干預來改變他們的困境。一個在這樣的尺度上構思的題材，只會使關注者的同情心不知所措，而且也逐漸會變得空泛。
但是一切的政治，就像一切的歷史，都是具體的。確切地說，任何認真思考歷史的人，都不可能也認真地對待政治；同樣，認真對待政治的人，也不會認真的反思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