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9日凌晨3點，正在刷朋友圈的大二學生洛英看到了一則推文，是一個名叫“光援計劃”的公益組織在招募志願者。
推文的開篇介紹了這樣一則新聞：疫情期間，舉國上下的大中小學生延遲開學，都在家中上網課。社交網絡上，人們調侃著老師們“做主播”、旁觀著學生們在新的教學模式下各顯神通地偷懶。
在這看起來一派和諧的苦中作樂裡，河南省鄧州市的初三女生李同學，卻迎來了生命中的至暗時刻。
李同學家境貧困，左腿有殘疾的父親在街上給人補鞋的收入，是家裡唯一的經濟來源，供養著3個孩子和他們的精神病母親。拮据的生活下，父親東拼西湊也只有兩臺手機供姐弟三人輪流使用。
排行老二的李同學夾在高中的姐姐和小升初的弟弟之間，常常在“輪流”中失去上網課的機會，受到老師、同學“逃課”的指責，一氣之下便吞食了母親的精神病藥物試圖自殺。
(2月29日上午，河南省鄧州市一初三女生因沒有手機上網課，將母親治療精神疾病的藥物大量吞下，試圖自殺。圖為女孩送醫救治現場)
洛英感覺非常觸動。關於鄉村學生電子產品、電子教具的匱乏，她之前曾有所耳聞，但並沒有過多關注。在被電子產品包辦的生活裡，沒有電子設備的人們彷彿成了角落裡的盲區不被注意。
凌晨偶然遇到的這則推文，讓洛英覺得，疫情期間，關於網課的種種，被冠以娛樂化狂歡的標籤之時，還有很多沒有被目光觸及到的角落無力參與到這所謂的“狂歡”裡。網課制度，甚至成了一根突如其來的沉重稻草，足以壓垮一個只想按部就班跟上學習節奏的稚嫩肩膀。
幾乎沒什麼猶豫地，洛英填寫了志願者報名表，按下了確認鍵。
方寸之間
讓洛英決定投身志願者行列的“光援計劃”，是一項號召大家通過捐贈閒置電子設備，幫助那些因缺乏設備而無法正常接受網課教育的貧困學生的行動。
發起人何流、陳凱君、左婉和楊拓，是4名普通也獨特的年輕人。他們的全職工作以基金會、公益組織及企業為主，工作學習之餘，也長期關注社會議題。
疫情改變了每個人的日常生活。因為供職公益組織的緣故，陳凱君接觸到了一個援助武漢的學生組織。這個組織由幾個學生夥伴發起，通過朋友圈內的倡導和極強的行動力自發完成對接，在疫情期間向武漢的許多醫院援助了大量的口罩等物資。
這個透明而完善的學生組織給了陳凱君很大的觸動，也促使著這4名好友開始思索自己能在疫情中做點什麼。只是大家分散各處，又距離武漢很遠，運送物資之類的援助難以做到，只是在各大平臺上捐些錢款又顯得太輕飄飄。
圖/受訪者提供
河南鄧州女孩的自殺新聞出現之後，陳凱君在微博上看到一個博主以個體名義募集愛心網友的閒置設備，再聯繫學校分發。她將這則消息發到4人的討論群裡，何流覺得“既然他能做，我們也可以做”。
“發起一項公益行動”的想法一拍即合。
即便平日裡大家的全職工作常與公益相關，真正開始實施的時候，才發現一切都是新的，要摸著石頭過河。
“有任何一個人覺得有過往的經驗，這次變得容易嗎？”聽到其他三人一致的否定答案，何流苦笑。過往經驗帶來的更多是框架上的模糊指導。這一次，怎麼去發物流、怎麼找學校、怎麼跟校長聊、怎麼做宣傳、怎麼找合作……一切都是新的。
4名好友的發起團隊內部，也有了非常多激烈爭吵的時刻。一個憑著熱血建立起來的初創公益組織，到底是收集個人捐贈還是企業捐贈？捐給誰？是捐給學校還是捐給個人？要做短期的疫情期間網課的輔助，還是做建立電子教具庫、彌補數字鴻溝的長期工作？
圖/受訪者提供
困難和問號層出不窮，但無論如何，沒有人放棄過想要繼續做下去的心。爭論了幾個晚上之後，4個發起人達成共識，“紙上談兵是不太可能有好的結果的”，網課存續期間，鄉村學生對電子設備的需求是燃眉之急，也等不到一切都準備就緒。
“還不如先把‘光援計劃’推出去，招募一些志願者，大家一起來思考，一步一步推進。”9日凌晨，“光援計劃”微信公眾號發出了第一篇募集閒置電子設備的推文。
在這篇項目啟動倡議裡，“光援計劃”說明了其作為協調者和“橋樑”的捐贈處理方式：“我們會尋找需求方與捐贈方，核實雙方信息，追蹤捐贈物落地情況。但我們並不直接經手，通過線上檢驗合格的捐贈物資將由捐贈方直接寄給需求方，不會經過我們。”
