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籍傳入日本，據《古事記》載最早是在第15代天皇應神天皇時期，由王仁經百濟傳入《論語》、《千字文》。前者是儒學的教典，後者是有關漢詩語言及表記的辭書，兩書不僅對日本的漢詩文產生過積極的影響，而且對日本文明意識的形成也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一、儒佛文明的傳入使日本漢文學受到觸發
據《日本書紀》載當時聖德太子已"向高麗僧惠慈習內教，向博士覺哿學外典 "。他努力開展日本漢文的工作，完成了《伊予溫泉碑》和《十七條憲法》。《伊予溫泉碑》原碑文現已失落，據《釋日本紀》記載，此碑是推古四年即596年聖德太子游溫泉所記，引用了後漢張衡的《溫泉賦》和魏朝曹植的《七步詩》，而且用對句表現，部分還用了四六體，基本上受我國六朝文章的影響。其中開首一句"日月照於上而不私，萬機所以妙應;神井出於下而不給，百姓所以潛扇"，反映了其具有儒教教化的初步意識。
這種接受儒學思想的影響，在《十七條憲法》中表現的就更加明顯，第一條"以和為貴"和第二條"篤信三寶"的要旨都分別體現儒、佛二教的基本精神，相反十七條都沒有觸及本土的固有神道思想。可以說，聖德太子最先通過漢文學接受了儒佛的思想體系，學習並推進中國的中央集中權利的建制。645年的大化革新就是以儒學思想作為其政治理論的基礎，它對於決定其後日本古代漢文學的發展方向更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
二、奈良時代儒學思想的滲透更為強烈
8世紀的奈良時代，第一次以明確的文學意識編撰的日本現存最早的漢詩集《懷風藻》，也留下了我國六朝詩所含"述志"、"言志"的儒教文學思想的印記。其序文強調撰集的目的，是"恢開帝業，弘闡皇猷，道格乾坤，功光宇宙"。
撰集從儒學的立場出發，主張"調風化俗"，"潤德光身"，將仁智尤其是仁作為其文學的根本思想;其次，貫穿佛、道調和的對立思想，形成生的享樂態度和靜觀性格。尤其是儒學的思想的滲透更為強烈，在編撰的漢詩中，大部分是五言詩，以敘事及言志詩居多，即使是自然詩，也模仿唐詩多從概念性出發。幾乎沒有和歌那種言情的抒情詩。
舉兩例來說。一例是，作為最古的日本漢詩、大友皇子的兩首五言詩，一"侍宴詩"曰:"皇明光日月，帝德載天地。三才並泰昌，萬國表臣義"，以皇明、帝德、三才來歌頌天皇的聖德;另一"述懷詩"曰:"道德承天訓，鹽梅寄真宰。羞監撫無術，安能臨四海"，以承天教而從人道、行政治來宣揚教戒之途，讚頌了信奉儒學的為政者的立場，就反映了儒學的王道思想傾向。
另一例是，多益須詠兩首題為《春日應詔》的"應詔詩"，一曰:"望山廣知趣，臨水敦人懷"，一曰:"喜若暇聽覽，仁智寓山川"，更是效仿《論語》的"智者樂水，仁者樂山"的精神，以儒學的思想來歌頌天皇的仁智恩德。與此同時，僧侶詩則多以詠佛教世界為主題。它誕生於總和歌集《萬葉集》問世之先，而且是作為宮廷文學出現，對和歌產生一定的影響，僅此足以證明早在奈良時代，漢詩已作為日本文學所佔據的歷史地位。
三、平安時代對儒佛思想起了規範作用
在9世紀平安時代初期，嵯峨天皇即位，他熱心引進中國文化，獎勵漢文學創作，此時出現三大漢詩文集《凌雲集》、《文華秀麗集》、《經國集》，而且前兩部是嵯峨天皇親自敕令編纂。以此為契機，迎來了其後漢文學的全盛期。從這種意義上說，大大地推動了文學上的"漢風"風潮。某些日本文學史家稱為"國風黑暗時代"，可見當時漢風佔據了主導的地位。
這些詩文集的特點，一是以大陸儒佛道的教化、感化和經世的思想作為根基;二是以七言詩居多，二十行以上的長詩也不少，突破了日本短型詩的模式。據《日本後記》載，嵯峨天皇敕令撰集時就指出:"經國治家以文為善，立身揚名以學為尚。"
這成為平安時代漢文學的指導思想。更值得注目的是，這三部漢詩文集都是敕撰集，而且比醍醐天皇敕令編撰的純日本式歌集《古今和歌集》早了近一個世紀，這一方面反映當時皇室對漢詩文的極大關心，另一方面其敕撰的指導思想，對這個時代的日本文學起著重要的規範作用。