同時，也提出了對項目的短期與長期兩個目標設想：“除了短期內號召社會公眾捐贈閒置電子設備以外，我們也將協助目標學校建立長期的電子教具庫，物盡其用，在疫情過後仍能持續支持學校課堂教學。”
圖/受訪者提供
發起人左婉一直記得自己2016年去雲南支教時看到的場景，“一個小學、一共4個年級，只有一臺電腦”。
彼時的捉襟見肘與今日疫情中網課帶來的窘迫和痛苦相映照。疫情只是一個放大鏡，將原本的資源不均和數字鴻溝更鮮明地呈現在人們眼前。
天涯萬里
3月10日，經過簡單的篩選與溝通，洛英正式成為“光援計劃”的一名志願者。
開始進行志願工作後她發現，令她深受觸動的河南女孩並不是個例。在“光援計劃”對數字鴻溝的資料研究中，大家也發現了更多沒被注意到的困窘：北京兄弟倆劉陳鑫浩、劉陳鑫源因為爸爸復工帶走了唯一的智能手機而無法繼續上課；湖北省十堰市竹山縣輕土坪村的孩子結伴爬到信號稍強的山頂，多人共用設備維持著學習的繼續；雲南山區一所小學的校長反映，一些班級有一半的學生不能上網課，因為他們整個家庭甚至都沒有一部設備……
缺口猙獰顯現，洛英反而覺得有些心安了。在她看來，“光援計劃”關注的公益範疇特殊而專注，雖然時有“要快點，來不及了”的焦灼，但每每完成手頭的任務，總會有“進一寸”的踏實感。
因村子所在地位於山底，網絡信號不佳，湖北省十堰市竹山縣輕土坪村的孩子們結伴爬到山上“找網上課”
項目開始之後，更多的志願者也加入進來。學習藝術設計的志願者Sherry為“光援計劃”設計了用於宣傳的標識logo，“想要突出‘光’的元素，是很多發光的點，彙集後再發散的過程”。
太多的合作者願意成為這發散的點，在這場試圖填平數字鴻溝的行動中以自己的方式給予“光”。
最先提供幫助的是曾和發起人何流同在牛津大學讀書的學姐Luona。作為全球傑出青年社區·上海楊浦社區的一員，Luona是最先響應、捐贈設備的個人捐贈者，也在“光援計劃”的設計初期提供了諸多經驗的幫助，以合作伙伴的方式輔助宣傳、擴大影響。
何流把“光援計劃”的推文轉到自己的校友群裡，在一線諮詢公司麥肯錫工作的學姐家齡很熱心，作為企業捐贈方，麥肯錫決定清點一些電子設備準備捐贈。
一家諮詢公司擁有的閒置電子設備著實有限。家齡與麥肯錫全球資深董事合夥人李廣宇、諮詢顧問欒昕宜等夥伴商議，是否可以以麥肯錫獨有的諮詢技能，為“光援計劃”這樣的草根初創公益項目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圖/受訪者提供
這場捐贈之外的合作讓“光援計劃”團隊收穫頗豐。
麥肯錫提供的諮詢服務開啟於“光援計劃”啟動一週之後，恰好是最“兵荒馬亂”的時刻，“相當於我們一直在跑，跑了整整一週，在大喘氣兒，來一個問題解決一個問題，來一個困難解決一個困難，但是一直都沒有時間去靜下來思考，屬於我們長期發展的系統性框架在哪裡？”
麥肯錫的“頭腦風暴”為他們提出了一個“核心假設”：“光援計劃”到底希望這些捐贈的電子設備在鄉村教育中扮演怎樣的角色？
“光援計劃”的答案是，想解決眼前的困厄，更想去填補久積的溝壑。
在這樣的“核心假設”下，“光援計劃”對原有的“個人+企業”捐贈渠道計劃進行了拓展，加入了與國內高校的對接，並將現有的資源重新分配，聚焦到可持續的重點渠道上。捐了設備和頭腦的麥肯錫，給了“光援計劃”一份緩衝的幫助，從疾馳的奔跑狀態中停下來，思考“要去哪裡”。
圖/受訪者提供
3月29日，“光援計劃”對接學校的第一批捐贈即將落地。這一批作為試點的兩所學校，“光援計劃”選擇了四川涼山州民族中學和布拖中學，捐給急需設備的高三學生。
Luona也在3月23日寄走了自己捐贈的設備。經過匹配，她的閒置電子產品將到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繼續發揮餘熱。她在寄出的設備裡藏了“小心思”，附上了一張寫了詩句的便籤紙：方寸之間，天涯萬里。
“我覺得我們把閒置設備寄給他們，距離就很遙遠了，是‘天涯萬里’。但是有了設備，就可以在‘方寸之間’觸及到更廣闊的世界。”Luona很期待。
Learning by doing
無論是正在摸著石頭過河的“光援計劃”，還是第一次嘗試此類合作的企業麥肯錫，都是在“邊做邊學”的階段。
和一個草根、初創的公益組織合作，能為麥肯錫這樣的公司帶來什麼？麥肯錫全球資深董事合夥人李廣宇的答案是，能夠更關注到公益中的“人”。
關注到“人”，尤其是“網線”另一端的捐贈者，也是發起人何流在整理捐贈時收穫的意外感受。“從前其實不太理解捐贈人，只是會在後臺看到說一個人填了一個表，他有一個iPhone或者華為，他要捐，我們來匹配。”
第一期捐贈落地後，項目組和這些捐贈人之間有了更多的溝通和反饋。有一位捐贈人專門發了一條長長的朋友圈，包含了從設備照片、捐贈溝通再到收穫反饋的整個過程，說要專門謝謝這些為了捐贈和匹配忙碌的志願者們，期待這些設備能夠發揮出價值。
還有一位捐贈人，在他捐給高三學生的設備包裹裡，專門寫了整整兩頁“高三寄語”，是“未來很長，要好好學習、好好努力，美好的大學在等著你們”這樣樸實的祝福與期待。
圖/受訪者提供
看著這些，何流忽然意識到，自己面對的不是一大堆設備，而是一群活生生的人，和許多雙殷切的眼睛。他們其實有著很多的預期、很大的期待，希望通過“光援計劃”把這些原本閒置在桌上的設備帶到需要它們的地方，給匱乏的孩子們帶來希望。
“我們這個項目，彷彿就變成了一個‘小事業’。有這麼多人的寄託，我們不能讓他們失望。”
負責需求組的發起人楊拓也在與學校的對接中收穫了對公益本身更為生動的理解。因為常年在海外求學，楊拓對國內教育、扶貧現狀的印象比較模糊，不太清楚學生的具體需求。
他對接到的是一位在四川藏區工作的志願者。這位志願者向楊拓簡單描述了情況之後，又發來一些照片，是當地老師在微信群裡佈置和批改作業的情況。
當地學生沒有電子設備集中上網課，家中也常常只有家長的一臺手機。老師在群裡請家長拍攝學生的作業照片上傳，再給每張照片很認真地加上批改，最後再發回群裡，挨個說明：“某某媽媽/爸爸，某某的數學作業計算方法可以這樣，語文這個地方還要改一改……”
圖/受訪者提供
看著這些照片，楊拓很受觸動。“之前可能覺得，即使是有需求，也還不至於說批作業都是要靠老師以這樣比較原始的方式：照片批改、和家長挨個溝通、再由家長轉達給學生。”他意識到，在更多的地方，在網絡教育的“光”還照不到的更多角落，還有太多沒被看到的需求。
疫情戰場到了後半段，許多地方開始有復學的消息了。為了解決疫情期間網課設備困境的“光援計劃”，也常常會產生“是不是來不及了”的緊迫感。
“每天看到新聞，這個地方要復學了，那個地方要復學了，我都覺得頭上好像有個警鈴在敲：快開學了！快跑！趕快做！”左婉說。
疫情期間，電子設備可解燃眉之急，也是一種剛需。緊迫感帶來的鞭策自然存在，但大家還是覺得最重要的是“把這件事從0到1先做起來”。
“疫情是一個窗口期，能夠引起大家對數字鴻溝、鄉村電子設備匱乏這一問題的關注。”疫情結束，並不意味著設備“過期了”，更不是數字鴻溝就此消失了。
圖/受訪者提供
當“疫情”的放大鏡褪去的那一刻，一顆持久關注的心才能真正促成數字鴻溝的彌合。“所以我們也一直在想怎麼跟公益教育組織、學校合作，運營這些電子設備。”誠然，疫情是重要的階段，但“真正決定這個項目成功與否的標準，不僅僅在於疫情期間讓多少學生使用到了設備，而更在於長期有多少學生通過這些設備提高了教育質量”。
在第一期捐贈落地的這一週，“光援計劃”也在覆盤經驗，對團隊管理有了更多想法。他們成立了新的志願組—研究組。這個全新的架構目前吸納了12位志願者，希望通過對鄉村電子化教育現狀的探究，尋求更合適“光援計劃”長期模式的路徑，讓這些愛心設備在疫情遠去的平凡歲月裡，帶來更好的教育價值。
解“燃眉之急”和謀“長久發展”是不同的終點，這個年輕的公益組織，還有許多的關口要一一克服。但此刻最重要的，是盡力彌合數字鴻溝的嘗試已然啟程。
圖/受訪者提供
發起人何流在自己的公眾號中寫：“記得上個月，有個朋友問我，‘Leo, where's the hope in the world？’我半打岔、半認真地回覆，‘in you and me,of course。’”
“有這麼多熱心人，微光聚成亮光，世界不會垮。”
作者 | 南風窗記者 尤丹娜
排版 | STAN
圖片 | 部分來源於網絡
南風窗新媒體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