《凌雲集》是小野岑守奉敕令編撰的，半數是七言詩，反映了當時學習唐詩長句的一斑。編撰者在序文開首就引用了魏文帝的"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也就是從為政者的立場出發，強調了文章——這裡是指漢詩文以及廣泛意義上的文藝——的"經國"的政治作用和教化的功利作用;同時用了很大的篇幅稱讚嵯峨天皇的仁愛和文才。
由藤原冬嗣奉敕令編撰的《文華秀麗集》，共3卷，主題分遊覽、宴集、餞別、贈答、詠史、述懷、豔情、樂府、梵門、哀傷、雜詠等，"經國"的文藝思想沒有《凌雲集》那麼濃烈。但值得注意的是，《凌雲集》沒有收入僧侶詩，而《文華秀麗集》則收入空海在內的僧侶詩，讚頌僧侶的德望、祈願輪迴等，作為梵門的主題更是滲透著濃重的佛教思想。可以說，"梵門"類詩實際上就是佛教詩。
作為第三部奉淳和天皇之命，由良岑安世等編撰的漢詩文集《經國集》，集名取自上述魏文帝的"文章者經國之大業"句，而且序中強調了"經國而無窮"，指出:"天肇書契，奎主文章。古有采詩之官，王者以知得失。故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敘，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此外還收入許多空海的佛教詩。這明顯地表現出其編撰的文藝指導思想。
在短時期內敕撰三大漢詩文集，可以看出在當時律令政治體制下，漢詩文之所以興盛，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為政者從漢文學，尤其是從儒學的功利主義出發。也就是說，文藝的政治優先成為一種價值的判斷，以利"經國治世"之大業。實際上也如此，三集的儒學思想比佛教思想濃烈得多。
繼三集之後，空海的《三教指歸》，其意義在於它能分別研究並歸納時代的、具有代表性的所有思想體系，探求其相互的關係，企圖在整個不同的思想體系中給予一種秩序的精神。這種精神是於9世紀初葉第一次在日本出現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暗示了我們土著世界觀的裂縫。由此，日本思想第一次在世界觀的結構水平上同佛教邂逅了。"它的形式兼具戲劇和小說的因素，而且運用中國六朝的四六駢儷體，通過藝術的表現，來表述哲學的理念，所以在日本文學史上被稱為"日本最古的戲曲"或"日本最古的小說"。還有空海的漢詩文集《性靈集》，主要是佛教詩，自不用說是詠佛教的事，而其他的詩和散文詩也都委婉地表現了佛教的思想。
9世紀末由於菅原道真的漢詩文集《菅家文草》、《菅家後集》的問世，繼嵯峨天皇之後，掀起了第二次的漢文學高潮。菅原道真是漢學、儒學世家出身，有較高的漢文學素養，他的漢詩文的主題，首先是描寫庶民的艱苦生活;其次是揭示宮廷的國政弊端，還慨嘆"國家恩未報，溝壑恐先填"；再次是描述自己的被貶生涯，反映自己的人生態度;最後是吐露久病衰老又失意所生的佛心，抒發"此賊逃無處，觀音念一回"的心境。這兩部漢詩集共550餘首，其表現的主題，也是強調了佛儒的感化作用。
比如他在《菅家文草》中所說"文辭甚美，義理皆通者，所謂上上也"，就是強調優秀的漢詩文不僅需要詞美，而且更要重視通達義理。道真還強調了"賦古詩之流，詩蓋志之所之。各獻一篇，具言汝志"，從理論上來說，道真是將詩賦的表現原則，與儒教的經世的文藝觀結合來思考的。
總結：
由此可見，日本的漢詩文家，他們的文藝思想無疑是以儒教的經世思想作為根底的，但在感情上卻沒有將漢詩與和歌的文藝觀對立起來，相反積極發現和歌的優點，將和歌纖細的感受性的表現引進漢詩，增添了平安時代文學尤其是和歌的優美的抒情性。不僅大大地擴大了漢詩優美的抒情世界，而且邁出了漢詩走向日本化的第一步。
參考文獻：
《日本文學史序說》
《釋日本紀》
《性靈集》
